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湯敏

　　中國的大學擴招是中國教育發展的又一個里程碑，它跟改革開放后當年恢復高考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如同所有的重大改革措施一樣，擴招的過程中有很多問題，但是我還是堅持認為利大于弊，方向沒錯，它的重要性和戰略意義越可以顯現出來。

　　我是1977年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大學生，我們這批人是恢復高考的最大受益者。我考入武漢大學數學系。畢業后在武大任教兩年，又到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攻讀經濟學博士學位，后來加入亞洲開發銀行工作。

　　提出高考擴招建議的背景

　　我一直在經濟領域工作，在亞洲開發銀行的工作主要負責就經濟政策給各國家政府出招。當時的背景是1997年開始的亞洲金融危機，我所在的亞洲開發銀行總部處于金融危機風暴核心的菲律賓。亞洲開發銀行又是全世界拯救亞洲金融危機的核心組織之一。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都拿出大量的錢來救助金融危機。那是亞洲有史以來第一次在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下突然遭遇的一次大危機，形勢非常嚴峻。我們身在其間協調各國政府處理危機，所以對危機的感受非常深刻。

　　金融危機于1997年下半年開始，1998年愈演愈烈。適逢我到國內出差，感到中國雖然不是亞洲金融危機的重災區，但是受到的影響卻很大。很多人預測中國就是下一步被波及的對象，最大的問題會出在中國。我們也在考慮中國怎么樣才能防止出現像其他國家那樣的危機，怎么樣走出這個危機。

　　當時國家的反危機措施有數條。加快基礎設施建設，擴大內需，保證8%的經濟增長率是核心的幾條。擴大內需的政策中包括房地產改革，鼓勵大家買房子，鼓勵大家買汽車，買冰箱等等。在當時經濟一片簫條、風聲鶴唳的情況下，老百姓捏著錢全都不敢動。

　　通過我們對國內情況的了解，覺得這種經濟刺激措施在那種情況下很難奏效，而唯一有可能起效的就是教育，因為即使在困難的情況下所有的家長還是愿意把錢花在教育上，這和現在大家爭買學區房是一個道理。因為教育不僅是消費，它實際上也是一個投資，是為你的下一代、為你的孩子，為你的家庭，也是為國家的未來在投資。大家愿意花錢，因為這是有回報的。所以我們就從如何通過刺激消費來幫助國家走出亞洲金融危機的角度，提出了擴招的建議，不僅是刺激消費，而且是讓老百姓把錢花在他們覺得有意義的事情上。

　　為何中國大學應該擴招？

　　我們提出擴招這個建議，涉及幾個問題。

　　1、中國當時的大學生是多還是少？

　　世界銀行有個統計數據叫“適齡青年入學率”，就是全世界18歲到22歲的適齡青年的大學入學率。90年代中期中國是2.4%，加上成人高考是4%；對比之下，韓國 51%；臺灣省39%；香港20%；印度8%；印尼10%；泰國19%。當年，韓國、臺灣省、香港的經濟體量都是我們的若干倍，收入比我們高，已經屬于發達地區，不好做比較。但是，印度人均GDP不到中國一半，印尼比我們還低，泰國和我們差不多，為何他們的大學入學率也是我們的好幾倍？是因為咱們孩子笨嗎？是我們市場接受不了這么多大學生嗎？我們認為都不是。

　　2、大學是精英教育還是普及教育？

　　計劃經濟時代，我們的大學教育一直效仿前蘇聯的精英教育模式。精英教育就是把受教育的機會給少數精英，讓他們免費上學等等。國家的財力有限，所以只能有很少學生能上大學。那么怎么樣做到擴招？就應該收一定的學費，擴大高校規模。大學收一定的學費合不合理？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上大學是要收學費的，而義務教育，即小學中學不收費。這是為什么？從公平的角度來看，因為義務教育是普及教育，是全體人民都享受的，國家應該承擔的責任。可是，在當時的中國，情況恰恰相反。小學中學一直要交學雜費，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也是如此，進了大學反而不用交學費或交很少的費了。（注：1989年之后大學開始收很少的一部分學費）。那時候，我們77級上大學非但不收費，國家還給發生活費，這其實是扭曲的。這也就解釋了為什么我們的適齡青年入學率只有4%，遠低于別的國家。我們建議改變這種狀況，通過收取一部分大學學費擴大招生。對于很多貧困家庭來說肯定會有困難。我們建議要大力推動助學貸款。全世界上大學都是有助學貸款的，當時澳大利亞80%的學生都是拿貸款上學的，美國是至少30%以上的學生拿助學貸款上學。而我們國家很少有助學貸款。這就要靠國家政策來推動。比較遺憾地是，好幾年后助學貸款的體系才建立起來。

　　3、師生比

　　當時我們的建議是三年擴招一倍，可是大學沒有能力接收也不行。我們查了當時的師生比數據（一個老師教多少學生），按照世界銀行的數字，中國一個高校老師教7個學生，是7比1。韓國是33比1，臺灣省是21：1。即使歐美發達國家，也是15到20比1。中國經濟發展處于全球較低的水平，為什么我們老師不能多教一點學生。我們認為，師資是沒有問題的。

　　在短期內擴招唯一的短板就是大學校舍、圖書館、實驗室不足。當時國家經濟簫條，整個建筑產業一片蕭條，只要有資金投入，在一兩年內建一些校舍是沒有問題的。短期內還可以采取城市學生走讀的方式。當年我們上大學的時候，也有一部分學生是走讀的。

　　建議批準的過程

　　當時，我們還在國外，把建議書通過特定的渠道送到相關的領導手里。至于怎么送上去誰批的，我們并不清楚。直到后來國內的朋友告訴我，你的建議被采納了。我們是1998年10月提出的建議，1999年6月經過一段時間準備后國家宣布啟動擴招。當年就擴招了47%。媒體上把我們說成是擴招之父，我們覺得不合適。擴招的功勞應該屬于當時的決策者，他們當時的確面對了很大的壓力，尤其是在教育界的反對聲音很大，但是他們從國家的大局考慮，當斷就斷，該出手時就出手。擴招的功勞也應該屬于各個大學的校長、老師，是他們克服了種種困難，在國家需要的時候很好地完成了擴招的任務。這也是我們常說的，中國體制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有趣的是，我在亞行的同事聽說了這個故事，也向他的國家政府提出了擴招的建議，結果石沉大海，沒有效果。

　　1990年我國教育部門已經有規劃，配合社會經濟發展，高等教育逐漸從精英教育轉向大眾化。1996年《全國教育事業九五計劃和2010年發展規劃》就提出2010年高教發展目標：在校生增加到950萬，毛入學率達到11%左右。隨后的兩年，擴大高校招生規模的呼聲逐步升高，當時的教育部相關部門也就擴招問題進行過不同形式的研討，并開始加快招生計劃增長節奏。對于擴招，在當時已經有一些共識，核心焦點是擴大多少與速度的問題。當時教育領域一個主流聲音是希望多給一些時間，以做好準備，節奏上也更和緩一些。

　　現在很多反對擴招政策的人認為，擴招可能是必要的，但當時實施起來太倉促，應該準備好了以后再擴招。要知道，擴招并不是在歌舞升平的背景下沒事找事的措施，而是國家在面臨危難的情況，誰也不知道危機會如何發展的特殊情況下采取的特殊措施。

　　回過頭來看，當時我們那個報告之所以引起注意，最關鍵一點其實還不完全是刺激經濟，而是當時我們提出擴招可以部分解決下崗工人的就業壓力。1998年正是國企改革帶來大規模工人下崗的時候，當時估計全國有1500萬下崗工人。如果這些年輕人不進大學，他們就會直接跟下崗工人競爭，市場就業是有限的，在很多領域內下崗工人競爭不過年輕人。我們當時算了一筆賬，如果三年擴招一倍，擴招的學生要在學校呆四年，等于是讓三分之一的下崗工人有了工作或者至少沒有被年輕人搶走工作機會。我們當時判斷，國企改革是階段性的，有了這幾年的緩沖，下崗的壓力會小一點。事實上，2001年后，下崗的高潮就過去了。

　　反對擴招的人特別反感用擴招來刺激經濟。很有趣的是他們舉的一個理由就是，老百姓交了學費就會減少消費，就不買冰箱了，擴招根本刺激不了經濟。記得當時我們還寫了文章反駁。不能因為冰箱賣不出去就不讓孩子上大學。老百姓愿意拿買冰箱的錢去交學費，恰好是他們認為上大學比買冰箱重要。就教育論教育，是對國家宏觀政策，特別是危機時期的政府政策理解不夠全面。社會穩定的問題，就業問題，經濟增長問題，是政府政策優先要考慮的問題。這些可能都不是教育圈的人關心的，但政府必須要關注這些問題。

　　是否后悔當年的提議？

　　過去18年來，高考大擴招政策的直接結果是，中國的高等教育從計劃經濟時代只有少數人能上大學的精英教育轉向多數人能上大學的大眾教育，未來十多年后還要進入普及教育（以大學入學率接近50%為指標）。回過頭來看，對當時提出的擴招建議，我沒有后悔，反而驕傲。我不是為我自己感到驕傲，而是為當年的決策者與高校擴招的執行者們感到驕傲。

　　互聯網+教育是湯敏近年關心的話題。

　　首先，擴招為我們民族多儲備了好幾千萬大學生。如果沒有擴招，可能至少三千萬人（注：目前每年招收700萬大學生，是大擴招前的近7倍）上不了大學。現在我們講“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我們過去十多年來經濟快速增長，經濟體量達到世界第二，形成了我們今天在世界上的競爭力，我覺得我國人才素質的整體提高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現在人類正進入一個以人工智能、新能源、新科技大發展的時代，世界在未來二三十年里面要發生前所未有的巨變。哪個國家人才儲備得好，哪個國家跟得上這種新的變化，哪個國家就會先上去，否則就會被淘汰。在關鍵時期擴招為我們儲備了這么一大批人才，這是最重要的。當然，任何的改革都有利有弊，從教育微觀角度來說，擴招產生了很多問題。但是從戰略上看，擴招遠遠是利大于弊的。

　　第二，反對擴招的人往往會用當前的大學生就業難來非難擴招。擴招后，從1998年每年招生100萬，增加到今天的700多萬。任取一個大學生來看，今天的大學生就業會比擴招前難。但是，要知道，今天的大眾教育下大學生跟精英教育下的大學生已經不是一個概念。比如說，今天僅985和211的優秀大學每年畢業就近100萬。今天他們就業會比擴招前一個一般大學的大學生就業更難嗎？擴招并沒有擴出人來，如果不擴招，剩下的600萬大學生中學畢業就得去打工，如不上大學，他們找工作不會更難嗎，他們拿得工資不會更低嗎？ 根據大學生就業比較權威的麥可斯公司的調查數據，我們現在大學畢業生就業率大概在92%左右。在剩下8%沒有就業的人里面，其中一半還繼續在找工作，還有三分之一是準備考研、考公務員、考出國，真正沒有出路的大概不到2%，成為“啃老族”。這已經是全世界大學生就業率最高的了。

　　第三，反對擴招的另一個理由是擴招大大地降低了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對這一問題，我也有不同的看法。沒有數量，就沒有質量。不能拿精英教育與大眾教育的質量進行簡單對比。首先，擴招后僅985和211大學就招一百萬大學生。你認為現在的211和985大學的水平還不如擴招前包括大專在內的一般大學的平均水平嗎？ 再者，2000年中國有1041所院校，2016年大概有2561所高校數量增加1倍以上。這些新增的學校大多數是從過去比較好的中專升格上來的。除非你認為這些新增的高等院校現在的教學與科研水平還不如當年中專的水平，否則你就不得不承認，擴招后我國總體的高等教育水平是提高了。換個角度看，如果你認為擴招后高校的水平下降了，按這個邏輯，如果我國高校縮招，比如說，全國就只準北大清華招生，其他的大學全部關門，我國的高教水平就會大大提高。這一邏輯不是很可笑嗎？

　　關于擴招，有何遺憾之處？

　　任何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擴招也存在很多問題，從總結經驗的角度，也不應該忽略。

　　第一，當時還是對高學費對貧困家庭的沖擊估計不足。助學貸款當時拖了好幾年。國家政策對銀行業的利益訴求沒有給予足夠關注，造成銀行對助學貸款不感興趣，能拖就拖。助學貸款肯定會出新壞帳，全世界都是這樣。但這些壞賬國家要擔一部分，不能讓銀行都背下來。國際上對大學貸款壞賬的處理有很多值得借鑒的經驗。如果我們把助學貸款做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會減少擴招對貧困家庭的壓力。

　　第二，關于如何來保證教育的質量。當時我們提出來的建議中有一條是讓好的大學擴招多一點，差的學校擴招少一點甚至不擴招。結果因為政策一刀切或是反向激勵機制的關系，反而是好的學校覺得收那么點學費劃不來，所以擴招比較慢，擴招的人數比較少。反而較差的學校擴招更快，特別是那些不需要太多資金和設備投入文科類的專業擴招的人數更多。

　　第三，當時如果高職高專擴招更快一些，大學本科擴招更少一點可能就業結構會更好。當然，高職高專也在擴大，速度也不慢。可是人們的觀念轉變比較慢，現在高職高專招不著人，家長不愿送孩子上高職高專。國家政策對高職高專傾斜不夠。高職高專需要專業設備的投入，比本科教育可能更花錢。地方政府還是更多支持本科。

　　如果現在給中央提建議，會提什么？

　　我正在關注未來教育的問題。教育是要前瞻性的，是要服務于未來的。培養大學生不是說就只看畢業那一年的就業情況，而要看未來十年二十年。現在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發展速度是人類從來沒有遇到過的。

　　在不久的將來，計算機就要超過人腦，這是一個大變化。經濟結構，就業市場都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牛津大學最近的一個研究顯示，現有的大量工作在未來的20年內將會被機器人所替代。信貸員、前臺和柜臺服務員、法務助理、做零售的銷售員被機器人奪走飯碗的概率均超過90%；出租車司機、保安、做快餐的廚師失業的概率均超過80%；程序員和記者的失業概率分別為48%和11%。連醫生這么高大上的崗位也岌岌可危。

　　有人預言：“大學生今天進校時學的知識，當他們出大學時都已經過時了。” 與過去上了個大學，拿了個碩士、博士就可以吃一輩子的時代不同了，今天每個人都需要不斷地充電。現在說一個人一輩子至少要換七次以上的工作，這不是說從一個崗位到另一個崗位，而是顛覆性就業行業崗位的變化。你就要有非常非常強的學習能力，持續地學習新知識、掌握新技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而這些都是目前中國的教育缺乏的。

　　同樣的問題還在于教育公平的問題。農村基層薄弱學校與城市優秀學校在互聯網下的馬太效應越來越嚴重。這就是我近幾年倡導“互聯網+教育”的原因，現在又是一次教育改革的時候。去年我寫了一本書叫《慕課革命》，研究如何借助互聯網的優勢，讓高等教育資源和一些中小學的優質教育資源共享，讓教育更公平，讓教育更創新。

　　我的專業是經濟學，現在關心教育。我是偶然進入這個領域的，因為擴招跟教育圈的一些人辯論，才更關注教育。2010年我從亞洲開發銀行退休以后，更多開始從事教育，關注大學，中小學，以及農民工教育。現在我做未來教育，越看水越深，越看解決的難度越大，但是越看我越覺得越有意思，覺得自己應該干點什么。

　　如果總結一句話，我認為中國的大學擴招是中國教育發展的又一個里程碑，它跟改革開放后當年恢復高考具有同樣重要的作用。如同所有的重大改革措施一樣，擴招的過程中有很多問題，但是我還是堅持認為利大于弊，方向沒錯，時間過去得越久遠遠，它的重要性和戰略意義越可以顯現出來。

　　(本文作者介紹：國務院參事，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