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連平 交通銀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 劉健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與“一帶一路”將形成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態勢，“一帶一路”為人民幣國際化開辟了新的空間。

　　人民幣國際化是中國經濟金融國際化的現實需求，也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必然產物。自 2009 年央行啟動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以來，人民幣國際化取得了長足進展。

　　2015年下半年至今，人民幣國際化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以跨境貿易結算模式推動的人民幣國際化明顯放緩。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與“一帶一路”將形成相輔相成，相得益彰的態勢，“一帶一路”為人民幣國際化開辟了新的空間。

　　一、“一帶一路”上人民幣國際化將實現三個突破

　　“一帶一路”建設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新的契機，也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了難得的投融資載體、國際分工環境和市場條件。“一帶一路”建設將夯實做強人民幣的區域化基礎，有助于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突破。“一帶一路”建設將助推人民幣對外直接投資和人民幣境外信貸的發展，有助于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的模式突破。“一帶一路”建設還將助推人民幣在基礎設施投融資、大宗商品計價結算及電子商務計價結算等關鍵領域突破。

　　1．“一帶一路”建設有助于夯實做強人民幣區域化基礎，實現人民幣國際化路徑突破

　　從目前的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看，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應當是周邊化→區域化→國際化“三步走”的戰略。其中，區域化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一環。歐元國際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其區域化的成功。目前，人民幣周邊化已有了很大推進，正處于區域化發展的初期階段。

　　“一帶一路”東連亞太經濟圈、西接歐洲經濟圈，能充分發揮橋梁和紐帶作用，推動人民幣“走出去”，為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和地區的使用奠定基礎，也為擴大人民幣跨境需求提供了實體經濟支撐，有助于夯實做強人民幣區域化基礎。

　　從國際貨幣的職能看，目前人民幣主要充當跨境貿易結算貨幣及部分支付貨幣，但人民幣作為計價貨幣和儲備貨幣尚處于起步階段。“一帶一路”建設以貿易圈和投資圈為基礎，在夯實跨境貿易結算貨幣基礎的同時，將助推人民幣計價貨幣和儲備貨幣等國際貨幣職能的發展。

　　2016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總額為9536億美元，占中國與全球貿易額的25.7%。中國是“一帶一路”上最大的進口國，而且對沿線國家大都是有逆差的。隨著中國經濟的穩步增長以及“一帶一路”建設的深入推進，沿線國家對中國的經濟依賴度將進一步提高，可以說是天然的推進人民幣計價的盟友和伙伴。而且，“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貨幣大都不是國際貨幣，這為人民幣在這一區域內的使用提供了條件。

　　借助“一帶一路”平臺，通過政府援助、政策性貸款、商業貸款、直接投資及發行基礎設施債券等方式，解決沿線國家的資金瓶頸問題，從而使人民幣得以在沿線國家推廣使用。近年來，馬來西亞、俄羅斯、菲律賓、尼日利亞等國已將人民幣作為外匯儲備的一部分，還有更多國家的央行表示愿意持有人民幣。

　　隨著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圈和投資圈的不斷擴大，人民幣在這一區域的接受程度、使用程度和流通程度將不斷提高，國際影響力將不斷擴大，從而為人民幣國際化開辟了重要路徑。

　　2．“一帶一路”建設有助于人民幣對外投資和人民幣境外信貸的發展，實現人民幣國際化模式突破

　　迄今為止，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模式主要是通過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推動人民幣走出去。由于境外居民和機構持續增持人民幣資產，因而對中國來說是一種“負債型”和經常項為主的人民幣國際化。這種初級階段的人民幣國際化模式對人民幣升值預期的依賴程度較高，長久來看難以持續。2015年下半年以來，跨境貿易及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金額大幅下降便是例證。

　　而在美元升值，人民幣貶值預期背景下，人民幣融資的債務成本相對變低。盡管中國利率水平仍高于美國，但2014年11月以來，央行已連續六次降息，而且美聯儲步入加息周期，未來中美利差相對收窄，人民幣融資成本相對變低，境外市場主體人民幣融資意愿有望增強。因此，在“負債型”和經常項為主的人民幣國際化步伐明顯放緩情況下，“資產型”和資本項下人民幣國際化正當其時。

　　近年來，中資大行境外人民幣貸款穩步增加便是例證。根據中資大行年報數據計算，2016年工行、建行、中行和交行的境外貸款余額分別增長了27%、31%、11%和18%。而港澳地區又是中資大行境外信貸的最主要投放區域，這一地區的資金有相當部分應是人民幣信貸。

　　2016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的53個國家直接投資145.3億美元，占中國對外投資總額的8.5%。中國企業對相關的61個國家新簽合同額達1260.3億美元，增長36%，占同期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1.6%。

　　隨著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和投資往來的日益密切，人民幣貿易圈和投資圈優勢將逐步呈現出“網絡效應”，相應的人民幣對外直接投資和對外信貸需求將快速增長。這將為“資產型”和資本項下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提供實體經濟支撐。“一帶一路”建設的資金需求巨大，據估計，僅基建投資總額就可能達6萬億美元左右。

　　如果人民幣對外投資和境外貸款占比能達到10%左右 ，那么未來五年，人民幣境外投資和貸款將增加四萬億元左右。這將有力推動“資產型”和資本項下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進而有助于實現人民幣國際化發展模式的突破。

　　3．“一帶一路”建設助推人民幣在基礎設施投融資、大宗商品計價結算及電子商務計價結算等關鍵領域實現突破

　　“一帶一路”將推動人民幣在國際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中成為主要貨幣。改善積弱的基礎設施，修筑通往“富庶和繁榮之路”，已成為沿線各國的共同愿望。據市場估計，沿線國家基建投資總規模或達6萬億美元。亞洲開發銀行報告顯示，到2030年，亞洲基建投資需求高達26萬億美元。

　　中國擁有較高的基礎設施建設水平，在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方面有著豐富的經驗，形成了較為成熟的運作模式，有條件成為“一帶一路”基礎設施投融資體系的組織指導者和主要的資金供給者。

　　通過亞投行、絲路基金等中國主導的金融機構，鼓勵相關基礎設施投融資項目優先使用人民幣，有助于推動人民幣發揮國際投融資貨幣的功能，使得人民幣在國際基礎設施建設中逐漸占得一席之地。

　　“一帶一路”建設將推動人民幣成為大宗商品的計價貨幣。“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少都是大宗商品主要出口國，而中國又是全球最大的大宗商品消費國，但當前全球大宗商品定價權幾乎都由美國掌控，使得大宗商品經常面臨價格波動和匯率波動風險。如果大宗商品貿易以人民幣計價結算，沿線國家不僅可以有效規避美元計價產生的匯率風險，還可以穩定中國市場的進口需求，有利于沿線國家獲得穩定的出口收入，對雙邊貿易增長和經濟發展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 。

　　而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之間的大宗商品貿易往來則為人民幣大宗商品計價提供了實體經濟支撐。

　　“一帶一路”建設將助推人民幣成為電子商務計價結算貨幣。近年來，中國跨境電商連續保持著20%-30%的增長，跨境電商在進出口總額中所占份額快速上升。據估計，2016年中國跨境電商進出口貿易額達6.3萬億元左右，占中國進出口貿易的比重超過20%。預計2017年跨境電商市場規模可達7.5萬億元，市場滲透率進一步上升，中國跨境電商出口區域結構呈現“成熟市場+發展市場”的格局。

　　不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處于歐亞大陸的交通要道，正是各跨境電商“物流運輸”的必經之地，而且相關國家華僑聚集，對中華文化有較高的認同。加之“互聯網+”戰略指引下，跨境電子商務可在批發和零售兩個渠道同時推動人民幣的國際使用。

　　阿里巴巴、支付寶等許多互聯網企業在沿線國家已經具有較高的滲透率，而且正加速在“一帶一路”沿線布局。未來，“一帶一路”可以成為人民幣計價跨境電子商務的重點推進區域。

　　二、“一帶一路”上人民幣國際化的作用與風險

　　人民幣國際化將通過制度化資金融通，便利化貿易結算、降低交易成本和匯率風險等途徑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支持和保障。通過人民幣國際化助力中國企業海外資源配置，可以更好地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增長，共享發展成果。

　　人民幣國際化將有力保障“一帶一路”建設中的資金融通。“一帶一路”建設需要規模巨大且期限較長的資金支持，在人民幣國際化程度偏低，境外清算網絡布局不完善條件下，人民幣跨境流動存在諸多不便，因此，盡管“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普遍資金欠缺，但人民幣融資對其吸引力不強。

　　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提高，人民幣將充分發揮其國際投融資貨幣功能；相應的，使用人民幣對相關國家進行融資便順理成章。隨著境內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和完善，人民幣信貸和債券等融資業務或將會得到長足發展。理論上，中國以人民幣進行融資擁有強大的經濟基礎和金融實力，資金供給將會保持充裕狀態。

　　人民幣國際化便利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結算。“一帶一路”沿線有六十多個國家，人口達44億，GDP規模達23萬億美元，分別占世界的63%與29%，貿易總量占全球1/4。2016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總額為9536億美元，占中國與全球貿易額的25.7%。2017年一季度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物貿易增長26%。

　　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將使人民幣作為相關國家之間貿易計價和結算貨幣越來越得到國際經貿活動的認可，有利于降低各國對華貿易成本，便利貿易結算，帶來貿易效率的提升，從而進一步活躍和提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活動。

　　人民幣國際化有助于相關國家企業規避匯率風險，降低交易成本。“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為資源出口國，部分經濟體嚴重依賴出口。當前，大宗商品主要以美元計價。在世界經濟復蘇緩慢，需求不振背景下，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低迷短期內難有扭轉，美聯儲步入加息通道，美元走強對其更是雪上加霜。

　　人民幣國際化將有助于推動并完善人民幣的計價、結算功能及投融資功能，充分調動當地儲蓄資源，通過合理的回報形成示范效應，撬動更多當地儲蓄和國際資本；也有助于降低換匯成本， 減少對美元的依賴，降低因匯率波動引發的風險，維護金融穩定。

　　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程度的提高，人民幣全球需求將穩步提升，有助于提升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性。而使用人民幣進行計價、結算和交易，避免了多次匯率兌換，必將相應降低交易成本。

　　“一帶一路”上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具有天然條件和優勢，但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金融環境及地緣政治環境參差不齊，各國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差異性較大，未來，在“一帶一路”上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可能面臨四大風險：

　　一是經濟環境風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多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總體偏低。部分國家主權風險較高，開放程度低，市場機制不健全，營商環境不佳，缺乏信用體系，加之貨幣幣值不穩定，容易產生貨幣信用與金融風險，給進入這些國家的中國企業和金融機構帶來消極影響和風險。

　　二是地緣政治風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治體制、文化歷史和宗教狀況千差萬別，政治穩定性較低，時有政治事件和社會騷亂發生。相關區域既是地緣政治沖突的熱點地帶，也是全球主要政治力量角逐的焦點區域，對外投資和境外貸款等可能面臨投資安全挑戰。

　　三是國際治理機制風險。“一帶一路”的治理機制以“共商、共建、共享”為基礎，而傳統的國際治理機制是強制性和原則性的安排。這種友好協商型的安排，更具有包容性，受到了各國的積極支持和響應。但這種全新的國際治理機制在國際上尚沒有成熟的模式可以借鑒，未來在項目推進、實施、管理和協調過程中可能遇到諸多新的挑戰和不確定性。

　　四是金融錯配風險。“一帶一路”沿線地區的經貿往來中使用的貨幣都是美元、歐元等第三方貨幣，存在貨幣錯配風險。“一帶一路”建設需要大規模的長期資金，但流入該地區的多為短期資金，存在期限錯配風險。“一帶一路”沿線地區儲蓄率較高，但資金卻大都流向歐美等區外，本地儲蓄不能用于本地投資，存在結構錯配風險 。這些金融錯配對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帶來了不小的挑戰。

　　三、八點政策建議

　　為使“一帶一路”上人民幣國際化健康發展，有效控制發展過程中的風險，促進人民幣國際化與“一帶一路”相輔相成，在此提出八點政策建議。

　　1．完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風險評估和預警機制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治體制、文化宗教、經濟環境及政治環境等存在較大差異和不確定性，社會騷亂，甚至政權更迭時有發生，這可能使中國對外投資和對外貸款的投資安全面臨較大挑戰，自然也不利于人民幣國際化的穩步發展。

　　因此，政府相關部門要適時做好對沿線國家政治、經濟、金融市場的風險評估和預警，積極引導企業和金融機構在相關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和信貸行為，采取有力措施切實保護本國企業和金融機構的利益和投資安全。

　　2．穩步推進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拓寬人民幣雙向流動渠道

　　資本和金融賬戶開放旨在實現資本項下的人民幣雙向自由流動和交易，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向更高級階段發展的重要步驟。以資本項下的人民幣輸出與回流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既是滿足市場需求的順勢之舉，也具備了一定的基礎和條件，同時有助于將風險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內。

　　通過打通離在岸市場，滿足境外人民幣資產投資國內市場進行保值增值的需求；多措并舉發展離岸人民幣市場，促進境內企業和金融機構跨境人民幣投融資的便利化；進一步放開境外人民幣資金投資境內金融市場的渠道，有效擴大人民幣回流的路徑。

　　特別是在當前資金外流壓力較大的情況下，可以順勢加快推出上述相關舉措。這既有助于緩解資金外流壓力，也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良好支撐。

　　3．大力發展國內債券市場，滿足全球人民幣資產配置和避險需求

　　成熟的債券市場對滿足境外機構人民幣資產配置需求和避險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也有助于“一帶一路”與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美國正是以其成熟、龐大且高度開放的債券市場，為外國投資者的資產配置和避險需求提供了重要場所，也是美元長期以來作為全球最主要國際貨幣的重要基礎和保障。

　　隨著人民幣國際化的深入推進，境外機構和個人持有的人民幣資產將穩步增加，相應的資產配置和避險需求將不斷提高，建立一個面向全球發行和交易、更具深度、廣度和開放度的人民幣債券市場將為“一帶一路”戰略提供強有力的融資支持，同時也有助于滿足全球人民幣資本配置和避險需求的重要場所。

　　未來應大力發展國內期貨市場和衍生品市場，為各參與機構利用套期保值、掉期合約等金融工具規避匯率風險奠定市場基礎，進一步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穩步提高資本市場開放度，為境內外投資者提供更豐富的交易工具和投資渠道，使人民幣能夠真正實現“走出去”，同時“留得住、回得來”。

　　4．積極構建人民幣計價和結算的大宗商品交易市場

　　大宗商品人民幣計價結算是推動人民幣實現計價功能和儲備功能的重要抓手。在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低迷背景下，中國作為大宗商品主要進口國，推動大宗商品領域的人民幣計價和結算具有良好機遇。建議在上海自貿區和中東人民幣離岸市場大力發展人民幣計價的能源和大宗商品期貨市場，鼓勵國際主流投資機構參與市場交易。

　　持續完善人民幣基礎設施建設，提升人民幣國際使用的便利性；發展具有價格發現和避險功能的大宗商品人民幣期貨市場，降低交易成本。盡快建立一套完善的人民幣大宗商品定價的市場規則和機制，從而獲得人民幣在石油、天然氣以及其它大宗商品期貨的定價權。在重大支撐項目建設、對外貸款中，有意識地將能源、資源產品作為抵押物和還款保障，例如可以考慮“石油換貸款”計劃，從而推動人民幣大宗商品計價結算。

　　5．以對外直接投資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向“資產型”轉變

　　對外直接投資能同時帶來本幣結算的集聚效應和對其他國際貨幣的替代效應。通過大量的海外投資及其對進出口貿易的帶動，本幣牽引著不同貨幣之間的兌換和結算，頻繁地促進各種東道國貨幣與本幣之間的結算與兌換，增加和擴大本幣對外結算的頻度和范圍，并促進以本幣為結算貨幣的外匯交易的聚集。

　　人民幣對外投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綁定出口，推動人民幣更多地在出口貿易中使用，可以使中國企業在對外投資過程中將人民幣資金用于全球資源配置、生產、銷售、定價；進而把人民幣作為國際結算貨幣，提高人民幣在出口貿易結算中的使用比例，改變跨境人民幣結算在經常項下不均衡的局面，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向更高級階段發展。

　　合理選擇對外投資中的人民幣使用策略。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可考慮積極推進合資并購。這種投資方式有利于被并購企業資產計價置換，從而可以增強人民幣的計價功能。積極開展跨境人民幣貸款、境外人民幣債券融資、權益類融資，以支持本土企業“走出去”，必要時可以限定這些融資專門用于對外投資。

　　進一步發展人民幣基金，專門用于以人民幣投資于國外基礎設施建設、礦產資源開發等項目，并適當附帶購買中國的產品和設備等條件。當然，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和投資中推動人民幣使用也應尊重市場規律。不應采取強制手段在對外融資、海外投資中綁定人民幣，不必過于強勢地要求使用人民幣進行資本輸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摩擦。

　　必須清醒地認識到，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還應主要靠自身經濟實力和貿易投資的長期自然帶動，切不可“拔苗助長”。

　　6．加強“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民幣離岸中心建設，優化離岸市場布局

　　目前人民幣離岸中心主要在中國香港、新加坡、韓國首爾等亞洲地區，布局有待進一表擴大和優化。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推進，資本流動和金融需求必將推動中亞、南亞、中東地區出現新的人民幣離岸市場。

　　建議提前考量，前瞻布局，選擇與中國經貿往來密切、金融市場比較發達、影響力和輻射力相對較強的區域中心城市，穩健打造人民幣離岸中心。

　　建議在迪拜設立清算行的同時，繼續積極同迪拜展開多領域的金融合作，鼓勵和支持迪拜發展人民幣離岸市場。同時，可考慮適時推進曼谷、孟買、阿斯塔納，卡塔爾、開羅等地人民幣離岸市場建設。

　　7．保持人民幣有效匯率基本穩定，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良好的匯率條件

　　當前和未來一個時期，中國經濟增速雖有放緩，但經濟運行仍將較為平穩；日本、歐洲經濟持續低迷，而美國經濟復蘇勢頭強勁、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緊預期下美元仍可能相對較強。在此情況下，應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匯率彈性，減少對美元的依賴。

　　避免再次出現一次性貶值及過快貶值，但可允許人民幣隨市場供求關系變化對美元適度貶值，階段性地雙向波動。保持人民幣有效匯率基本穩定，特別是盡量保持人民幣對中亞、南亞、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等主要對外投資國家貨幣匯率的穩定或略有升值，為人民幣國際化和對外投資提供良好的匯率條件。

　　8．以銀行國際化輔助和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從國際經驗來看，一國貨幣走向世界需要以本國銀行作為載體。二戰后，在“馬歇爾計劃”和“道奇路線”的支持下，美元大規模流向歐洲和日本，美資銀行也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

　　上世紀80年代，大量日本企業涌向東南亞投資設廠，追隨而至的日資銀行在為日企提供大量日元貸款的同時，也將日元國際化推向了一個高潮。然而到了九十年代中期，隨著銀行大規模從東南亞撤資，日企在東南亞的供應鏈體系逐漸瓦解，日元國際化的進程由此也遭遇嚴重挫折。

　　因此，說“人民幣國際化很大程度上是建筑在銀行國際化的基礎之上”并不為過。如果沒有國際化的商業銀行，特別是五大國有銀行和較大的股份制銀行深度參與，人民幣國際化基礎就不牢靠，也難以邁開新的步伐。

　　截至2016年底，共有9家中資銀行在26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了62家一級機構，其中包括18家子行、35家分行、9家代表處。商業銀行可與開發性金融機構開展分工協作，共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商業銀行作為“一帶一路”的參與者和實踐者，可以在資金籌集、資源配置、配套服務、信息交互、風險評估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進一步優化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優化機構布局，發揮好融資的引導和撬動作用。做好“一帶一路”重點行業、重點領域的金融支持。打造專業化、集約化經營模式，精準把握沿線國家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風俗、法律監管等各類情況。

　　加強與國外銀行業在人民幣支付清算、資金拆放、報價做市等方面的業務合作，為企業“走出去”和人民幣資本輸出提供更加完善的配套銀行服務。同時提高跨境風險的監測和管控能力，重點做好政治風險、監管風險、及市場風險、匯率風險、法律合規風險的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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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介紹：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金融40人論壇成員和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