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林毅夫

　　市場有效以政府有為為前提，政府有為以市場有效為依歸，這兩個是有機的兩面。但是好像現在國內有一種氛圍，誰講政府有為就會被認為是反對市場，這是我們必須扭轉的一個環境。

　　有人說我是“國師”，這個不敢當。作為知識分子，關心這個社會，關心這個國家，就應該根據你對問題的認識，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我只是在盡我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責任。可能是因為我講政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要發揮一定的作用，很多人就認為，你是在幫政府站臺。其實不能這么說，因為經濟發展本來就是既要靠市場，也要靠政府，兩者應該各自發揮應有的作用。

　　我的目標是建立有效的市場和有為的政府：市場有效以政府有為為前提，政府有為以市場有效為依歸，這兩個是有機的兩面。但是好像現在國內有一種氛圍，誰講政府有為就會被認為是反對市場，這是我們必須扭轉的一個環境。

　　完全市場化的最好情形就是智利，但是智利30多年沒有新的產業出現，導致就業不能解決，失業率很高，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這難道是我們想追求的結果嗎？如果說因為我講政府有為就是“國師”，那當我講市場有效的時候是不是就反政府了？所以我是一個中性的立場。

　　在講政府有為的時候，也并不是說政府做的任何事情我都支持，因為政府做的也可能變成亂為，亂為就應該反對。我們也必須讓政府知道什么屬于有為，什么屬于亂為，什么屬于不作為。我覺得作為知識分子的責任就是這樣，自己認為對的就要把它講出來。當然，講出來以后別人怎么樣評論，別人怎么理解，這是我控制不了的。但如果因為別人沒有把握我講話的實質，我以后就不講有為的政府了，那整個社會的輿論不就是只能靠市場？

　　發達國家適合的制度不見得適用發展中國家

　　二戰以后，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不少，總計約有3萬多億美元，但是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正如前不久比爾·蓋茨在北大講話時提到的，即使把中國改革開放以后脫離貧困的7億多人刨除掉，全世界的貧困人口數量依然沒有減少，而且繼續增加。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外界普遍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搞不好，主要原因是沒有像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市場經濟制度，來自政府的干預、市場扭曲太多。因此，80年代以后的發展援助，不管是來自發達國家還是多邊機構，都有條件，就是受援經濟體必須先進行市場化改革。

　　雖然發達國家用意是好的，但是這么推行的結果，是按照這個思路去做的國家普遍面臨問題：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實際上20世紀八九十年代這段時間，發展中國家的平均經濟增長速度，比六七十年代還低，危機發生的頻率也比六七十年代高，跟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而那些試圖按照發達國家模式建立所謂完善市場經濟模式的改革，也是失敗的。

　　原因有兩個。一方面，原來很多扭曲為什么會存在，是因為存在一些效率很低的大產業，如果沒有政府補貼就難以為繼。這些產業雖然效率不高，但是雇傭很多人，如果取消補貼放任這些產業死掉，就會出現大量的失業，導致政治不穩定。這是任何當權政府都不愿意面對的情況。而且，這些產業大多還是國防安全的基礎，比如，俄羅斯，如果從經濟實力來講，今天它在世界上只是二檔國家，但是它為什么還能夠跟美國抗衡，原因就是俄羅斯先進的軍事工業，有了這些才有國防安全，才有國際地位。

　　基于這兩個原因，即使建立了所謂完善的市場經濟模式，因為不能讓那些產業垮臺，在進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以后，把之前的扭曲取消掉，后面引進很多新的補貼、新的扭曲，效率更低。也有很多東西在發達國家看起來像是扭曲，但實際上是跟發展階段有關，未必就是扭曲。

　　比如，我在推動非洲國家學習中國的招商引資模式時，過去我在世行的同事跟我講，外國人不會來投資。我問他為什么？他回答，以埃塞俄比亞為例，來投資的外國老板如果想進口一輛自己用的轎車，需要付200%的關稅，很少有老板愿意付這么高的稅。他的意思是，如果你真的想招商引資，就應該把所有關稅都取消掉。

　　我告訴這位同事，對進口車征收高關稅一般是為了保護國內的汽車產業，埃塞俄比亞沒有汽車產業，又為什么要征收這么高的關稅？其實，這是一個非常聰明的所得稅。要征收有錢人的所得稅非常困難，在發達國家都很難，在發展中國家更難，但是有錢的人要進口汽車，因為要經過海關就很容易征稅。這種情況下，如果建議把這種關稅都取消掉，發展中國家就會馬上損失很多財政收入和外匯來源。

　　但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過度相信這些問題都是市場能夠解決的，所以像蘇聯、東歐那些國家推行《華盛頓共識》的改革之后出現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比如，推行這種改革最徹底、最成功的是智利，但智利現在出現了很大的問題，30多年間，其老的產業不斷消失，但沒有新的產業出現。這就沒有解決先行者的激勵問題，以及新的產業要出現，必要的人力資本、基礎設施、金融法治這些環境的改革，所以算不上不成功。

　　也就是說，發達國家適合的制度不見得在發展中國家都適合，而且上世紀80年代以后基本上就沒有考慮這種發展階段的差異性。另一方面，也沒有清楚地認識到經濟發展是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必須讓每個發展階段都有競爭力，不僅要有競爭力，還要積累資本，產業要升級、技術要創新。

　　在產業升級、技術創新過程中，必須要有先行者，還要有給予先行者的激勵性的補償。因為先行者要冒的風險比別人多，他要付的成本比別人大，他失敗了成本要自己付，他成功了競爭者就來了，他沒有壟斷利潤。

　　先行者成不成功，除了取決于企業家自身的才能，還要看有沒有合適的基礎設施，比如，電力供應、法制環境、金融體系等等外部性支持。這些東西都不是企業家自己能做的，而僅憑市場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

　　市場失靈時，政府要發揮作用

　　在強調完善的市場同時，面對市場失靈，政府就要發揮作用。事實上，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對于上世紀80年代開始推行的發展計劃已經有很多反思了。談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一方面是要有市場，一方面是要有政府，除了認為“市場解決一切”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我想都會接受。

　　市場是有失靈的，尤其是在經濟轉型、產業升級的過程當中，一定會有市場失靈。當發生市場失靈的時候，需要建立有效市場，真正讓市場來解決資源配置的問題，讓企業家有最好的激勵機制，需要政府有為。

　　當然，我們也要怕政府過度有為造成扭曲，所以我說政府有為以市場有效為依歸。如果你不把這兩個辯證的關系講好的話，市場可能有兩種趨勢，一種是政府不作為，因為按照目前的語境，好像只要政府作為就是錯的，那可能政府就變成不作為了。

　　政府不作為的最好例子就是智利。上世紀80年代初Intel是芯片生產的最主要的國際企業，當時Intel的計算機芯片的封裝和測試主要是在臺灣地區、韓國和馬來西亞生產。80年代的時候，Intel就想把一部分生產布局到拉丁美洲去，以便分散風險。因為東亞地區的成本比拉丁美洲更高，到那邊去可以節約成本。

　　1980年剛開始的時候，Intel首先找了智利政府，因為智利各方面的發展水平在拉丁美洲都算是比較高的。Intel對智利政府說，我這個投資非常大，我要地、要基礎設施，另外智利沒有做電子加工的技術人才，政府必須設立學校培養這方面的人才。智利政府答復Intel，非常歡迎你來投資，但你來找我干嗎？市場都會解決的，你要地，可以自己去征地，你要基礎設施，你自己去蓋，你要技術人才，你自己去培養，政府不需要做。Intel說，如果你不做，我需要花多少時間？

　　而哥斯達黎加的做法正好相反。這個國家條件比較差，原來出口主要是農業、鮮花、熱帶產品和旅游業，基本上沒有現代化的產業。哥國總統聽到這個消息以后，帶著整個內閣去找Intel說，聽說你想到拉丁美洲投資，投資需要哪些條件我都幫你，結果Intel就投資到了哥斯達黎加。上世紀80年代哥斯達黎加出口基本沒有制造業產品，現在80%以上是制造業產品。而且Intel成功后也跟著帶來其他的投資項目，醫療器械這些投資者都過來了。

　　這兩個例子說明，市場并不能解決一切問題。如果我們認為政府做的都是錯的，很可能會導致政府不作為。另外還有一個可能，政府總是要作為，但是沒有人給他講什么樣的政府作為是對的，沒有人去研究這個問題，那很可能就變成政府亂作為。所以要避免政府不作為和政府亂作為，學者有責任把什么樣的作為是對的、什么樣的作為是不對的講清楚，而不能認為可能因為中國政府太強勢了，就不能再談政府的作為了。

　　產業政策也是這樣，在大多數國家推行產業政策是失敗的，但是我們到現在也還沒有看到一個成功的國家在追趕過程中不用產業政策的，也沒有看到一個國家像美國、歐洲、德國不繼續用產業政策來幫助其產業發展的。這種狀況下，作為學者的責任就是研究清楚什么樣的產業政策會失敗，什么樣的原則來制定產業政策會比較成功，根據不同的發展階段，怎樣根據它的發展階段的特性來制定產業政策。

　　我覺得這應該是一個比較理性的討論，但是現在有一種輿論認為，政府作為是錯的，所以政府的產業政策也是錯的。但是事實是這樣嗎？如果中國政府的產業政策都是錯的，那這么多年的產業發展是怎么來的？這么多年經濟轉型的升級是怎么來的？我認為是有改進的空間，但也不能因噎廢食，吃飯有時候會嗆到，但是不能說因為有不良后果的存在，所以我們都不吃飯。

　　對中國經濟“脫虛向實”有信心

　　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之后，大家有一個解讀說今年的經濟要“脫虛向實”。之所以出現這種情形，是因為中國的經濟處于一個疲軟的周期，采用的政策無非就是積極的財政政策或是寬松的貨幣政策。這種政策有一個問題，就是你不知道資金的導向會到哪邊去，我們希望資金的導向是向實體經濟，但是大家在不清楚整個經濟下滑的原因、未來的發展展望時，對實體經濟投資的積極性不高。這種情況下，資金就會進入到來得快、有一點投機性的地方去，那就是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

　　中國經濟“脫虛向實”，一方面應更多地依賴財政政策，用財政政策的擴張來支持一些屬于短板領域的投資。從政府的角度來看，短板領域里面基礎設施還有短板，尤其是城市內部的基礎設施、環境和城鎮化。這樣就能維持一個比較合適的投資增長，而且民間對實體經濟里面產業升級投資的積極性會比較高。當然，也必須把銀行和金融機構的資金更多地引導到實體經濟的投資上去。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轉型國家，肯定有不少體制機制問題需要面對和改革。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當前的經濟困難，除了自身有待完善的地方之外，還有一個國際周期的問題。

　　2010年以后，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逐步下滑，從10.6%下滑到去年的6.7%，6.7%是從1990年以來經濟增長速度最慢的年份。從2010年到現在持續七年的時間經濟增長速度下滑，是改革開放以來不曾有過的，這是事實。

　　但是我們也必須看到，世界上跟我們處于同一發展階段的其他國家情形也一樣，而且實際上都比中國嚴重。比如，2010年時巴西的增長速度是7.5%，2015年是-3.8%，去年是-3.4%，它也是連續七年下滑，下滑的幅度都比中國深。俄羅斯2010年增長速度4.5%，2015年-3.7%，去年-0.6%，同樣下滑，下滑幅度比中國深。印度2010年增長速度10.3%，去年的增長速度是6.5%，也是一樣下滑的。

　　這些國家沒有中國這些體制機制問題。比如，我們經常講的體制問題，國有企業比重太高、國有企業效率低等，俄羅斯國有企業早都私有化了，巴西、印度也是以私有企業為主的。我們常講中國經濟增長不可持續是因為投資太多、消費太少，但這些國家都不存在投資太多的問題。

　　不僅是金磚國家，目前東亞這些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的經濟體也是同樣的情形。比如，新加坡，2010年的增長速度15.2%，去年是2%，韓國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6.5%，去年2.6%，下滑幅度比我們高。臺灣地區在2010年的增長速度是10.8%，比內地還高，去年增長速度沒達到2%。

　　這些都是所謂高收入、高表現經濟體，也就是說，我們目前存在的這些體制機制問題，它們基本沒有，怎么也會這樣子？其實就是大家還沒有從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中走出來，發達國家長期的平均增長速度像美國應該是3.5%，去年只有1.6%，歐盟國家也一樣，去年差不多1.6%，日本去年是1的增長，都沒有達到3.5%。

　　在這樣一個國際周期之下，發達國家發展不好，出口一定減少。2008年時，每個國家、經濟體都采取了一些反周期的財政政策來進行一些投資，這些項目五六年時間就建成了，但國際經濟還沒有恢復，所以大家投資的積極性低，這是現在經濟下滑的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這種情況下怎么恢復信心？這是相對而言的，跟其他發達國家比，中國的投資機會還比較多。比如，發達國家現在能找到很多投資機會，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發達國家在經濟下滑的時候，跟中國一樣面臨所謂產能過剩，但是它的產能過剩是在全世界最先進的產業上產能過剩。中國現在也講產能過剩，但是中國的產能過剩都在中低端，在向高端升級，而且向高端升級的空間非常大。

　　在這種情況下，要分析形勢，中國經濟下滑的原因是什么，中國產業投資升級的空間在什么地方。中國要維持每年6.5%的經濟增長，爭取達到6.5%以上是完全有條件的。現在中國的經濟總量占全世界經濟的15%，每年對世界的貢獻就是一個百分點，全世界的經濟增長是3%，意味著每年世界市場的擴張有30%在中國，這是非常好的機會。所以在整個國際疲軟周期中，中國的機會還是最好的，中國的工業部門、企業家應該有信心。

　　(本文作者介紹：著名經濟學家、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