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陳志龍

　　顯然，經濟金融體系風險較大時，不是推進該項改革的最佳時機，這方面萬萬不可“趕工期”，不能“霸王硬上弓”，索羅斯當年的忠告“應該先加強后開放”今天看來仍不無道理。否則，魯莽出錯牌，“你的下一步可能就是你的最后一步”。

　　春節長假，得閑系統地再讀一遍《朱镕基談話實錄》，有些章節今天讀來仍富有啟發。2001年9月17日，9.11事件過后第6天，朱镕基在北京會見喬治·索羅斯，談話內容涉及產業結構轉型、國企改革、國有銀行改制、金融市場中機構投資者培育等問題。

　　《講話實錄》第4卷這篇談話的注腳是這樣介紹索羅斯的：索羅斯是美國金融界人士，長期從事國際資本運作，在1973年創立索羅斯基金管理有限責任公司，歷任總裁、董事長。文字簡潔中性，完全有別于常見的“金融大鱷”之說。

　　此前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東南亞一些國家的政府總理在電視上與索羅斯隔空叫罵說人家是“金融流氓”、“臭狗屎”，甚至發狠要把索羅斯抓起來“碎尸萬段”，嘴巴是快活了，解決問題了嗎？大國總理的襟懷、睿智、謙虛、深刻洞見讓許多熱衷于打口水仗的人相形見拙。

　　會見中，朱镕基與索羅斯交流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坦陳在金融方面的短板：“我們缺乏有經驗和能力的人才”等“很多令我們頭痛”的問題，朱總理一再表示“我更看重你的經驗”。

　　索羅斯在會見中多次提醒中國政府要借鑒當年日本的教訓，避免重蹈日本式激進金融開放的覆轍，有些話今天讀來仍然余音繞梁，富有啟發：“日本一度曾是世界上最強的經濟體，經濟快速增長。目前日本工業雖然仍然強大，但金融體系一塌糊涂。日本的工業產出多少，金融體系就丟掉多少。

　　中國應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轍。中國（雖然）逃脫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主要是因為它的金融體系對外封閉，如果對外開放，將面臨更大的風險。因此，應該先加強后開放……日本的的金融機構只聽大藏省的，在對外開放金融市場前，沒有利用先進技術和經驗培育國內機構，更沒有對企業進行國際化和現代化的改造。沒有學會對市場信號作出反應，進入國際市場后，結果輸得只剩下襯衫?！敝扉F基接過他的話：“你說的還是客氣的，你還沒有說輸得只剩下了褲衩?！?/p>

　　上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在諸多教訓反思的文章中，有一點是達成共識的，即日本在戰后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沒有正確評估自身金融體系的脆弱性，自負自大的金融管理當局過于樂觀地推動了日元升值和金融自由化進程，在這一過程中，“沒有學會對市場信號作出反應”，結果泥淖深陷。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美國向日本輸出金融自由化，借一紙“廣場協議”，設局先讓日元急速升值，后又操縱日元過山車式的貶值。日本長期出口主導型經濟的路徑依賴、幣值動蕩、金融自由化、信貸失控四大因素的負反饋機制加速泡沫經濟的繁榮和崩潰，經濟問題引發日社會和政治危機，政府走馬燈似地更迭不停。危機爆發泡沫刺破時，盲目的金融自由化給了它致命的一擊，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最終金融潰敗的損失甚至超過了二戰戰敗損失，成為戰后一代人刻骨銘心的恥辱記憶。

　　當置身五彩泡沫和虛幻的財富效應中時，人們普遍是眩暈的。當年，信貸紀律松馳使日本不動產泡沫越吹越大，把國內房地產市場炒成一片焦土的同時，“日本美元”還滿世界掃樓，狂掃奢侈品，從蘇格蘭的高爾夫球場曼哈頓的摩天樓，從法國的葡萄酒莊園到非州的橡膠園和金礦，都活躍著日本人的身影。

　　這一幕何其相似乃爾！近年來，中國某些方面與當年日本泡沫經濟有驚人的相似之處。中國早已成為美國國債的最大持有國，像當年的日本那樣，在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錢多得滿世界狼奔豕突無頭蒼蠅般亂撞，保險土豪在國內肆無忌憚地做野蠻人的同時，還以“走出去”名義滿世界“收藏”奢華酒店，從數十億美元的紐約曼哈頓中心的Baccarat（水晶宮）酒店一路掃到華爾道夫酒店，這種“暴發戶”式的“走出去”真的是我們所期待的國家戰略嗎？

　　全世界都瞪大了警惕的眼睛看著你，揣測你下一步還要干什么，然而千方百計設局讓你鉆。當年的日本就是吃了美國的迷魂藥而渾然不知，從活蹦亂跳到偃旗息鼓，短短也就幾年時間，先開門揖客再“關門打狗”，最后煮熟的鴨子還是全飛了。

　　被勝利充昏頭、驕縱自負的日本金融決策體系精英們過分高估了他們對于市場的預測和操控能力，最終犯下了嚴重的歷史性錯誤。等到市場如巨石崩落，山呼海嘯時，他們束手無策。如本文開頭那場對話中所說的不只是“輸得只剩下襯衫”，而是“輸得只剩下了褲衩”了，一群近乎光屁股的日本土豪輝著大把美元在裸奔，整個國家進入失去的20年。

　　日本泡沫經濟沸騰時，也有少數頭腦清醒的人曾經發出警告說，日本要警惕泡沫，然而無論是政治家、銀行家還是媒體，都沉浸在趕超美國的巨大喜悅當中。《朝日新聞》的文章說，那時候人人都很興奮，根本聽不進去不同聲音，所有的警告都不起作用?！霸谌藗兣d奮的時候，他只喜歡聽他喜歡的東西。

　　在泡沫經濟的時候，他們只喜歡讓媒體鼓吹上漲的聲音?！彼裕髁_斯在那次與中國領導人的會見中，建言金融監管體系中專業人才重要，也委婉建議“更重要的一點是中國要更開放，要允許信息的自由流動、自由討論、思想自由——如果可以這樣形容的話。”要聽得進真話，有些真話可能難聽，但能治病，忠言逆耳、良藥苦口乃千年古訓。

　　過去30多年的高速發展中，中國經濟金融體系雖有波折，總體來說還是順風順水，沒有遭遇過重大危機，但當前的局面無疑是最復雜最具挑戰性意義的。對進入持續調整期的中國經濟而言，經濟減速伴隨著各種風險的疊加，宏觀調控的一項重要工作是保持金融體系穩定性，積極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

　　去年以來，權威人士三次重要講話都講到要穩預期，保持大政方針不動搖、宏觀政策不搖擺、重大政策出臺要善于與市場溝通，要有底線思維，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這個底線。過去兩年間，資本市場、債券市場和外匯市場的異常波動就暴露出不少突出問題。其中匯率問題尤為敏感，牽一發而動全身。

　　當今的中國應努力避免犯日本式的顛覆性錯誤，但人類經常“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未來充滿風險和不確定性挑戰。希望我們在復雜環境下的金融改革是冷靜理性和建設性的，而不是狂熱的、民粹的、破壞性的。

　　經濟調整時期，保證一國金融市場穩定，首先要保持幣值的基本穩定，這是定海神針，否則“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讓市場參與者對本幣有信心，這是穩定金融體系，解決一切復雜問題的根本。這方面我們是有成功經驗的。

　　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剛剛從過熱中走出來的中國經濟面臨國內高通脹和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東南亞國家出現貨幣危機，索羅斯攻擊香港聯系匯率，國內有限的外匯儲備捉襟見肘，外部需求萎縮，出口形勢十分嚴峻。

　　這時有人建議人民幣一次性貶值，以刺激出口穩增長。镕基同志在多個重要場合明確表示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不參加競爭性貶值。在給人民銀行、財政部等部委負責人的批示和信函中，他明確表示“人民幣貶值的辦法不可取，這將影響對整個金融的信心……” （見《朱镕基講話實錄》第二卷）

　　經濟困難的時候信心是金，信心勝金，信心十分重要。過去兩年間，資本市場異常波動一個重要教訓就是信心潰散導致的市場恐慌。這也提醒監管當局，面對更加復雜的匯率市場，要密切關注市場情緒，避免因為市場透明度和有效溝通不足，誤解和恐慌情緒蔓延導致市場的整體性潰敗，觸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當前的匯率市場，雖然存在著嚴格的資本管制，但市場長時間單邊下跌過程中，政策透明度、與市場溝通以及輿論引導的有效性一度似乎出了問題。伴隨著“不具備貶值基礎”到“不具備持續貶值基礎”再到“不具備大幅貶值基礎”等提法，市場走勢一度大相徑庭，容易引發類似“塔西陀”陷阱式的信任危機。

　　此間，一些并非外匯領域專家的“萬金油”、“八腳貓”熱衷于站臺的財經評論員不負責任地叫囂“人民幣跌回八年前怕什么，跌回十八年前也沒什么了不起”、“鼓吹現在是人民幣兌美元貶值的最好窗口期”，說什么央行“樂見其成”，這種無知而譫妄的跌回“十八年前論”極不負責任。噪音某種程度上加劇市場混亂和扭曲，放大了恐慌情緒，極易引發“蝴蝶效應”。

　　在宏觀經濟多種矛盾和困難交織疊加的情況下，如何任由貶值預期不斷強化，容易形成恐慌和踩踏，并極易向其它領域擴散。加之“影子銀行”泛濫，“貨幣滲漏”、“貨幣暗流”洶涌，通脹預期抬頭，它們相互強化共振，極易“影響對整個金融的信心”，加劇資金外流，進一步動搖匯率基礎。

　　過去兩年間，匯率貶值已達14%，與之相伴的是是外匯流失以近萬億計，新增供給吃緊，付出了近萬億外匯儲備的代價。如果預期仍然得不到扭轉和矯正，外匯流失會進一步加快，整體金融風險會上升。

　　當年，朱镕基總理稱外匯儲備是“政治儲備”、“戰略儲備”。面對國內外復雜的經濟金融形勢，為保持金融市場的信心和穩定，堅持人民幣幣值穩定，中央政府政府言出必行。當時的外匯儲備才1400億美元，仍能做到不戰而屈人之兵，這就是信心和信念的力量。

　　現在，我們的外匯儲備與當年已不是同一個量級上，但人民幣匯率短時間如果無節制地單邊下行，極易加劇資金外逃，導致資產價格整體重估，甚至引發系統性潰敗。14%的貶值區間應該說幅度不小了，為驗證政策面一再表態的“人民幣匯率不具備大幅貶值基礎”的判斷，近來官方發出權威的匯率維穩和干預信號，這是積極、正確的。

　　只要有利于金融體系的安全穩定和市場信心恢復，包括適當外匯管制在內的任何行動都是必要的。進入新年以來，人民幣匯率開始了絕地反攻。說明決策層已充分認識到事態的嚴重性，事情正在起變化，正在向好的方向演變。那些“從一個集市晃到另一集市”算命打卦胡倫瞎侃的江湖郎中、巫婆神漢們也該閉嘴了。

　　需要指出的是，從非自由兌換貨幣到可自由兌換的國際儲備貨幣不是一帆風順的，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戰略性地相機決策很重要。它需要國內穩定健康的經濟和金融環境推動，同時也需要外部金融市場的配合。

　　顯然，經濟金融體系風險較大時，不是推進該項改革的最佳時機，這方面萬萬不可“趕工期”，不能“霸王硬上弓”，索羅斯當年的忠告“應該先加強后開放”今天看來仍不無道理。否則，魯莽出錯牌，“你的下一步可能就是你的最后一步”。

　　(本文作者介紹：南京大學長江三角洲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財經作家。微信公眾號njchenzhil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