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馮興元

　　為了提振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應對美國漸漸冒頭的低稅模式，最好的策略是以低稅模式降低企業綜合成本。　

　　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2017年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要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減少審批環節，降低各類中介評估費用，降低企業用能成本、物流成本，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推動企業降本增效。

　　確實，民營企業稅費負擔重的呼聲最近陡然升高，中央的減稅降費政策將是一場及時雨。

　　根據一項對民企的調查，有幾個行業“營改增”后稅負應該是增加的。被調查企業中有57家企業先后經歷了“營改增”的過程，有36家（63.2%）反映稅負提高了，12家（21.1%）減輕，9家（15.8%）不變。這里房地產行業一共14家，13家企業認為“營改增”導致稅負增加，占該行業被調查相關企業數的92.6%，僅有一家企業認為稅負沒有變化，沒有一家企業認為稅負降低。

　　此外，被調查的各9家醫藥行業和農產品加工行業企業的稅負均增加。這說明房地產行業、醫藥行業和農產品加工行業比較難實現所有行業“營改增”稅負“只減不增”的初衷。

　　在所調查的上述113家企業當中，認為本企業稅收負擔很重和較重的比例占到了87%，認為稅負可以接受的占8%，認為較輕和很輕的僅占1%。這種主觀感知是屬于民營企業家切實的感受。

　　也有人認為上述主觀調查結果不過硬，應該拿出客觀數據。普華永道和世界銀行最新報告《Paying Taxes 2017》（2017年度納稅報告）給出的客觀數據顯示：中國企業各種稅費負擔占其凈利潤的百分比為68%。而美國只有44%。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周天勇教授提出一組數據顯示，波士頓咨詢公司2013年的研究報告指出，美國制造商品的平均成本只比在中國高5%；到2015年，在美國低成本地區生產預計變得和在中國生產一樣經濟劃算；到2018年，預計美國制造的成本將會比中國便宜2%-3%。

　　福耀集團董事長曹德旺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的時候說，他計劃花10億美元去美國建廠，并在那里生產汽車玻璃。也就是說，他準備跟進美國的“再制造業化”。其原因是相對于中國大陸，在美國生產汽車玻璃具有明顯的成本優勢。他表示，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負率跟美國比高35%，在美國生產夾層玻璃的成本比中國高4倍多，但總利潤還是會多10%。

　　我認為，要想維持中國的世界制造中心地位，需要盡快降低企業的稅費負擔，解決與稅制相關的各種問題。

　　從宏觀稅負角度，結合其他數據能看到中國民營企業的稅費負擔比較重。我們先看看我國的宏觀稅負。宏觀稅負是指一個經濟體的政府全部稅費收入占GDP的比重。

　　2015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676708億元。當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為152217億元，社會保險基金收入43088億元，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42330億元，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2560億元。與此同時，國有企業實現利潤23028億元。

　　這里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包括了國有土地轉讓收入3.25萬億元。國有企業實現利潤當中一部分上交給財政，即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后者占前者的11.1%。

　　一個正常口徑的宏觀稅負應該納入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和國有企業利潤。國有企業利潤本來歸國有企業的出資者即政府財政所有，也就是屬于財政收入。至于政府把89%的國有企業利潤留給國有企業使用，那相當于政府支出其財政收入，把這部分財政收入轉移支付給國企。

　　計算這樣一個正常口徑的宏觀稅負（口徑1）時，就是把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社會保險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以及國有企業利潤加起來除以GDP。由此可以得到2015年我國正常口徑宏觀稅負（口徑1）為38.5%。

　　但是，很多地方政府部門擁有“三亂”收入（亂集資、亂收費、亂攤派）。隨著我國經濟增長趨緩，這種“三亂”抬頭的問題是存在的。

　　地方政府財政收入越是拮據，“三亂”問題越會變得嚴重。完全有理由保守估計地方政府的“三亂”所獲占GDP為1.5%，那么寬口徑宏觀稅負（口徑2）還會增加1.5個百分點。地方政府通過“三亂”，實際上從GDP中繼續抽取了大量的資金或者占用其他資源，相當于繼續征稅。于是，2015年寬口徑宏觀稅負（口徑2）就是口徑1宏觀稅負加“三亂”收入占GDP的比率，至少為40%。

　　這種“三亂”的計算是保守的小口徑估算，沒有考慮到地方政府以低補償標準、不按市場價格標準支付征地費用，其實就是地方政府獲得大量與征地有關的隱形收入，可以保守方式按GDP的2%來估算。加上以后就得到更寬口徑的宏觀稅負（口徑3）42%。

　　中國2015年的通脹率（以消費者價格指數衡量）為1.4%。通貨膨脹等于征稅，因此也叫“通貨膨脹稅”。根據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的觀點，政府應該維持幣值穩定，如果貨幣當局通過濫發貨幣制造了通貨膨脹，那么政府應該按照通貨膨脹率這一比率數字同等程度地向社會成員退回稅金。

　　因此，我國比上述計算更寬口徑的宏觀稅負（口徑4）需要進一步考慮通脹率。其計算方法就是把口徑3+通脹率，得到43.4%。

　　其實，由于目前霧霾問題嚴重，或者為了迎接大型活動，有關地方關閉工廠、工地或者市場，或者限制開工開業。對于企業來說，其蒙受的損失，至少也算是一種“稅費”。這種“稅費”可以至少按GDP的1%計算。這樣得到寬口徑宏觀稅負（口徑5），等于口徑4+停工損失率，得到44.4%。

　　上述口徑還沒有考慮這么多年來各地往高虛報GDP增長率所導致的GDP虛增造成的宏觀稅負計算公式中GDP分母偏高問題。也沒有考慮我國2015年一般預算赤字23551億元（即赤字率達到3.48%），更沒有考慮到其他政府負債的凈增狀況。因此，我們還沒有計算口徑6、口徑7和口徑8的宏觀稅負。

　　我國由于以間接稅為主，宏觀稅負中大多數稅負是由企業承擔。但是民營企業絕大多數在競爭性行業，掙扎在競爭劇烈的“紅海”當中，其產品所面對的需求彈性大，民營企業難以轉移稅負。目前一些學者認為民營企業稅負是間接稅，就容易轉嫁稅負，這種看法無疑是錯誤的。

　　值得注意的是，對于正常經營的企業而言，也許能夠承受一定的稅負水平，但是加上社保費率問題、融資問題、債務問題以及經濟周期的影響問題、甚至地方政府部門騷擾等等，就會使得民營企業無以為繼。

　　由此看來，民營企業稅負不僅僅是一個反映其絕對納稅額的絕對概念，也不僅僅是反映稅額占營業額、凈資產或者凈利潤某個比例的相對概念，它也是一個需要綜合考慮其他企業成本的相對概念。

　　目前，很多的民營企業同時承受著稅費負擔、社保費率、融資難、債務負擔、經濟周期影響問題以及地方政府騷擾問題。這些方面的減負或者局面的改進，對民營企業的生存發展均能發揮正能量的作用。

　　其實，大量民企依賴借民間高息貸款生存。如果是短期貸款，還能撐一撐，累計金額大了，借入時限長了，利率將壓倒民企。

　　回到我們的稅負主題，如果在經濟下行時從稅制改革角度（而非僅僅出臺某個臨時政策）實行減稅或者全面推行低稅模式，這不但可以為民企減輕實際上的成本壓力，還有助于提振民企投資的信心和民企活力。而從稅制改革角度為民企減稅或者全面推行低稅模式正是一項重要的供給側改革，是當下的決策者需要考慮的方案。

　　更重要的是，低稅模式優于減稅政策。低稅模式給予民營企業更穩定、更長期的預期，更能促進民營企業的投資和創新積極性。

　　據說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想把美國企業所得稅率降低到15%。而且美國對企業不征營業稅或者增值稅。特朗普意在重振美國制造業，實現美國的“再制造業化”。很可能先降減美國國內企業的所得稅，而對其海外企業維持較高的所得稅。

　　如果美國轉向這樣一種低稅模式，對全世界的示范和引領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中國為了提振自身的制造業，或者應對美國漸漸冒頭的低稅模式，可能最好的應對也是低稅模式。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