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梅新育

　　從中長期來看，印度經濟、社會、政治體制的一系列根本性問題構成了該國長期穩定和持續發展不可逾越的障礙，某些國內外輿論廣泛宣揚的印度經濟“優勢”也存在很大水分，因此，印度經濟雖然有希望縮小與中國的差距，但無法趕上中國。

印度經濟發展無法趕上中國

　　一場金磚國家峰會再次把印度拉到萬千國人注目的焦點，對這樣一個“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上不可忽視的國家，去年、今年賬面經濟增長率又略超中國，我們該怎樣評判其經濟增長潛力？從全局來看，作為初級產品凈進口國和持久的經常項目收支逆差國，印度長期受困于“保增長”與“抑通脹”無法兼顧的窘境；當前的初級產品熊市給印度創造了一個緩解上述困境的機會，加之中國經濟集中遭遇人口結構老化、產業結構升級調整、資產泡沫膨脹等問題，在當前和未來數年，印度經濟增長率有可能保持在與中國相當甚至略有超過的水平，從而縮小與中國經濟的差距。但在中長期內，由于基本國情等因素，印度經濟難以趕上中國。

　　印度為什么長期陷于“保增長”與“抑通脹”無法兼顧的困境？是因為該國獨立以來經常項目收支赤字持續數十年，除1970年代的兩年之外每年貿易收支都是逆差，在可預見的未來也沒有根本扭轉的希望。在新興市場經濟體宏觀經濟急轉直下、國際市場參與者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看空情緒高漲、市場參與者紛紛逃向美元之時，這類存在持續貿易逆差和經常項目收支逆差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將備受困擾，虛弱的貿易收支和經常項目收支將給市場參與者創造看空其本幣匯率的理由，從而抽逃資本，進而形成“資本外逃—本幣對美元匯率貶值—資本加劇外逃”的預期自我實現的惡性循環。

　　倘若該國資本流入以波動性較高的組合投資流入為主，這種惡性循環和波動就會更加劇烈。由于該國本幣匯率對美元大幅度貶值，即使此時國際市場上以美元計價的大宗初級產品價格下跌，其國內以本幣計價的這些投入價格也依然如故地堅挺，通貨膨脹壓力仍然居高不下。此時，該國央行就不得不直面“保增長”與“抑通脹”之間的激烈沖突。

　　更糟糕的是，為了避免陷入災難深重的國際收支危機、進而引爆全面的貨幣金融危機，這樣的國家還往往不得不選擇維持高利率高準備金率，甚至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以吸引組合投資流入，而顧不得此舉將對實體經濟部門產生何等慘重的殺傷力。這就是前幾年乃至新世紀初十余年間印度宏觀經濟管理面臨的困境。

　　相反，中國在1990年代初遭受西方制裁時期開始了持續的貿易收支和經常項目收支順差，不存在印度這樣的困擾，在兼顧“保增長”與“抑通脹”方面比印度要主動很多。但自從2012年以來，國際初級產品市場逐步轉入熊市，印度面臨的上述困擾大大減輕，中國相對于印度經濟的這一優勢相應顯著削弱。

　　我整理世界經濟史總結，初級產品市場行情變動通常是10年牛市跟隨10-15年熊市，這就意味著在直到2022年乃至2027年的這段時間里，中國經濟相對于印度經濟的這一優勢都會相對削弱。加上其它有利因素共同作用，在這個有利時期，印度經濟體量有望縮小與中國的差距。

　　當前印度經濟規模是中國的1/5，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數據庫，2014年中印GDP分別為104307億美元和20426億美元，2015年分別為109828億美元和20907億美元，預計2016年分別為113830億美元和22889億美元。如果印度做得好，未來一段時期之后將其經濟規模從中國的1/5提高至中國的1/3乃至一半左右，是有可能的。

　　然而，從中長期來看，印度經濟、社會、政治體制的一系列根本性問題構成了該國長期穩定和持續發展不可逾越的障礙，某些國內外輿論廣泛宣揚的印度經濟“優勢”也存在很大水分(典型如其“人口紅利”)，因此，印度經濟雖然有希望縮小與中國的差距，但無法趕上中國。

　　在直觀的層次，土地制度和征地困境、稅制導致國內市場分割、勞動法導致勞動力市場僵硬被國內外商界視為妨礙印度經濟增長三大體制癥結：

　　一個發展中國家倘若征地過于繁難，非農產業難以發展，將形成“征地繁難—非農產業難以發展—非農就業機會少—農民更加死守耕地、征地補償要求更高—征地更加繁難”的惡性循環，整個國家深陷泥潭無從實現起飛，印度在很大程度上已經陷入這個泥潭。

　　民族、語言、文字高度不統一本來就從根本上大大降低了印度國內市場的統一性，其邦際貿易還要額外征稅，效果類似國際貿易進出口關稅，結果就是印度很大程度上并不存在統一的國內市場，而近似多個國家市場的集合，從而大大削弱了印度作為大國的國內市場規模經濟等項優勢。

　　印度勞動法過于僵硬，至遲從二戰以來，員工人數超過100人的企業解雇員工就需要報請政府審批，導致其勞動力市場極度缺乏彈性，也人為抬高了印度的勞動力成本，減少了其就業機會。

　　上述三大問題對印度經濟發展的阻礙極為顯著。

　　征地成本高昂、征地極度繁難，在印度并非孤例，而是數十年來的普遍現象，從上世紀六七十年代1萬千瓦裝機容量、移民2845戶的達姆布爾水電工程(the Dumbur Hydroelectric Project)要耗費足足9年方才建成，還引起延續數十年之久的動亂；到本世紀浦項制鐵、安賽樂-米塔爾公司(Arcelor Mittal)在印度投資項目因七八年時間也無法完成征地而被迫取消，都表明了這一點。

　　印度與中國類似，地域廣博，人口基數大，而且年輕人口占比很高，這是一個顯著的優勢。雖然受教育程度比較低，但是受益于龐大的人口基數以及成熟的英文教育系統，與全球其他地區日益提升的勞動成本與老齡化趨勢相比，印度依然擁有人口的巨大優勢。當然，其人口領域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印度國民受宗教影響比較深，缺乏中國漢族人民那樣普遍、深入骨髓的自我奮斗精神，性格比較順其自然。印度教育在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也存在一些問題，比如印度制度規定國立大學為來自表列種姓、表列部落和其他落后階層的中學畢業生保留22.5%的入學名額，政府還曾企圖將這一配額比例提高到50%，并從公立高校擴展到所有大學，同時將在中央政府和公營企業為落后種姓保留的就業崗位份額進一步提高到27%。

　　除此之外，腐敗、投資不足、補貼泛濫等民粹主義經濟政策等問題也是印度經濟社會發展的軟肋。

　　印度經濟的增長給我們對外經貿帶來了新的機會，而面對印度力圖趕超中國的壓力，我們最關鍵的是保持和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尤其要防止自廢武功。在這方面，值得警惕的可能自廢武功的主要問題包括：在“素質教育”、“反對應試教育”之類旗號下開展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教育和公務員考試中五花八門的加分政策；產業結構“去工業化”；社會福利過度加碼；各類補貼、轉移支付等膨脹……對此，我們要時刻保持冷靜頭腦，正視與尊重冷峻的客觀規律。

　　印度也是中國的機遇，印度龐大的人口以及作為迅速成長的新興市場，無疑是中國企業新的潛在消費市場，國內有競爭力企業可以到印度進行投資或并購，開發這一市場，印度落后有待改進的基礎設施也為中國提供了化解產能過剩的潛在可能。兩國可以通過各自的比較優勢實現共贏。

　　(本文作者介紹：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