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陳功

　　由于國有企業掌控重要資源，并且有政策和金融資源支持，以至于后來民間投資演化成為一種國有企業投資的附屬，呈現“民企抱國企大腿”的局面。現在國企投資不旺，項目減少，民間投資自然也跟著減少。

應對民間投資建立負面清單制度

　　中國當前經濟承壓，雖然政府不斷推出重大投資項目，但仍然不能扭轉局面。國內經濟面臨下行壓力，民間投資不力是個短板。今年初以來，民間投資增速持續回落。1-4月份，民間投資增長5.2%，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5個百分點，比全部投資增速低5.3個百分點；占全部投資的比重為62.1%，比去年同期下降3.2個百分點。

　　國務院對民間投資放緩很是著急，在5月4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李克強總理就直言，“說實話，一些民營企業現在面臨的問題，不是‘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而是‘沒門’！不知道‘門’在哪兒！”“因此，必須進一步放寬準入，讓民間資本投資‘有門’！”針對民間投資增速下滑，國務院將派出9個督查組赴18個省（區、市）開展實地督查，組織開展第三方評估和專題調研。督查將針對政策落實到位、出臺配套措施及時與否；是否存在民間資本準入門檻高、困難多、阻力大；是否存在政策多變、難以預期，“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金融機構是否對民營企業貸款動力不足，中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期限短；PPP模式中的政策不完善、機制不科學、承諾不兌現等問題。

　　在國有經濟占重要地位、政府仍然主導經濟資源的背景下，民間投資難以興旺、卡脖子的問題依然嚴重：

　　第一，民間投資倒退的現象，在宏觀上是“國進民退”的體現，并不令人奇怪，這個問題長期以來就一直存在。由于國有企業掌控重要資源，并且有政策和金融資源支持，以至于后來民間投資演化成為一種國有企業投資的附屬，呈現“民企抱國企大腿”的局面。現在國企投資不旺，項目減少，民間投資自然也跟著減少。

　　第二，結構性問題限制了民間投資。當前中國經濟面臨諸多結構性問題，包括行業壟斷、市場壟斷、行業過剩、金融資源配置等等，都是結構性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不是民企說增加投資就能增加的，除非國企市場和行業都出現結構性的改革，否則民間投資前景不容樂觀。

　　第三，政策調整和落地。從短期解決問題來看，政策落實方面的問題最大，即便派了督察組下去，發現了許多問題，恐怕也難有改變。原因很簡單，當初在做規劃設計和項目安排時，就根本沒有考慮民間投資，雖然有口號和概念，但根本落地不了。以“一帶一路”為例，領導講話和政策上并沒有歧視民間投資，但實際的項目設計和規劃就沒有考慮民企，企業對外投資參與“一帶一路”項目要得到相關部門的保證函，但民營企業很難拿到政府的擔保背書，因此也就別想參與相關的項目了。

　　第四，銀行經營問題。商業銀行是金融企業，現在對風險和利潤都有控制，他們的選擇自然側重于國企。不是國企沒有問題，而是因為出了問題銀行好交代——代給國企的貸款即使出了問題，也是肉爛在鍋里，只算失誤，不算犯罪。但如果對民企的貸款出了事，那問題就說不清楚了。要改變這種情況，政府應該有所作用。國務院除了推擔保行業之外，還應該考慮其他為民營企業增信的模式，如推出國家排行榜、產業協會排行榜等；也可由國家認可和監管的第三方風險評估機構提供全面的管理評估報告等等。

　　第五，宏觀經濟形勢不好。目前，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都不好，受大環境影響，國內外普遍存在行業蕭條、市場不景氣的因素。這方面的情況很清楚，不用多說，宏觀形勢上，目前的確有很大困難，必然會影響民間投資的意愿。

　　第六，民間投資自身存在問題。在目前的市場環境下，影響民間投資的因素很多，如制造業萎縮，企業經營管理不善，管理層老化，資金脫實就虛成為潮流，企業轉向從股市、樓市賺快錢，等等。此外，至于國家大力投入、有資金保障的基礎設施項目市場，包括PPP項目，民間投資上不去的因素也有很多。很多領域并不見得是基層政府有意阻止，更多可能是國有投資的擠出效應所致，以及市場盈虧的影響。

　　分析民間投資下滑問題要一分為二。民間投資并不是簡單的放松和刺激的問題，政府還是應該加強對民間投資的管理。結合中國的現實，可能更多還是管理的問題，一放不如一管，增強管理實際上就為民間投資增信了。現在流行的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可以用于民間投資管理，國務院可以考慮建立國家級和省一級的“白名單制度”，讓有信譽、有技術、有市場、管理好的民營企業進入這個名單，然后用這個白名單對接金融機構。如果以這種方式操作，信貸的水龍頭就可以向民企打開，民營機構的資源問題就可比較好的解決。

　　(本文作者介紹：安邦咨詢創始合伙人、首席研究員、博士后導師、著名智庫學者、信息分析權威專家。他是“新絲綢之路”的最早研究者，中國版馬歇爾計劃提倡者，他同時也是中國陸權理論的最早研究者。研究方向主要是基于信息分析的地緣政治戰略和城市發展戰略。陳功先生長期擔任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理事，多所中國大學的教授及博士后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