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莫開偉

　　當前我國經濟正面臨結構調整，企業轉型升級，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在此背景下，我國制造業發展困難更為突出，企業經營舉步維艱，一些制造企業直接面臨生死存亡的挑戰。

　　前幾天，中國民營企業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持續刷屏各大網媒。曹德旺投資6億美元在美國建造的汽車玻璃廠正式投產，他本人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發表了一些對制造業企業生存狀況的看法，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熱議和強烈反響。

　　當前我國經濟正面臨結構調整，企業轉型升級，經濟下行壓力依然較大。在此背景下，我國制造業發展困難更為突出，企業經營舉步維艱，一些制造企業直接面臨生死存亡的挑戰。前三季度，第二產業僅增長6.1%，低于第三產業1.6個百分點。也許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曹德旺在美投產辦廠，資本出海，這樣稀少平常的事情才會攪動全社會敏感的神經。

　　盡管我國制造業正面臨重重困難，但不可喪失信心，盲目否定，更應保持冷靜心態，客觀辯證地看待我國制造業優勢與挑戰。筆者認為，中國作為世界第二經濟體，制造業第一大國，其優勢是顯而易見的：一是中國制造有強大的系統配套和集成能力，具備較大的生產潛能和發展空間。二是巨大的市場潛能，中國人口眾多，中產階級的升起，到新生代的新追求，為制造業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市場。三是我們有較強創新的潛力和創新基礎；加之國家對制造業重視及投入加大，制造業具有較強的發展動能。由此，要對我國制造業總體充滿信心，切不可妄自菲薄，中國制造業仍然具有較大發展空間。

　　與此同時，也不應盲目樂觀，應看到我國制造業存在不少劣勢，除了來自歐美、日本等經濟發達國家先進科技制造業沖擊使我國制造業處于價值鏈底端因素之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國制造業稅賦的確比歐美等國家高，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據曹德旺反映，美國對企業征收的所得稅是35%，加地方稅、保險費其他5個百分點共40%，而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務比美國高35%；而據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給出的數據顯示，中國企業非常大的負擔就是宏觀稅負率太高。

　　1995年，宏觀稅負率只有16.5%，2000年也只有21%，2005年26%，2010年一下子到了36%了，2015年，企業的宏觀稅負率已將近37%；另外天津財經大學教授李煒光測算，我國企業綜合稅負達到50%以上，在21個亞太經合組織國家中排名第四。他認為中國的稅率讓企業老老實實交稅，基本上處于死亡的邊緣，這就是“死亡稅率”。

　　尤其，過去十年的稅收收入增速與GDP增速，趨勢大體一致。但在絕大多數年份，稅收增速都遠高于GDP增速，如2010年后的5年，經濟增速下滑，下行壓力增大，企業也遭遇了成本升高、利潤下降的現實困境，然而除了稅收收入增速依然高于GDP增速，直到去年，隨著大量企業盈利能力繼續下降、經濟“脫實向虛”的問題更為嚴重，稅收收入增速才略低于后者0.3個百分點。再加上有高達百分之十幾的增值稅，更別提印花稅、車船稅、城建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費等其他稅種，還有用地、用電、用水、用工等生產資源要素價格不斷攀升，更加大了制造業成本，讓制造業難堪重負。

　　更具危害的是，中央政府稅收優惠政策因地方政府財力困難，存在懸空或截留現象，比如一些地方政府收“過頭稅”就是最好說明；而且不少地方名義稅負有所下降，其他不明不白的行政性審批收費閘門又被重新打開，企業各種變相負擔依然不減甚至有所加重。

　　正是因為稅賦過高，擠壓了企業利潤空間，再加上當前中國人口紅利已漸漸不復存在，制造業作為勞動密集型行業所受影響最大，還有較高的融資成本、及粗放的管理成本等等，導致我國制造企業在國際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

　　另外，還有產權保護滯后，專利創新發明得不到應有的保護及我國企業家精神和發揮工匠精神上引導不力，不少制造業不愿或不安心從事制造業，并缺乏優秀技術工人，使中國制造業難以形成具有品牌影響力的產品，競爭處于劣勢地位，這些都是導致一些有競爭勢力的大型制造業萌生尋找外遷的念頭，諸如曹德旺的福耀玻璃就是其中之一。

　　顯然，減輕制造業稅賦負擔、提振制造業信心、避免更多制造業外遷已到刻不容緩的時刻了，各級政府應增加危機感、責任感和使命感，全面參與降低制造業稅賦負擔這場社會革命，徹底砸碎各級政府伸向企業“亂征稅、亂收費、亂攤派”的“有形臟手”，落實好最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著力振興實體經濟”、“穩定民營企業家信心”、“保護企業家精神，支持企業家專心創新創業”、“加強產權保護制度建設”等政策精神。

　　第一，加大降低稅賦讓利力度，在全面營改增基礎上，進一步降低企業各項稅率，讓企業真切感受到優惠稅收政策帶來的利好，我國宏觀稅賦還是微觀稅賦，都有較大降幅空間。

　　第二，加大對企業稅費政策執行情況的檢查力度，建立懲處機制，將其納入地方政府施政考核目標，凈化稅費環境。即由國務院督查組牽頭對全國各地政府在優惠稅收政策、行政審批收費事項等執行情況進行定期或不定期大檢查，將對民營企業的優惠稅收政策全面落實到位；對優惠稅費政策執行不力或陽奉陰違的行為堅決從嚴從重懲罰。

　　第三，加大減少行政審批事項力度，將能放開的審批事項全面放開，將更多的政府“權力”讓位于市場，給企業更多大、更多的主動權和自由裁量空間，消除一切捆綁企業手腳的體制性制約性因素。

　　第四，采取切實可靠措施，降低各項要素生產資源成本，為降低企業成本提供現實可能。主要是改變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依賴，加大財政體制改革力度，實現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相匹配，消除由“地王”催生的土地體格猛漲；加大對水、電、氣等價改力度，防止價格過快上漲，對任何亂漲價行為依法依規進行嚴厲查處，營造降低企業生產成本的良好氛圍。

　　第五，各級政府樹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理念，消除唯GDP政績觀，提高經濟發展的前瞻性和遠見性。消除投資化重復建設，扭轉地方政府“寵愛”虛擬經濟的作法，制定制造業興國戰略，夯實制造業“2025”基石，將起作為振興中國經濟的最重要產業支柱。

　　第六，切實推進政府機構改革，下決心精簡政府機構人員，提高政府公務員綜合素質和整個行政運行效率，切實降低行政運行成本，為減輕制造業及所有企業稅賦奠定基礎。

　　(本文作者介紹：知名財經評論人、中國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