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周天勇

　　當前要從供給側發力解決需求側的消費不足問題，設計出能夠提高大眾收入水平，提高其消費能力，從而平衡生產過剩，使國民經濟良性增長的政策組合。

周天勇：經濟不振的主要原因是國內消費需求不足

　　2017年上半年，中國經濟形勢穩中向好。GDP同比增長6.9%，中國制造業采購經理指數（PMI）值回升為51.5%，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實際增長6.9%，1-5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同比增長22.7%。從三大需求看，社會消費品零售商品總額增長10.4%，消費略增；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8.6%；出口增長15%，明顯回升。就業形勢也因商事體制改革和鼓勵“雙創”而較為平穩。筆者在此談談對宏觀經濟走勢的看法，并提出相應的政策建議。

　　經濟不振的主要原因是國內消費需求不足

　　學界對從21世紀第二個十年開始的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成因有不同看法。筆者對比進行了國民經濟數理關系的推導，建立模型，經過計算發現，首先，經濟主力人口的上行和下行，是影響消費需求和經濟增長上行和下行波動的一個重要原因。如2007年經濟主力人口增長速度到達最高點時，因經濟主力人口的增加，當年新增的消費需求為693.3億元人民幣，為當年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0.74%；貢獻的增加值為2244.68億元人民幣，為當年GDP的0.82%。2016年經濟主力人口收縮，減少的消費需求為1014.11億元人民幣，為當年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0.31%；由此而造成的經濟增長損失為3309.39億元人民幣，相當于當年GDP的0.42%。

　　其次，人口城市化的滯后造成消費需求不足和經濟增長損失。就全球范圍而言，許多國家和地區，當其人均GDP在8000-10000美元時，其人口城市化水平在75%左右，農業就業勞動力占總就業人口的比例在11%-15%。而中國2016年人口城市化水平為41.2%，偏差33.8%；常住人口城市化水平為57.35%，偏差17.65%；2015年農業就業勞動力比例為28.3%，偏差約為15%。2016年受人口城市化滯后的拖累，損失的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規模達31609億元之巨，高達當年全社會消費品零售額的9.51%。筆者分解城鎮居民人口、非城鎮戶籍常住人口和農村居民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計算出因人口城市化滯后造成2016年的國民收入損失額為2870億元人民幣，相當于當年GDP的0.386%；而累積人口城市化滯后所造成的國民收入損失為10.58萬億元人民幣，為當年GDP的14.22%。

　　再次，城鄉土地產權和市場二元體制的運行，財富及財產性收入城鄉流動不均，導致了消費需求不足、生產過剩和增長速度的放緩。一般來說，財富收入差距擴大會導致生產過剩。中國的特殊性在于農村居民因土地被管制而守著“休眠”或“僵尸”資產，城鎮居民的房地產財富和相關收入卻因房地價格上漲而快速增長。2016年城鎮居民擁有的住宅建筑面積為325.8億平方米，當年商品住宅銷售均價為7226元/平方米，總價值達235.4萬億元，人均資產為41.34萬元。從2015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城鄉居民各分項收入看，城鄉人均財產性收入之比為12.1∶1，遠高于城鄉居民工資收入之比4.2∶1。根據國家統計局有關數據及2016年城鎮工資增長率計算，城鎮職工月平均工資為5479元；進城農民工月平均工資為3572元，工作時間只有10個月。城鎮職工與農民工年平均工資的比例為1.84︰1。其中，根據2016年農民工監測報告外出農民工租住及平均租金等數據計算，當年在城鎮務工租房居住的農民工，給城鎮房東支付了規模達6776億元的租金，占農民工城鎮消費支出的近一半。并且，剛需購房者在高價位進入，其房貸的還本付息也抑制了他們的其他消費需求。

　　從宏觀經濟因素變動相互影響看，經濟主力人口收縮，人口結構老化，造成了總的邊際消費需求逐年遞減、上年生產能力不能及時出清的過剩壓力；而農村人口市民化受阻形成的收入和消費支出差距，城鄉和居民間財富與收入流動和分布的不平衡，也會積累傳導形成生產過剩壓力。從大格局看，宏觀經濟表面上凸顯為供給方面的過剩，然而，深層次的原因是消費需求從幾個方面收縮，是總消費需求不足。如果對此認識不清楚，會在根本解決思路上發生混亂，甚至可能南轅北轍。

　　消費是最終需求，依然較為疲軟。2017上半年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為10.4%，與2016年持平；而消費物價水平為1.4%，比上年平均水平低了0.6%。

　　投資是中間性的需求，特別是制造業投資變動受消費需求收縮的影響較大。1-5月，投資增長率為8.6%，遠低于2009-2014年的復合投資增長率17.95%，也低于2015年的名義投資增長率10%，比2016年略高0.5%。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下降0.7%，其中5月份負增長，為-3.7%。從投資結構上看，大多是產出消費品的制造業投資增長，占比為5.6%，消費品制造業的中間投資需求也增長較緩；投資性房地產需求還是較旺，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在嚴厲限購政策下仍增長8.5%；政府可以主導的基建投資增長速度較高，基礎設施投資增長20.9%，其中公共設施管理業和道路運輸業投資分別增長25.2%和23.1%。

　　傳統政策工具治理經濟下行問題的困境

　　美國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在2016年初對中國治理經濟下行問題的方案提出質疑，認為只強調供給側的政策是片面的，還是要出臺刺激需求側的政策。其實，一是針對經濟主力人口收縮形成的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擴張性財政政策和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作用有限，因為雖然央行可以印發貨幣，但是增加不了掙取工資和支出貨幣的人。安倍經濟學的失效就證明了這點。二是斯蒂格利茨還提到增稅和擴大財政支出要相對穩定，然而中國的宏觀稅負和企業稅費等成本已經很高，再提高稅收水平，將有更多的企業虧損歇業，會造成更多的勞動者失業。三是經濟下行時財政收入也會相對減少，國民經濟綜合負債率再提高的空間有限，而用加杠桿的方式，通過實施擴債等寬松貨幣政策刺激需求和經濟增長，貨幣不是進入相對過剩的制造業，而是大量地被吸入投機性的房地產業，或者在金融體系內形成以錢生錢的循環，經濟快速泡沫化，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就會受到影響。四是擴大基建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解決過剩的作用十分有限。20世紀80年代，1億元投資，勞動者收入的轉化率為40%左右，而目前由于技術進步和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高鐵、高速公路等投資的勞動者收入的轉化率只有15%左右，商品房建設的勞動者收入轉化率也不超過25%。

　　鑒此，應當逐步放棄靠借債進行基建投資，以及靠擴大房地產和居民按揭貸款進行資產投機來支撐經濟增長速度的方式。2017年下半年應當逐步回歸穩健和中性的貨幣政策，處理好央行外匯儲備與外匯占款的平衡關系，抑制房地產價格，改革和引導資本市場資金進入國內實體經濟，深化農村土地、知識產權和市場化的改革，創造吸收人民幣進入的新領域，防止積累和發生金融風險。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單純的中性貨幣政策只是穩定金融的工具，它并不能解決人口下行和城鄉收入差距所造成的生產過剩，也提升不了經濟增速。

　　照搬供給學派的政策會解決中國目前生產過剩和增長速度放緩的問題嗎？回答也是否定的。一是供給學派的理念是重歸薩伊定律。然而，人口增長下行，邊際總需求連續遞減，下一年需求萎縮自動地壓縮上一年原有的生產能力，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的定理在此環境下失效。也就是說，普遍減稅并不能扭轉經濟主力人口收縮的局面，更不能使其增加，也就不能在總體上擴大消費需求來平衡生產過剩。二是供給學派普遍的總量減稅工具，并不能解決因中國目前結構性財富收入向城鎮和向上流動集中導致的生產過剩和經濟增長放緩的問題。

　　供給側發力的一個思路和框架性方案

　　目前，中國經濟運行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雖然是總消費需求相對不足，然而傳統總量性的單一的政策工具，對因結構變化和偏差而生成的問題基本無法解決。因而，對癥的思路是：從供給側著手和發力，解決需求側的消費不足問題，設計出能夠提高大眾收入水平，擴大其有支付基礎的消費能力，從而平衡生產過剩，使國民經濟健康良性增長的政策工具組合和框架性方案。

　　首先，政策工具選擇上，以供給側結構性減稅為主，重點針對能夠擴大就業、提高城鄉居民收入、增強居民消費能力的行業和企業，實施有針對性的減稅。降低其增值稅稅率，并提高能夠大量增加就業的小微企業的稅收起征點。另外，從制造業面臨的困境和多增加就業的角度來考慮，應將增值稅率降低2%，社保費率降到30%。

　　同時，與需求側財政政策相組合，縮小基建領域的財政支出，擴大財政對教育、住房保障、恢復人口平衡再生產等方面的投入。一是結合廢除戶籍和提供公平公共服務等方面的體制改革，容納農民工家庭子女進城入學，接受義務教育，使他們與城市兒童處在同一個起跑線上；二是城鎮保障房向農民工開放，并且對多套房開征房產稅，抑制投機炒房和泡沫，縮小城鄉財富收入差距；三是考慮到中國生育管制時間太長和力度過大，未來鼓勵生育后，家庭撫養負擔沉重，義務教育應向下延伸，由國家興辦和采購能夠免費向生育家庭開放的托兒所和幼兒園，降低婦女生育的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

　　這樣的民生性財政政策可以達到以下目的：一是與政府單純擴大基建投資相比，對城鄉居民增加轉移收入、增強消費能力效應很大；二是可以加快農村人口市民化的城市化進程，抑制因財富收入向城鎮集中導致的生產過剩，提高進城農民工的收入能力和消費水平；三是能夠促進供給側的人口再生產，逐步積累和釋放新的消費需求。

　　這樣的民生性財政政策可以達到以下目的：一是與政府單純擴大基建投資相比，對城鄉居民增加轉移收入、增強消費能力效應很大；二是可以加快農村人口市民化的城市化進程，抑制因財富收入向城鎮集中導致的生產過剩，提高進城農民工的收入能力和消費水平；三是能夠促進供給側的人口再生產，逐步積累和釋放新的消費需求。

　　其次，深促進供給側結構調整。一方面，供給側結構調整需要去產能、技術進步、轉型升級、做大做強，提高中國產業在全球的競爭力；另一方面，經濟結構調整要能更大程度地增加就業，要有利于提高勞動者和全體居民收入水平，有助于擴大全社會消費需求。而偏重于前者，忽略后者，則會使生產更加過剩。

　　需要重點發力的有針對性的供給側結構轉型為：在微觀的企業要素結構方面，供給側結構調節的重點是發展勞動密集型企業；在產業組織結構方面，供給側結構調節的重點是發展中小微企業；在產業比例結構方面，供給側結構調節的重點是發展服務業；在企業所有制結構方面，供給側結構調節的重點是發展民營企業；在偏重容納勞動的技術，還是偏重利用資本的技術方面，供給側結構調節要統籌兼顧，有利于擴大就業；在正式就業、準正式就業和非正式就業結構方面，供給側結構的調節，重點應放在鼓勵個人工作室、居家養老服務人員、小商小販、網上微商店、“互聯網”加個體勞動等非正規和準正規就業形式方面；對游商攤販、破墻開窗、臨街小店等，應給予更多的包容，使低層人群有獲取收入、立身養家的機會。

　　再次，深化供給側體制改革。要改革壟斷性的金融、能源、交通和土地等體制，降低企業投資和運營的成本，使其能擴大就業，增加勞動者的收入和居民的轉移收入；從土地等不動產的財產使用權改革突破發力，深化知識產權及創新體制、人口生育和遷移體制等改革，形成和儲備支撐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動能；國有經濟改革應有進有退，有棄有爭，盤活要素和資源，激發其活力，提高其配置效率；開放教育、醫療服務業，拓展通用航空、未利用土地改造、生態環境資源等促進經濟增長的新準入領域，擴大民間社會事務領域，以此來增加勞動者和城鄉居民的收入水平，提升需求能力，創造能夠繼續擴大市場需求容量的生產能力，促進國民經濟實現中高速增長。

　　第四，在經濟全球化中平衡供需和獲得增長動力。在中國人口增長速度下行、邊際總需求持續遞減和原有生產能力出清滯后壓力較大的情況下，通過“一帶一路”規劃，實施貿易升級替代和地區拓展、產業轉移、分工協作、就業“走出去”和國民收入凈回流等戰略，擴大外部市場需求，釋放國內過剩產能，使國民收入回流國內成為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內外互聯互動，在全球范圍內平衡供需，促進中國經濟健康快速發展。

　　(本文作者介紹：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公眾號天勇看經濟zhouty-t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