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 專欄機構 正和島 作者 尹生

　　因一款游戲引發的互聯網撕裂感在中國可謂前所未有。中國互聯網企業已走到了一個關鍵節點，我們希望一起更理性探討下這個可能需要被重新認識的中國互聯網社會，和企業責任的邊界。

　　7年以后，騰訊大概從王者榮耀遭遇的成功煩惱中重新聞到了3Q大戰時熟悉的味道，不同的是，那次是因為它還不夠強大，而這次則是因為它太強大。

　　成功的副作用

　　可以說，現在的騰訊在中國互聯網領域幾乎沒有了對手：按用戶數和用戶時長計算，騰訊已經是中國當之無愧的互聯網王者；如果按市值計算，現在它在中國僅剩一個對手阿里巴巴，眼下兩家公司在3000億美元以上的級別展開劇烈的冠亞軍爭奪拉鋸戰。

　　但過于成功最終還是給它帶來了麻煩，它迄今最為成功的游戲——王者榮耀——遭遇到了來自社會的壓力，而稍有不慎就可能演變為像7年前那樣上升到公司層面的全面聲討。

　　這款移動游戲據說目前注冊用戶超過兩億，僅第一季度就為其創造了60億元的營收，該產品讓人看到了騰訊十多年游戲行業深耕的深厚底蘊，也可能成為中國公司在內容創造建立起世界級標準的一個標志——盡管還需要海外成功的證明——但與此同時它的成功帶來的副作用也可能成為中國互聯網發展的另一個分水嶺，即從企業私人自治轉向社會共治。

　　資本游戲 vs 社會價值觀

　　爭議來自于這樣一個事實，即王者榮耀的用戶中很大一部分是小學生，這徹底點燃了社會敏感的神經，在一個強調對未成年人采取特別保護措施，以及看重對價值觀塑造的介入的社會中，反彈是必然的。盡管騰訊迅速推出了防沉溺的措施，但你說不好這是受到了業已出現的社會壓力的被動響應，還是這些措施早在計劃中。

　　我要說的是，這本來就應該是騰訊確定性管理的一部分。你可能還記得很多年前，關于對待游戲以及隨之而生的沉溺問題應該采取何種態度，中國社會曾經展開過廣泛的討論，馬云大概就是在那個時候表態永遠不做游戲的。

　　但后來輿論的關注不了了之，這部分可能是因為當時最賺錢的游戲的主要用戶是成年人，而作為社會共識的一部分，一個成年人應該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但也不排除這樣的可能：

　　越來越享有良好社會口碑的騰訊成為游戲之王，用更有積極意義的產品——微信和在公益領域的積極行動（比如馬化騰的大手筆捐贈）暫時化解了社會的不滿，騰訊甚至在資本市場改變對游戲公司的估值標準這一點上也起到了積極作用。

　　于是，即時通信和社交霸主騰訊就在這種普遍默許的氛圍和不斷的自我強化中，成為一家商業上極其仰賴游戲的公司（迄今游戲仍然貢獻了其全部營收的將近50%），人們更愿意將這作為一個傳奇的部分，而很少懷疑。騰訊也似乎樂在其中，就像眾多用戶沉浸在其創造的虛擬游戲世界中一樣。

　　不過就算騰訊想有所變化，資本市場的預期也可能令其不敢隨便超越當下的處境來看待這一切，迄今，游戲仍然是其最主要的增長引擎。

　　騰訊距離“贏得世界級尊敬”有多遠？

　　直到這次，騰訊突然發現自己處于這樣一種尷尬的處境：

　　盡管從法律上來看，它似乎并沒有明顯的過錯（好像并沒有法律明文規定不能開發針對未成年人的游戲），它甚至可以說王者榮耀并非針對小學生設計的，只不過被小學生發現了，在某些方面，它還可以說這是中國在文化創造領域一次具有世界級水平的進步，但這無法說服那些因為孩子沉溺于游戲而擔憂的老師和家長，而后者是一個龐大的群體，而且在當下的中國他們擁有廣泛的同盟軍。

　　這里涉及到一個法律或政府監管的模糊地帶：騰訊這樣的互聯網公司應該為用戶使用它們的產品而產生的消極后果負責嗎——我指的是除了法律或合同規定的責任之外的責任？

　　每當提到類似問題時，那些處于傳統行業的企業總是用下面的例子來進行辯護，而且相當有效：你不能因為一個搶劫犯使用菜刀去搶劫而追責制作或銷售菜刀的企業，也可能也很難因為電話詐騙而去追究電信公司的責任，只要它們在制作、銷售和提供服務的過程中遵循相應的法律規章（程序正確）。

　　這兩種情況都可以稱為工具的中立性原則，企業宣稱和從其實際受益的用戶價值就是工具的功能本身，而并不涉及工具的使用后果。但工具的中立性原則可能并不完全適用于類似騰訊這樣的情況，因為：

　　也許作為通信工具的騰訊提供的價值和傳統的電信公司有些類似，因此可以適用中立性原則，但作為社交網絡和游戲服務商的騰訊提供的核心價值卻帶有明顯的過程和后果相關性，它的主要商業價值也來自這些過程和相關性，因此并不適用工具中立性原則。

　　這還沒有考慮騰訊作為一家以“贏得世界級尊敬”為使命的公司，從中獲得競爭優勢和在用戶心中建立的信譽，這一信譽成為影響用戶決策的重要部分，比如在王者榮耀中，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家長與學校在最初的警惕性，等于其部分用戶（小學生）的監護人將部分監護權讓渡給了騰訊，而在最初騰訊似乎并沒有當好這個暫時監護人的角色，即對出現的小學生沉溺盡早采取措施。

　　從私人自治到社會共治

　　用戶有理由從處于領導地位的公司那里要求更多，畢竟大多數最成功的互聯網公司都或多或少建立在網絡效應之上，換句話說，正是用戶的選擇成就了成功者，但在一些公司那里，用戶顯然并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比如蘋果的用戶付出了高昂的價格購買其產品后，卻淪為其繼續榨取高額后續回報的工具，如它收取的高昂傭金分成最終還是會轉嫁到用戶頭上，對于那些支持蘋果贏得系統級戰爭的開發者又何嘗不是如此。

　　推動互聯網巨頭們的管理從私人自治轉向社會共治的根本力量之一是，當這些公司從一個獨立的商業實體發展為經濟和社會基礎設施后，從產業競爭向生態競爭的進化符合其利益最大化，因為它們的利益越發與整個生態（也包括社會和經濟等）的整體利益密切相關，這要求它們必須從生態的整體利益，而非僅僅是一己私利出發，并在管理上更加采取開放的姿態，兼顧多方聲音。

　　比如，在王者榮耀的生態中，不僅包括騰訊自己，還包括蘋果和安卓陣營的渠道伙伴，媒體，其他游戲公司，騰訊內部的其他游戲項目組，用戶時間和錢袋子安排中的其他項目，玩家以及他們的社會屬性相關者，比如小學生的老師和家長，用戶在游戲世界里的利益相關者，政府等。

　　變化的另一股力量則來自社會的要求，在整個社會的價值評估中，不僅個別公司的權重很小，就連作為一個整體的經濟也只是眾多指標中的一個。盡管不同的社會偏好不盡相同，但兼顧效率與公平和多元化的價值觀、長期與短期利益，是人類共同默認的原則，為了對不同的指標實施有效管理，人類求助于政府和社會組織。

　　這就意味著，作為經濟基礎設施的阿里需要考慮比自身的經營更多的指標，比如總體就業、線上線下等多種生活方式的維系、財富分配中的公平、經濟整體運行的效率、創新的保護、經濟體的可持續性等，而作為技術、社會和潛在的經濟基礎設施的騰訊，則除了阿里需要考慮的，還需要考慮類似這樣的問題，比如用戶的時間和經濟管理，虛擬社會的管理，總體幸福感的提高，個人職業發展與社會化，技術的社會后果等。

　　如果它們不能主動將這些指標納入整體考慮，最終要么面臨競爭地位的下降甚至喪失，要么面臨政府或社會組織的介入——它們承擔的更廣泛的價值指標的監管者責任，讓它們有足夠的理由介入這些新的管理環境，畢竟在更廣泛的社會價值體系面前，互聯網甚至經濟都只是一部分。

　　當這成為現實時，過去那些支持了互聯網繁榮的自由土壤將不復存在，法律和規章最終會趕了上來，想想那些傳統的經濟和社會基礎設施的管理模式，你就會明白這意味著什么，類似電信、能源、公共服務等領域的領導型公司，它們甚至連自主制定價格的權力也會被置入政府的管理范疇，而這只是它們所接受的廣泛監管范圍的其中一個。

　　跑馬圈地的時代已經過去

　　在經歷了20多年的很少限制的任由互聯網精英們跑馬圈地的監管模式后，一些主要的經濟體的政府都已經開始在改變這一局面上蠢蠢欲動：

　　不久前，歐盟已經以亂用支配地位、妨礙競爭為由，對谷歌開出了24.2億歐元的罰款，而美國總統特朗普則公開質疑亞馬遜“不交互聯網”稅，對于Facebook、Twitter這樣的社交網絡應該在反恐、假新聞等領域的不作為或作為不力，人們的容忍也會有限度，而蘋果這樣的公司以所謂的保護用戶隱私為由，將反恐這樣的社會價值拒之門外的做法，更是顯得鼠目寸光。

　　王者榮耀也許會成為騰訊乃至中國互聯網的又一個分水嶺，一次重新認識自己并制定相應目標的機會，否則則是由盛轉衰的分水嶺。它們必須做得比用戶和法律要求的更多，因為你創建了一個新世界，并從中獲益，你必須幫助整個社會學會如何治理它，如果它們不主動做，社會就會接管過去。

　　而且即便如此，政府和社會的介入還是會越來越成為一種常態，因為作為一個獨立利益體的企業實際上很難跳出自身利益之外，社會共治就成為互聯網巨頭們不得不接受的現實，或者說建立確定性的機遇（如果足夠明智的話）。就像尹生在文章《BAT之后，不會有JAT，只有SAT》中寫道的：

　　料想未來政府監管的因素可能也會隨之增加，巨頭們自身隨著規模增加而導致的規模不經濟也會出現，傳統的力量也會反彈，社會性力量將成，為中國互聯網格局中重要的一極，甚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極，如果還有一個叫XAT的時代，那一定是SAT（社會、阿里、騰訊）。

　　迄今，我看到的對于自身給社會帶來的變化認識較為清醒的互聯網企業家中，Facebook創始人扎克伯格也許算一個，他在2017年哈佛大學畢業演講上的演講標題就是《創建一個所有人都有使命感的世界》，當然這之前期望他能先在反恐和假新聞上做出更大改變。

　　(本文作者介紹：正和島是全球第一個通過互聯網把現實世界的巨人們聚集在一起的社交平臺，致力于打造一個自上而下、從虛擬到現實的誠信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