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羅思義

　　美國緩慢增長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將難以令美國政治動蕩快速恢復穩定。以特朗普當選、桑德斯崛起引發的劇烈紛爭將會繼續發酵，美國當權派圍繞特朗普，以及其外交政策的激烈爭斗也仍將繼續。

　　美國最新經濟數據證實，美國經濟已經陷入緩慢增長模式。這一結果給地緣政治所帶來的重大影響不僅將影響中國，而且也將導致美國國內陷入政治動蕩。

　　美國緩慢增長模式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幾乎沒有什么國際問題比美國經濟趨勢對中國經濟戰略和地緣政治戰略更重要。因此，準解分析美國經濟趨勢對中國至關重要。對于這樣嚴肅的問題，以及由此帶來的重大影響，樂觀主義亦或悲觀主義都非美德。前者會導致低估美國增長形勢，后者則會導致高估美國增長形勢。唯有現實主義才是美德。

　　所以，本文將依據新近出爐的美國GDP數據進行分析。結論顯而易見：基本說來，美國已經陷入緩慢增長模式，而且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至少是幾年。

　　引人注目的是，國際金融危機后的15年間美國GDP年均增長率，將低于1929年大蕭條后的15年間的美國GDP年均增長率。一旦了解這些，就會明白部分中國媒體宣稱的“美國正進入快速增長的新階段”的說法，根本上就是錯誤的。至于詳細的原因，請見下文分析。

　　美國經濟緩慢增長必然對中國地緣政治產生重大影響，也會導致美國國內政治持續動蕩。正如最近一段時間美國政壇所發生的：

　　特朗普違背共和黨意愿成為該黨總統候選人，并違背大部分美國主流媒體的意愿贏得總統大選；

　　自特朗普入主白宮后，美國政治當權派內斗得不可開交，白宮頻發泄密事件，特朗普罷免聯邦調查局（FBI）局長，美國國會調查特朗普親信， 《紐約時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等美國主要媒體抱團頻頻攻擊特朗普，以逼迫后者改變政策或者下臺；

　　民主黨內部，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桑德斯成為近一個世紀以來美國歷史上第一位獲得最多支持的信奉社會主義的總統候選人，他差點將民主黨當權派心儀的另一候選人希拉里斬落馬下。

　　因為美國經濟緩慢增長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美國國內的劇烈政治沖突和緊張局勢不會一下子結束，而有可能會繼續蔓延。

　　至于這種形勢對中美關系的影響，以及正如近來召開的G7峰會上所示的美國與德國等傳統盟友之間的地緣政治緊張形勢，本文結尾得出的分析結論是，中國對特朗普政府持建設性態度顯然是正確的，但要對美國增長低迷引發緊張局勢、導致形勢發生巨變的風險要考慮在內。

　　最后，結果表明，美國與發達國家整體陷入緩慢增長模式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與之相反的是，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帶領下，中國將首先向小康社會過渡，然后按照世行標準躋身高收入經濟體，開創中國發展新階段。

　　西方發達國家陷入大停滯

　　結合全球背景和美國最新經濟數據來看，當前國際形勢的一個突出特點是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極為緩慢。

　　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的9年間，西方發達國家年均增速幾乎如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一樣慢，到2017年底其增速還將會大幅放緩。從 2007 -2016年，發達國家GDP僅總增長10.1%。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測，到2017年底，發達國家增速將低于1929年之后的同期：2007-2017年發達國家整體GDP總增長12.3%，1929-1939年則為15.1% 。

　　更為引人注目的是，IMF數據顯示，國際金融危機后西方發達國家的未來增長率也將遠低于1929年之后的同期：2007-2021年這14年間發達國家整體GDP總增長率，將不到1929-1943年這14年間增速的一半——2007-2021年發達國家整體GDP總增長20.6%，年均增長1.3%，1929-1943年則分別為49.8%和2.9%（詳見圖1）。

　　這些趨勢的詳細理論分析分別在拙文《 一帶一路將成為拉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和拙著《 一盤大棋？ ——中國新命運解析》有所呈現，這里就不再贅述。本文旨在對美國最新數據不會改變其長期趨勢這一論據，進行實證分析。

　　美國GDP增長率呈放緩趨勢

　　2017年第一季度美國GDP同比增長2.0%1。鑒于市場經濟具有經濟周期，要評估這2.0%的增長，就有必要將中長期趨勢和周期性趨勢劃分開來。不如此做，將會導致錯誤的分析和統計失真——與經濟周期低谷峰值的比較將夸大增長率，而與經濟周期高谷峰值的比較將低估增長率。利用長期移動平均線則可消除周期性波動的影響，從而得出長期結構性增長率。因此，圖2為大家呈現的是按照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的美國GDP年均增長率，圖4則呈現的是短期階段的比較。

　　圖2清楚地表明，美國經濟的基本趨勢是長期放緩。1969年美國GDP年均增速為4.4% ，1978年降至 4.1%，2002年降至3.2%，2017年第一季度降至2.2%。基本上來說，半個世紀以來美國長期經濟一直呈放緩趨勢。2017年第一季度美國GDP同比增長 2.0%，顯然并不代表美國經濟長期放緩的趨勢有所改變，而是印證了這一趨勢。

　　美國人均GDP增長率同樣呈下降趨勢

　　美國人均GDP增速同樣呈下降趨勢。圖3呈現的是按照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的美國人均GDP增長率。1969年美國人均GDP增速為2.8% ，1977年降至 2.7%，2002年降至2.4%，2017年第一季度降至1.2%。這同樣說明，美國經濟長期放緩的趨勢沒有改變——這再一次印證了上文分析，而且這種長期趨勢仍將繼續。

　　這一數據清楚地表明，宣稱“美國當前經濟具有活力是由創新潮拉動”的說法事實上是錯誤的，這只不過是彭博等美國媒體無視事實捏造的宣傳謊言而已。事實上，美國人均GDP增速已降至最低水平。

　　這顯然已對美國政治產生重大影響。美國人均GDP增速低迷，加上收入不平等日益加劇，導致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仍低于其16年前水平——美國收入長期停滯解釋了近期美國國內政治的動蕩：特朗普橫掃共和黨眾多競選人意外當選美國總統，近來把美國政壇攪得天翻地覆，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桑德斯竟然獲得民眾大力支持而當選民主黨總統競選人，以及美國政治頻頻爆發的其他尖銳沖突等等。

　　美國經濟中長期趨勢與短期態勢比較

　　在對美國長期趨勢分析之后，對短期經濟周期的分析結果顯示，按照5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美國GDP年均增長2.0%；按照7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為2.1%；按照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為 2.2%。由于受到2009年大衰退的巨大影響，按照1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的美國GDP年均增速僅為1.4%，與其他三種算法結果相差甚遠。也即是說，美國中長期增長率約在2%左右。因此，由于經濟周期波動影響，短期增長率也會在2%左右。要準確分析美國當前經濟周期形勢，就應把近來增速與長期趨勢進行比較。

　　圖4為大家呈現分別按照20年和1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的美國GDP增長率。結果顯示，美國2016年GDP增速極為低迷，僅為1.6%，其中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速降至1.3% 。2017年第一季度美國GDP同比也僅增長2.0%，這與按照5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的結果一致，但仍低于20年移動平均值。

　　由于2016年美國經濟增速顯著低于中長期平均值，根據均值回歸理論，超常低速或高速增長的階段以后，經濟會經歷明顯向上或向下靠近均值的調整階段。因此，預計美國短期增速將較2016年有所增長。但這只不過是一種統計效應而已，不代表美國潛在或中長期增速將會提升。美國GDP增速開始回升是正常現象-自2016年第二季度1.3%的低點以來，2016年第三季度升至 1.7%，2016年第四季度和2017年第一季度升至2.0%。

　　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對2017年美國GDP短期增長居功自傲，但這種短期變化只不過是一種正常的統計回歸效應，并不能代表美國增速實質上有所提升。只有美國GDP增速獲得顯著且長久的增長，并拉動了中長期平均增速，才可認為美國經濟正在顯著增長。美國2017年GDP同比增長2.0%，顯然并沒有超過美國GDP長期增速均值，而是仍然延續了緩慢增長的趨勢，也沒有改變長期趨勢。

　　影響美國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現在談談美國經濟增長緩慢的原因，以及評估美國克服這一問題的可能性有多大。統計分析顯示，許多因素解釋了美國經濟的短期波動，這些因素涵蓋財政或貨幣政策、國際貿易波動、甚至天氣因素。表1清楚地表明，除短期因素外，還有兩個因素對美國GDP增長具有決定性影響：美國凈儲蓄/凈資本（居民儲蓄、政府儲蓄和企業儲蓄的總和）和美國凈固定投資。按照5年移動平均線計算，凈儲蓄和凈固定投資占美國GDP比重與美國GDP增長之間的相關性超過0.50，遠比其他因素重要；按照8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美國凈固定投資和美國GDP增長之間的相關性更高，為0.72 。

　　就短期框架而言，許多因素與美國短期增長存在相關性，因此這令短期趨勢難以預測；就中長期框架而言，美國凈儲蓄和凈固定投資與美國經濟增長之間具有極強的相關性。

　　本文沒有必要去分析到底是凈儲蓄和凈固定投資導致美國經濟增長，還是經濟增長導致較高的凈儲蓄和凈固定投資，抑或是第三種因素導致前兩種情況發生，這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因此不再展開論述。只不過，這種極高的相關性意味著，如果美國凈儲蓄或者凈固定投資不能大幅增長 ，那么美國中長期GDP增速就不可能大幅提高。正如美國凈儲蓄和凈固定投資變化已對美國內政外交政策和政治家產生了顯著影響，后者也反過來會影響前者。

　　美國凈儲蓄長期趨勢

　　圖5呈現的是1929年以來美國凈儲蓄/凈資本形成的長期積累趨勢，相信有助于大家了解美國長期經濟發展曲線。鑒于美國經濟當前處于緩慢發展階段，因此有必要了解一下它的發展歷史：

　　1929-1933年大蕭條初期，美國凈資本形成為負，即美國折舊消耗的資本大于新增的資本。這必然導致美國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在此之后，美國儲蓄/資本增長率有所上升，二戰后則強勁加速，所占經濟比重在1965年更是達到峰值。這正好與二戰以及隨后數十年間美國經濟蓬勃發展相吻合。

　　1965年后，美國凈儲蓄/凈資本形成占國民總收入（GNI）比重呈穩步下降趨勢，并于2008-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再次變為負數。鑒于其與美國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較強的相關性，美國長期增長也如上文所示呈放緩趨勢。

　　現在分析最新（2017年第一季度GDP）數據是否改變了長期趨勢。圖6清楚地顯示，美國凈資本形成并未出現長期復蘇。當然，自金融危機最嚴重時刻（當時美國凈資本形成再次變為負數）以來，美國凈資本形成出現一定程度的復蘇，但美國當前的凈儲蓄額仍低于危機前水平。此外，自2015年第四季度以來，儲蓄凈額占美國經濟比重一直呈小幅度下降趨勢——從2015年第四季度的3.3%降至2017年第一季度的2.3%。因為美國凈資本形成和美國中長期GDP增長存在強烈的相關性，只有當凈資本形成大幅增長的情況下，美國經濟才會加速，而這并沒有發生。

　　投資必然需要等額的儲蓄融資，但美國內用于投資的資源比重并沒有提高。

　　經濟形勢對美國內政治的影響

　　現在談談經濟趨勢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因為美國凈儲蓄源于美國國內資本的創造，美國總經濟必然等于消費加儲蓄，任何提高美國經濟凈資本形成的企圖，都將對美國政治產生重大影響，因為這將降低美國民眾消費占經濟比重。

　　原則上，美國可以在不犧牲美國民眾生活水平的情況下提高凈資本形成/凈儲蓄水平，比如削減軍事支出。從技術經濟角度看，軍事支出是一種消費形式。因此，削減美國軍事支出，可在不降低美國民眾生活水平占經濟比重的情況下提高美國儲蓄。但特朗普政府已拒絕這種政策，他曾宣布將大幅增加軍事支出。

　　在美國經濟緩慢增長的情況下，特朗普政府增加美國新資本形成占美國經濟比重的其他措施，必然將導致其在政治上不受歡迎。比如：

　　削減工資在美國經濟中所占比重，這可以提高企業利潤，因此會潛在增加企業儲蓄。但這會不得民心，因為這會削減民眾收入占美國經濟比重；

　　通過削減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政府支出，來削減美國預算赤字（即降低政府儲蓄水平），這必然會降低民眾生活水平。

　　基于這些政治原因，以及特朗普曾承諾大幅增加軍事支出，特朗普政府增加美國凈儲蓄的努力可能會在政治上不受歡迎，因此存在一定難度。如果美國削減稅收，而不相應削減政府支出的情況下，將會導致美國預算赤字增加，而這實際上將會降低美國凈儲蓄水平。

　　美國凈固定投資長期趨勢

　　本節談美國凈固定投資。有必要回顧一下，總投資等于總儲蓄2。但美國投資并不一定源于美國國內儲蓄，也可借助外國資本/儲蓄和外債融資。但正如下文分析所示，這將對美國外交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為分析美國凈固定投資基本面數據，圖7為大家呈現美國凈固定投資的總體歷史趨勢，其歷史模式與美國凈儲蓄如出一轍。正如所有主要經濟體一樣，美國新增投資的融資主要來源于國內。歷史背景詳情如下：

　　大蕭條開始時，美國凈固定投資為負，即折舊所用的資本大于增加的資本；

　　二戰期間，美國凈固定投資急劇上升，幫助美國帶來長達數十年的繁榮時期，然后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開始下降。如圖2所示，凈固定投資下降導致美國經濟長期放緩。

　　美國凈儲蓄與凈固定投資趨勢之間的主要區別是，2007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美國凈固定投資降至極低的水平，但并未如美國凈儲蓄一樣變為負數。正如下文分析所示，其原因是，在國際金融危機期間，美國繼續借助外債為固定投資融資。

　　現在再談回最新（2017年第一季度GDP）數據。如圖8所示，美國凈固定投資水平尚未出現根本性復蘇。當然，相對2007-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期間的極低水平有所復蘇，但仍大幅低于金融危機前的水平。

　　鑒于美國中長期經濟增長與凈固定投資之間存在高度相關關系，從目前來看，美國中長期經濟增長加速的基礎尚不具備。

　　美國借助外債/外資增加投資的可能性有幾何？

　　上文分析了美國提高國內儲蓄所面臨的國內政治障礙。但原則上，美國也可借助外債增加投資。那么，美國借助外債/外資增加投資的可能性有幾何？

　　從統計學角度來說，要精確分析這一點，就有必要指出，美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余額必然與資本項目余額相等，但符號相反，即流入美國的外國資本數額增加多少，則美國國際收支就逆差多少。圖9呈現的是1960-2015年美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逆差占GDP比重，趨勢顯而易見：

　　1980年里根當選總統前，美國國際收支大體平衡。除主要用于支付美國海外軍事支出和服務于美國外交政策目的對外援助外，美國國際收支通常是順差。因此，里根入主白宮前，美國并不依靠，也并不需要大量的凈外貸款。

　　里根執政后推行的一項新政是大規模利用外債。可以看到，里根執政期間，美國國際收支急劇惡化——1980年第四季度美國國際收支順差占GDP比重為0.3%，1986年第三季度美國國際收支逆差占GDP比重惡化為3.4% 。按照當前美元匯率計算，美國國際收支占GDP比重惡化3.7%，相當于逆差7000億美元。

　　老布什執政時期，美國暫時放棄大規模利用外債。隨著美國投資的外國融資來源減少，美國凈固定資本形成占GDP比重大幅下降，從1988年第四季度的7.5%降至1992年的4.8%。1990年第四季度/1991第一季度美國陷入衰退，這導致老布什失去民心，進而謀求連任失敗。

　　克林頓和小布什執政時期，美國外債大幅增加， 2005年第四季度美國外債占GDP 比重升至6.3%——如此巨大的債務負擔顯然不可持續，這是導致國際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這也必然迫使美國減少外債。

　　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迫使美國外債大幅減少，資本凈流入占美國GDP比重從2007年第一季度的5.3%降至 2009年第二季度的2.5%。美國外債水平基本保持不變-——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第四季度資本凈流入占美國GDP比重為2.4%。

　　如果美國重拾通過大幅借入外債為投資融資的政策，那么將會對地緣政治產生明顯的影響。

　　里根以前，美國是資本凈輸出國。這意味著，美國當時具有穩定世界經濟的作用，其可以增加其他國家資本供給，促進后者經濟發展。

　　里根之后，美國大規模利用外債為其投資融資，成為世界經濟的不穩定因素，其也減少了給其他國家的資本供給，從而使后者經濟增長更為困難。

　　因為從里根時期起，美國就大規模利用外債為其投資融資，以及美國GDP增長與凈固定投資之間存在高相關性，美國GDP增長變得強烈依賴外國資本來源。

　　因此，分析特朗普政府/美國是否有能力大規模利用外債作為融資來源，就需要分析哪些國家可以潛在供給美國所需的融資，以及這將對美國外交政策產生怎樣的影響。

　　特朗普能否實現大規模利用外債？

　　正如上文分析所示，提高美國國內儲蓄水平存在相當大的政治障礙。但美國從其他國家獲得資本/儲蓄，則會引發重大的外交政策問題——雖然，當一些國家提供資本/儲蓄給美國時，是因為他們擁有龐大的國際收支順差。圖10為大家呈現的是各國/地區的國際收支順差/逆差占2016年美國國際收支逆差的比重對比。

　　顯而易見，從里根到克林頓時期，日本是美國最大的外債持有國。日本的國際收支順差相當于里根時期的美國國際收支逆差的54% ，老布什時期的127% ，克林頓時期的60%。因為日本在重大問題上必須聽命于美國，因此即使在損害日本經濟的情況下，美國也能迫使日本簽定一些不平等條約，驅使日本資本流入美國——就如20世紀80年代美國逼迫日本簽署廣場協議，導致日本經歷“泡沫經濟”一樣。3

　　到21世紀初時，日本自身變得虛弱，也無力再彌補美國很大一部分財政赤字缺口。2001-2008年小布什執政期間，日本國際收支順差占美國國際收支逆差比重降至僅24%，不足以滿足美國融資需求。但對美國來說幸運的是，盡管國際金融危機前日本無力滿足美國融資需求，但并沒有導致美國發生嚴重的問題，因為小布什找到了兩個另外的國際融資來源，他們是：

　　中東石油出口國——受益于高油價，中東石油出口國的國際收支順差相當于美國國際收支逆差的27% ；

　　中國——中國的國際收支順差相當于美國國際收支逆差的24% 。

　　美國挖掘這兩個新的融資來源，必然需要做出外交政策選擇。對美國來說，兩者中比較容易對付的是中東石油出口國，他們中的一些國家（沙特、科威特、阿聯酋等）和日本一樣，本質上是美國的附庸國。因此，如果有必要，美國可指示/施壓他們為美國融資。

　　但中國則不同，中國不是美國的半殖民地，也不會聽命于后者。而且縱觀小布什任期，他與中國一直保持著還算好的外交關系，并未炮制緊張局勢。這營造了一個互惠互利的局面，中國也樂于購買美國債券，以求不與美國爆發重大的貿易摩擦或政治緊張局勢。

　　但正如圖10所示，從2014年年中起，國際油價嚴重下跌，中東石油出口國從國際收支順差國變為國際收支逆差國，導致美國借貸形勢急劇變化。雖然特朗普中東之行后，沙特送上大禮，但無奈金額太少，即使有用，也無法從根本上影響美國經濟形勢。唯一擁有規模龐大的國際收支順差，且能為美國提供大規模借款的國家是中國和德國：中國國際收支順差相當于美國國際收支逆差的58%，德國為64% 。

　　正是因為這一原因，從經濟角度來看，現在對美國外交政策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國家是中國和德國——雖然俄羅斯對美國地緣政治和軍事非常重要，但經濟層面不是。美國經濟要想復蘇，就唯有借助外債，這需要中國或德國或自愿或被迫大幅增加對美國的資本供給。這當然首先需要美國作出重大的外交政策決策。

　　地緣政治結論：美國需要中國和德國的融資資源 ，但中德未必會配合美國

　　從這些重要的經濟因素看，美國經濟發展趨勢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已經導致美國國內政治劇烈動蕩，其對地緣政治的影響結論也顯而易見 。美國合理的經濟政策可以降低地緣政治風險、緩解國內政治緊張局勢，比如通過削減軍事支出來增加凈儲蓄/凈固定投資。但這已被特朗普政府拒絕。因此，特朗普分別對德國和中國采取如下手段：

　　特朗普競選中，以及其當選總統的初期，顯然試圖恫嚇/施壓德國，使其成為美國經濟附庸。政治上，美國改變了支持歐盟的歷史政策，而是尋求通過支持英國脫歐派和法國的勒龐等反歐流派削弱/分裂歐盟。這導致其與德國產生明顯的沖突，因為歐洲是德國的后院和主要市場。德國總理默克爾明確表示，德國不會不顧自身利益，以通過過度增加德國軍事支出或者接受美國的保護主義，滿足特朗普的要求。馬克龍以壓倒性的優勢戰勝勒龐贏得法國大選，也令德國相對特朗普收獲了一個重要的戰略政治勝利。美國和德國政策間的沖突明顯在近來召開的G7峰會上體現出來，默克爾隨后發表的聲明明確指向美國：“過去幾天的經歷說明，我們可以充分依靠他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隨后，德國外交非常活躍，印度總理莫迪和中國總理李克強相繼將到訪德國，俄羅斯總統普京受馬克龍邀請訪問法國——如果馬克龍與默克爾未事先協商的話，這樣的邀請不可能發生。但有必要實事求是地說，德國和美國之間在軍事層面發生嚴重分歧是不可能的。德國不懼美國恐嚇，拒絕成為美國經濟附庸的底氣，來自于其是擁有美國所需的融資條件的兩大資本輸出國之一。

　　對于另一個重要的潛在融資來源國——中國，特朗普團隊最初也是試圖恐嚇，比如其與中國臺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臭名昭著的通話，在他的政府班底引入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和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等反華先鋒等等便是明證。但中國明確表示，不會接受事關其核心利益（比如一個中國政策和南海問題）的任何恐嚇。中國建議中美奉行“雙贏”的政策當然是正確的，但它不會像日本那樣從屬于美國。因此，中國不會為迎合美國而做實質上損害自身經濟利益的事，更不會在關鍵問題上作出讓步。

　　當然，一些完全聽命于美國政策的國家/地區（日本、韓國、中國臺灣等） 可能轉移資本到美國。但與里根時期不同，他們的經濟體量太小，不足以滿足美國所需的融資規模。唯一能提供龐大資源且滿足美國融資需求的是德國和中國，但他們太強大不會接受美國的經濟恐嚇。當然，德國和中國尋求與美國雙贏的結果，但他們不會接受以嚴重損害自身經濟的代價去迎合美國的恐嚇政策。

　　因此，除非德國或中國被忽悠或被迫將大規模資本轉移到美國，美國通過大規模利用外債助其經濟增長加速，是不可能實現的。

　　IMF預測：2016-2022年美國GDP增速會進一步放緩

　　最后，雖然上述分析是關乎經濟基本面，但有人可能會認為，這些分析不過是出于一種悲觀傾向，低估美國潛在增長率而已。因此，有必要對IMF預測作一個交叉驗證。結果顯示，IMF所預測的美國中長期經濟增長率非但不會加速，反而會進一步放緩。

　　IMF預測，2016-2022年未來6年內，美國GDP將年均增長2.0%，低于按照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的美國經濟增速，但與按照5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的美國經濟增速一致。正如圖11所示，考慮到2009年的急劇衰退，按照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美國長期經濟增速實際上將進一步下降到1.9%。

　　再次有必要對國際金融危機后階段與1929年大蕭條后階段的表現進行比較。1929年后的15年間，美國經濟規模翻了一番，增長112%，年均增長5.1%。相比之下，據IMF預測，2007年后的15年間，美國GDP將增長26%，年均增長1.6%。總的來說，1929年后的15年間，美國GDP總增速是2007年后的15年間 增速的逾4倍，年均增速則是逾3倍。

　　對部分中國媒體的錯誤解讀的結論

　　分析美國最新GDP數據會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美國將陷入緩慢增長模式，而且至少會持續數年。這與部分中國媒體所宣稱的“美國經濟將強勁增長”的說法截然不同。純粹短期意義上的分析，會導致要么得出單方面的結論，要么犯下基本的經濟學錯誤。中國的政策，特別是重要問題，應立足于現實主義原則和實事求是，而非單憑主觀愿望的想法或混亂的思想。因此，有必要對部分中國媒體所宣稱“美國中長期GDP將強勁增長”的錯誤說法進行分析，厘清事實。

　　如果美國經濟快速增長，那么從中國的貿易和發展角度來看，這種最簡單的單憑主觀愿望的想法將非常有用。這無疑是真的——但有些事情你希望它發生，它并不一定會發生。如一句話所說的：理想很豐滿，現實卻很骨感。

　　自特朗普當選以來，中國正確地提出與美國進行數種形式的經濟合作—— 這在中國商務部發布的《關于中美經貿關系的研究報告》有所呈現。對外交政策而言，這非常重要。這清楚地體現了中國對美國的善意，以與美方尋求一種雙贏的結果，中美關系問題責任不在中國。因為這樣的建議對中美兩方來說都是一種雙贏。但正如上文分析所示，小額的外債融資不足以解決美國緩慢增長的深層次問題。要了解美國所需的融資規模，就有必要回顧一下上文所說的，按照當前美元匯率計算，里根時期美國的外債規模已經達到7000億美元。。

　　一個容易引起混淆的地方是，部分中國媒體有時（不管他們是主觀行為還是客觀行為）分不清短期增長波動和長期基本趨勢。比如，上文指出，美國GDP增速相較2016年第二季度1.3%的低點有所上升。由于統計效應，2017年美國GDP同比增速將相較2016年1.6%的低點有所上升。但這種短期增長不會改變美國經濟的基本趨勢——即使這樣的快速增長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也不代表美國增長率具備加速的基礎。

　　部分中國媒體有時稱，美國當前經濟快速增長是依靠創新潮拉動。但事實已經證明，美國當前經濟并未出現快速增長，反而增長極為緩慢。此外，有充分的證據表明，創新要結合固定投資增加才能帶來經濟快速增長。沒有證據表明，單單創新而沒有固定投資增長，會導致美國經濟快速增長。至于詳細的分析，請見拙文《誤讀創新會危害中國經濟戰略》。

　　部分中國媒體有時還稱，特朗普的減稅提案會導致經濟快速增長。從里根執政時期推行減稅的實際效果看，這種說法是基于錯誤的經濟理論。首先，如果減稅的同時不削減等額的政府支出，會導致預算赤字增加，從而降低美國國內總體儲蓄水平，因為凈儲蓄和增長之間的高相關性會導致GDP增長減速；其次，里根時期能夠大規模利用外債來維持經濟持續增長（詳見圖9）。當然，如果特朗普能夠大規模利用外債實現美國GDP增長，那么可以預期此期間的外債會增加。但正如上文分析所示，只有中國和德國兩國擁有美國所需的資源，但由于不同的原因，兩者中的任意一方不可能提供美國所需的大規模借貸。

　　此外，部分中國媒體所宣稱的“美國經濟將從當前低迷的狀態加速增長”的說法是錯誤的——因為事實已驗證了本文開頭所作的分析，美國經濟將陷入長期放緩模式（詳見圖2）。

　　美國陷入緩慢增長模式對中國的影響幾何？

　　這種形勢的實際結論對中國政策來說顯而易見，也為了解習近平治下中國所提倡議的連貫性，提供了一個清晰的視角。

　　美國最新數據說明，美國長期緩慢增長的趨勢并沒有改變，這將對中國地緣政治產生諸多影響。但由于篇幅有限，對所有影響不可能全部分析到。因此，此處僅分析一些重要影響：

　　中國應立足于美國經濟緩慢增長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的經濟事實，意味著兩國間奉行雙贏結果的倡議是正確的。但中國出口要快速增長，就不能依賴美國。此外，因為美國不僅僅是世界最大經濟體，而且還能極大影響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趨勢。按照歷史標準，發達國家整體增長仍將相對緩慢。

　　因為緩慢增長僅限于發達國家，而非發展中國家。這意味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作用，特別是一帶一路地區，將對中國更為重要。IMF預測，從2007-2021年，發展中國家GDP將總增長98%，發達國家則僅總增長21%。按照當前美元匯率計算，2016-2021 年46%的世界GDP增長將源自一帶一路地區。

　　2007年后西方國家長期經濟增速相比1929年后同期更慢，但地緣政治事件的發展和演變形勢是顯著不同的。1929年“大蕭條”后期，大多數發達國家經濟得到了快速復蘇，而這種急劇復蘇又引發了極速的政治危機。1931年9月，日本入侵中國東北滿洲里，開始軍事侵略中國；1931年9月，英國放棄金本位制，導致當時的國際金融體系崩潰；1932年11月，羅斯福參選美國總統，提出了實行“新政”和振興經濟的綱領；1933年1月，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相比之下，2007年后的經濟衰退遠沒有那么嚴重，但危機后的緩慢增長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而且，2007年后政治危機爆發的形式是緩慢積累，并集中爆發——最終出現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選的關鍵轉折點。

　　美國緩慢增長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將難以令美國政治動蕩快速恢復穩定。以特朗普當選、桑德斯崛起引發的劇烈紛爭將會繼續發酵，美國當權派圍繞特朗普，以及其外交政策的激烈爭斗也仍將繼續。中國應繼續尋求與特朗普政府達成雙贏的正確政策，但也應對形勢的急劇轉變有所準備。因此，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軍事改革、一帶一路等經濟倡議，以及尋求與特朗普政府保持雙贏的經濟關系，對中國都非常重要。

　　中國發展新階段所面臨的國內外趨勢

　　最后，美國經濟將繼續緩慢增長證明，習近平治下的中國面臨當前階段的兩個重要特征：

　　就國內而言，中國將首先過渡到小康社會，然后10年內將躋身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

　　國際上，中國面臨美國和發達國家緩慢增長的形勢。

　　中國發展新階段所面臨的國內外趨勢，是中國以前的任何領導人都不曾遇到的。因此，這些趨勢和背景能夠充分解釋習近平任期內推行的不同政策。

　　注釋

　　1，此處解釋美國和中國GDP統計方式的不同。

　　一些中國媒體報道，美國2017年一季度GDP同比增長1.2%。這份數據源自美國經濟分析局，請注意，美國經濟分析局的數據是指“年化季率”，而非“同比增長率”。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美國GDP統計方式與中國截然不同。

　　美國上述數據是先以環比增長率計算，然后再以年化基礎計算。即先計算美國2017年第一季度GDP環比增長率，然后再以年化基礎計算。事實上，美國2017年第一季度GDP環比增長0.3%，然后再以此乘以4，得出1.2%。

　　但中國GDP統計方式強調同比增長率，即中國2017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長6.9%，是與2016年第一季度GDP增長率相比較而得。

　　眾所周知，美國數據可能存在一些重大的技術問題。美國的GDP統計方法存在的缺點是，季度間的數據要經過季節性調整才是準確的——每年的不同季度有不同的特點會導致此階段的GDP快速增長或者緩慢增長。但西方分析家都知道，美國今年第一季度GDP數據即使經過季節性調整也是不準確的，因為其低估了美國GDP增速——美國統計部門也意識到這個問題，但迄今沒有成功地解決這一問題。為避免這種情況，還是運用同比增長率比較好，因為這種統計方式自動避免了季節性調整的需要。基于此，美國2017年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長2.0%，而非1.2%。為避免低估美國GDP增速，本文運用的是2.0%。

　　第二個問題是，市場經濟具有經濟周期。因此，有必要將中長期趨勢與周期性趨勢劃分開來。正如本文所示，運用足夠長時間的移動平均線可以消除這種周期性波動影響。

　　2，從理論角度來看，美國儲蓄和投資包括庫存和固定投資。但根據每季平均數看，自1947年以來，97%的美國總投資是固定投資，僅3%是庫存形式。因此，此處將僅論述固定投資，而非庫存，但這不會對趨勢造成嚴重扭曲。

　　3，1987年華爾街股市崩盤后，美國要求日本推行超低利率政策，以便資金從日本流入美國。結果，由于這樣的超低利率，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經歷“泡沫經濟”。緊接著20世紀90年代初爆發金融危機。

　　(本文作者介紹：前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現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