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 周其仁

　　原理、技術、產品，就構成創新的三個環節，形成一個往復運動的閉環，也有了創新上下行這兩條路線。往未來看我們國家的創新，上行方興未艾，下行展露頭角，越來越有看頭。

　　科技創新與經濟增長的重疊程度很高，越往將來看，越渾然一體。所以，研究經濟不能不關注創新。在經濟學里，也早有這項學術傳統。

　　不過現在講創新，比較容易講得高大上。這有好處，能引起極其廣泛的注意，動員更多資源投入創新性活動。不過講得過于高大上，也可能不利于我們理解創新行為的本來含義。

　　探索、發現與嘗試，早就占人類行為的一席之地 　　 

　　《史記》里記載，始皇帝想長生不老藥，有個叫徐福的方士迎合上意，稱海外有三座神山，他“愿請延年益壽藥”。皇帝大樂，派童男童女數千人隨之出海求藥，結果沒了下文。九年后秦始皇再次問起，徐方士報告說上次沒成，是因為海中有巨魚，于是始皇帝加派皇家射手一起出海。不過這回徐福帶著船隊跑了，據說到了琉球甚至日本本土，“止王不來”，徹底有去無回。

　　這個故事與今天講的創新，好像完全不相干。但是不是也有一點元素在里面？我覺得還是有的：人們為獲得現實中無、但希望有之物，去尋找、去發現。這個元素，怕從還沒有文字記載的時代就開始了，說人類與生俱來，也不為過。

　　找不來現成的長生不老藥，延年益壽的念頭是不是就此放棄？沒有。大家看第二張圖，那是在干嘛？煉丹——既然找不來現成的，那就嘗試發明、制造。據記載自東漢始，我國煉丹活動就比較發達。當代有學者認為，“煉丹術是近代化學的起源”。

　　從尋找、發現到發明，這類活動延綿不斷至今。我用這兩個故事開頭，說明創新元素早就包含在人類行為里，只不過它和迷信、荒誕的胡思亂想一直分不清楚，且探索未知的主要方法是靠經驗，靠不斷試錯摸索，靠歸納總結。西方世界亦然，其古代文明從目前記載看還不如東方。

　　舉航海為例。陸路上有指南針就可以了，沿大陸的近海航行也可以對付，但跨洋航行不但要辨識緯度，更重要的是辨識經度。1714年英國國會通過著名的“經度法案”，由議會設立巨額獎金，征求一種“切實可用的”經度測定方法。

　　當時有兩個技術方向：一條是天上路線，那就是讀準天上的鐘，靠希臘天文學家對星星位置的認知，為在大洋上行進的船隊定位。另一條是地上路線，精讀地上的鐘，由鐘表匠制造走時精準的鐘表，通過準確的離港時間來確定船隊所處經度。

　　這里的關鍵是，怎么才能有一座精準計時的鐘，在顛簸航行途中確保準確報時。最終，鐘表匠走到了天文學家的前面。英國鐘表匠哈里森前后花了32年開發了當時最精準的時鐘H4，解決了大航海的關鍵技術難題。

　　對比H4和古代煉丹，這兩個活動都是基于經驗，都從實際難題出發，不斷摸索、反復試驗，直到解決問題。從認知路線看，其實屬于同一類別。但是再往后，天文學家所代表的科學家或科學認知路線，開始嶄露頭角，并走向科技創新的中心舞臺。

　　請看這張圖（來自《富足》附錄1）----

　　從長期來看，人口增長離不開技術支撐的經濟增長。圖上全人類人口增長一直很平緩，但從希臘羅馬時期開始抬升。為什么？希臘城邦出現了一種全新的元素，那就是學者們提煉概念、提出命題、經由邏輯推理、對話辯論等一連串思維活動，來猜測世界的本質，理解現象之間的因果關聯。

　　這是科學發現的萌芽，開始與技術發明及應用并不相干，但隱含著技術發明另外一個非經驗路線的新源泉。羅馬人推崇希臘理性，提升了古代文明。

　　其實，差不多同期在我們的春秋戰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學術思想極為了得。不過，無論東方還是西方，科學驅動創新還遠不成氣候。

　　大家看圖，要到16世紀-17世紀之后人口曲線才顯著上升。相應的，就是第二次農業革命、工業革命、蒸汽機、鐵路、飛機、微生物、計算機、原子能、個人電腦等等等等相繼爆發，再向上就是基因組、互聯網。

　　科技創新加速，概括到一條，就是科學發現替代經驗，在創新中發揮越來越決定性的作用。現在我們講創新，一般要加個定語“科技”，全稱是科學技術創新，“科”字當頭，很說明問題。

　　偏偏在從經驗創新轉向科學驅動這個關節點上，中國被西歐拉開了距離。有本澳大利亞學者寫的《極簡歐洲史》，講到歐洲能走出沉悶的中世紀，有三個圈圈很重要。

　　1． 十五世紀：文藝復興——言必稱希臘

　　文藝復興是對中世紀思想潮流的一個反思。中世紀教會和教皇外加政教合一，禁錮人們思想，只能服從權威，服從上帝。一些集聚在意大利的學者和藝術家不滿此道，通過研讀希臘圣賢著作找到了一條思想解放的出路，那就是文藝復興。其隱含的意思是，古代希臘學者們的見地很了得啊，那就不要言必稱上帝、言必稱教皇、言必稱權威了吧。 

　　2． 十七世紀：科學革命——希臘人錯了

　　文藝復興提振了人類對自己、對自己頭腦的思考能力的信心。“言必稱希臘”久了，也激發后人認真思索，希臘人講的究竟是不是全部正確？這一來，科學革命就開始了：任何命題和結論，都可以、也應該、最后是唯一地必須經由實驗檢驗！

　　人們發現希臘人講過的很多話是錯的，如希臘人猜測宇宙的本質是水、是土，還有希臘天文學家認為太陽圍著地球轉。這就開啟了科學傳統：不管是誰說的，包括自己猜想出來的，都要設計一個實驗來檢驗，檢驗、檢驗再檢驗，通不過的就要修訂或推翻，以此才能逼近真理。 

　　相信這套的人湊到一起，就形成一個科學家共同體，一個科學傳統。大家意見雖然不同，但認知規范是一致的，就是由實驗來檢驗猜想到的規律（因果聯系）。

　　這與從古就有的經驗摸索式的創新之道，有一個方法論上的不同：基于觀察，發現問題，但不是僅靠歸納總結，而是從反常現象找到切入點，突出人腦的長處，想象、猜想、推斷，然后經受嚴格檢驗。人類認知世界的另一套武功正式形成，那就是科學革命。

　　這里還有一個插曲。科學發現——譬如地球圍著太陽轉——與流行之見，特別是與教廷認可的日心說相抵觸時，怎么辦？這是那個時代不少科學家最為糾結的問題。因為原本偏安一隅、倍受擠壓的基督教后來與世俗權力結盟，成了再不容質疑的人類精神禁錮，成了遍布歐洲的教會勢力維系既得利益的保護傘。

　　當時教會利用所控制的圣經解釋權，開發出一款 “贖罪券”，誰買到它就可以贖罪免下地獄，后來甚至讓教徒給他的家人、子孫后代買“贖罪券”。于是民間財富大量地流入教會，供養教廷的腐化和奢靡。

　　這時候冒出一位馬丁?路德，秉承德國人的較真與執著，修了希臘文、拉丁文，讀圣經原典，發現圣經并沒有授權教會壟斷圣經解釋的權力，人們信仰上帝也不是非經過教會才成。他打破了教會對圣經的壟斷，發動了宗教改革。這場改革在政治社會結構上解構了中世紀老歐洲，也在精神方面給科學革命增加了動力。

　　想想看啊，創新首先要有新的想法，要提出新想法，總可以懷疑流行之見吧？要是不容懷疑，哪來創新？

　　創新上下行：原理—技術—產品

　　2016年11月去德國訪學德國工業2.0，第一站在漢諾威。恰逢萊布尼茨去世300年。他在那個年代是一位天王巨星級的科學家，被德國人尊為近代的亞里士多德。他和牛頓各自獨立發現微積分，到今天也是全世界高等教育的必修知識。

　　在漢諾威-萊布尼茲大學舉辦的一個講座上，一位90高齡的老教授為我們介紹萊布尼茲。其中講到，萊布尼茲曾研發了第一臺可做加減乘除運算的計算器。老教授一邊演示，一邊講解萊布尼茲那么珍惜時間，為什么花十幾年去開發這么一臺今天看來頗為簡單的計算器？他投影了一段德文原話，原來萊布尼茲認為，人不應該從事像計算這樣單調重復的工作。

　　這可是300年前德國學者的認知！人要做創造性的工作，主要就是發現世界的規律，認知自然界和社會的工作原理。

　　然后，為了把科學發現應用于造福人類，就要發明技術。因為原理級別的認識固然重要，但要利用原理解決實際問題，滿足實際需要，還要克服一系列技術困難。

　　人類早就看到鳥兒在天空自由飛翔，也早就心向往之，后來又發現了諸如空氣動力學這些原理級的知識，但真正要實現飛上天空，還要攻克無數技術難題。

　　再下來就是把技術組合成一個個能夠滿足人們需要的產品。這樣看，原理、技術、產品，就構成創新的三個環節，形成一個往復運動的閉環。

　　那么，什么是創新上下行呢？從需要的產品出發，往上走去尋找技術，沒有現成技術就發明，再向上琢磨什么道理、什么原理，最后推動原理級的科學發現。這是一條上行路。還有一條下行路：從好奇出發，或“為科學而科學”，還根本不知道有沒有用、能不能用，先把原理級思維拿出來，然后發明能應用的技術，最后做成產品。

　　下面我們各舉一個實例來看何謂創新上下行。

　　第一個實例是原子能和原子彈。它是先有論文的，一位德國學者1937年發表了論文。過去的炸藥基于化學變化，但原子結構特別是原子核沒有變。但學者發現，原子核一旦有變，將產生巨大能量。所以呢，核的裂變與聚變，是先有科學發現，寫下原理。

　　這個發現成立不成立呢？學術圈先討論。至于能不能應用？那還要看條件：法國英國忙于對付希特勒，他們的原子能科學家，加上從德國跑出來的猶太科學家，最后跑到美國，說服羅斯福總統立項“曼哈頓計劃”，才解決技術難題。最后第一代產品就是一個小胖子，一個大胖子，投到廣島，結束了二戰。這是一個從原理到產品，創新下行的經典例子。

　　上行經典當然首推蘋果。喬布斯算不上科學家，但恐怕是產業革命以來最好的產品牛人。他對人類的需要、對人們自己也講不清楚的潛在需要，有過人的感知。他還特別堅持產品品質和使用體驗，非達極致絕不罷休。蘋果模式是從產品出發去找技術、找零配件，以此驅動技術發明、并帶動原理級別的科學發現。那就是上行了。

　　既然有下行也有上行，那么創新行為就有的選，可以上三路向下打，也可以下三路向上打。上面講到我們中國古代文明很燦爛，學術思想也了得，可惜沒有發生西歐中世紀之后的那三個圈圈，特別缺乏科學傳統，遭致近代落后挨打，在現代化建設上淪為后來者。這也決定了我們的創新，更重于從需要、產品、結果向上找技術、找原理。

　　這次來深圳看科創經驗，絕大多數故事，都是從產品出發向上打，或者用大族激光高總的話來說，屬于“逆向創新”。我們騰訊的故事，是不是基本也屬于上行范疇？不過深圳也開始有了從原理向產品發展的新苗頭，象我們已經約好了的，明天要去訪問的柔宇公司，那是劉博士先寫下論文，有了原理級發現，再解決技術難題，最后做成產品的。往未來看我們國家的創新，上行方興未艾，下行展露頭角，越來越有看頭。

　　四大動力，缺一不可

　　其實不論科學發現、技術發明、還是產品設計制造，還原到行為的動力，就是《富足》那本書里提到的四大動機。

　　第一個動力是好奇。這是人的天性里頭就有的，人是萬物之靈，天生就有這個偏好。

　　第二個動力是財富。開發一個產品、開發一個技術，或發現一個原理，如果可以帶來財富和自由，這是一個非常普遍且強有力的動力。

　　第三個動力他說是“恐懼”，讀下來主要講國家安全。羅斯福為什么搞曼哈頓計劃？因為恐懼——要是希特勒先掌握了原子彈，二戰命運可能是另外一個模樣。其實軍備競賽既是經濟競賽，更是科技競賽，這是推動科創的非常重要的力量。以色列、硅谷還有波士頓創新面對的需求，并不僅僅限于市場需求，還有國防需求。

　　第四個動力叫人生意義。這就比較講情懷，人生要有個意義，要給世界留點有意義的東西。

　　科創發力，哪一個動力也不能少。科學發現從根本上由人類的好奇心支撐，但科學家也要吃飯、生活，實驗要有設備，在還沒發現成果之前要有持久的投入。這就需要財富，才可以動員千軍萬馬轉到發現核發明。

　　至于所謂的“恐懼”，其實是群體、國家之間競爭的派生物，其直接出發點并不是創造財富，而是安全保障和有效威懾，盡可能擁有人無我有的殺手锏。最后，通常在前三項得到滿足的情況下，總有一些人追求人生意義，希望給世界留下有價值的貢獻，其中就包括發現與發明。

　　這四大動力，或強或弱，在哪里也總是有的，不過受具體條件限制，動力的配置、發揮、組合的狀態有所不同。我們講打通科技創新的經脈，首先是在現實約束下，恰當配置動力，選擇合適組合。這個方面也要借鑒他國經驗。

　　比如以色列，國土面積和人口規模都小，但教育根基厚、科學人才優秀，集中于原理級發現和關鍵技術開發，在前沿尖端科研領域占一席之地，產品和產業就借助美國和中國這樣的大市場。

　　前年訪學以色列，去之前我有一個疑問，以色列人那么信上帝，怎么同時做到科創能力位居全球前列？去了聽一位拉比講解，原來猶太教的圣經里說，猶太人是上帝選來與上帝角力的——那就可以與上帝扳手腕，而不僅僅只是頂禮膜拜、下跪磕頭。

　　這是以色列創新能力的精神源泉。他們普遍重教育，但最看重的不是答案，而是問題，是敢于發問、追問不止的探索精神。據說猶太母親見孩子放學，會問“今天在學校問了好問題嗎？”

　　美國作為創新強國，動力配置更為齊全。那里一流大學多，科研實力強，資本雄厚，金融服務健全，還在全球爭霸中形成國家對科技的超級追求，有能力匯聚全球好做科技夢的年輕人。好奇、財富、恐懼三強，追求人生情懷的就比較多。

　　你看特斯拉老總歲數不算大，但選商業方向，一律事關人類命運。去年暑期參加我們院的朋友、老師和校友組織的美國積木式創新深度訪學，在硅谷、LA、以及波士頓128公路周邊，一共訪問二十來家科創企業。回來補記觀感，一共兩句：“百無禁忌想，腳踏實地做”。

　　大家知道，斯坦福大學的校訓是“讓自由之風勁吹”，到現場才有感悟，那股風可不單單只在校園內勁吹，而是校園內外、大學之間、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金融資本市場全覆蓋，渾然打成一片。看來大國科創，動力齊備之外，還要加上打通經脈，上下行渾然一體，才有大成。怎么做得到？集聚、匯攏，高密度、高濃度、高質量分子互激互動。

　　頂級享受與大眾富足

　　從原理一路做到產品，事情還沒完。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就是很好的產品，還不一定等于好的商品，更不一定能流行開來，成為潮流。那樣的話，也談不到造福人類、改變世界。產品轉商品，要研究市場的規律。

　　過去講產品生命周期，其實是商品生產從開發、上市、到大批銷售，達到頂峰再衰減，都有個順時間而變化的過程。科創產品有沒有周期？恐怕也是有的，雖然新技術譬如互聯網的出現，因為有一個網絡效果，可能改變產品周期分布變化的圖形。大家看標準的產品周期示圖。

　　回到我們開頭的故事，為什么秦始皇差人去尋長生不老藥？普通百姓不想延年益壽嗎？當然想。但想也是白想，因為沒那個財力來支持欲望實現。所以一般規律，商品剛上市，沒有規模經濟，賣價不能不貴，唯大富者才能享用；隨后，技術成熟，生產上了規模，滲透到中產人家；再成熟到大規模生產，普及到中下收入階層。

　　從這點看，科創產品走市場路線，還有另外一個上下行。這里所謂上行，就是創造頂尖享受，“極致體驗”，帶來過去從來沒有過的消費快樂。其實人類歷史上的能工巧匠一直努力在做這件事。不過很遺憾，服務對象總是那么一小撮人，皇公貴族、大富大貴之流。但是從技術、工藝、品質等方面看，挖掘了人類包括想象力和動手能力的潛能。

　　法國出了這么多頂級奢侈品公司，據《時尚的精髓》探查，主要源于那位窮奢極欲的太陽王路易十四。這位法國大皇帝有一招是同樣窮奢極欲的中國皇帝沒有的，他允許皇家的能工巧匠也在市場上開店，把“皇家定制”當作一塊牌子賣。

　　演變至今，我們聽說過中國大媽到香榭麗舍大道搶購包包，卻沒聽說法國大媽到前門大柵欄來搶購西太后用的物件。這一點上，日本好像也隨法國路線。我參觀過一家十三代相傳的株式會社——“印傳屋”，專做鹿皮制品。歷史上專為日本天皇宮廷供貨，現在是頂級奢侈品牌，與法國牌子有得一拼。

　　關鍵是現代產業革命之后，中產階級崛起，財富總量越積越大，但收入分配從“金字塔型”轉為“葫蘆型”或“橄欖型”。眾多人口的溫飽滿足之后，繼續增加的收入要找新鮮而高品質的享受。這時商品開發就有了新講究：究竟是制造更高精尖的、更精致、體驗更極致的產品服務，還是把原本只有大富大貴享用的產品服務，成為普羅大眾都可及的產品？

　　這件事情，工業化時代美國企業做得好。也許是美國沒有老歐洲那種社會等級制，既不出皇帝，也不出貴族，沒有與生俱來的血統分層。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下，美國企業家擅長把歐洲皇宮貴族少數人定制的享受，用大批量生產的辦法革命性地降低其成本和售價，以至滲透到普通大眾的日常生活。下面講兩個實例。

　　其一，老式剃須刀是一把折疊的利刀，要用好鋼精心打造，價格當然不菲。且無法自己給自己刮臉，非有仆人伺候或理發師傅服務不可。但是到了二十世紀的美國，冒出來一個叫吉列的銷售員跨界創新，把一體化剃刀一分為二，刀把歸刀把，刮臉刀片歸刮臉刀片。消費者只需買一個成本價的刀把，再每周買一片刮臉刀片，擰到一起就可以自行解決問題。

　　那每周一換的刀片，一次性的，所以單價不高，可毛利率不低。當然是聰明的生意經，但由此龐大的美國工薪階層都不用再去理發店刮胡子，只花費十分之一的成本就解決問題。到今天，吉列剃刀還是歐美市場主打牌子，中國城鄉便利店，也遍布他的產品。

　　其二，大家熟悉的福特生產方式。全世界的工業化，總離不開流水線吧？那就是福特的原創發明。這位企業家在100多年前就有一個想法：要是每個藍領工人都能買得起一部汽車，那汽車市場總銷售量將非常驚人。如何讓工人也買得起汽車？就要大幅度降低單價，大幅度降低汽車的制造成本。

　　他是先有這么一個念頭，才發明了生產流水線。據說福特流水線年產一萬輛車時，其他股東開心非常，唯福特說，我的目標是一天造一萬輛！低單價、大批量，質量還不能次。他們當年那款T型車，什么爛路都可以跑，否則也做不到單一暴款。

　　(本文作者介紹：教授、博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