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姚洋

　　毛澤東早就說過，中國要對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一定的富裕程度，所謂“更大的貢獻”，應該是在精神和文化層面。我們不妄自尊大，但也決不可妄自菲薄。

只會挑錯的經濟學家辜負了這個時代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5月17日哲學社會科學理論工作座談會上，希望學界能從中國的實踐總結出自己的理論，加強話語體系建設。目前我國哲學社會科學在國際上的聲音還比較小，處于有理說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境地。所以要打造易于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理論，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討論。我認為這個要求是非常正確的。

　　從以上考慮出發，我在新政治經濟學方面做了一些研究。本文重點會就新政治經濟學在中國的意義、研究方向及對若干問題進行一些反思。

　　新政治經濟學在中國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是一個巨型國家，國土面積超過歐洲，人口是歐洲的2.6倍。中國有自己的文化、歷史和政治傳統。中國的獨特之處在于實行的不是西式民主制度。中國共產黨體制的優點在哪里，缺點在哪里，這都需要我們去研究和總結。

　　我們要以一個積極的態度對待這個體制。現在的知識分子和這個體制之間有一定的張力。這個張力既有體制方面的問題，也有知識分子方面的問題。也許有知識分子不太認同這個體制，覺得它頂多是過渡性的，幾乎沒有人認真研究它。在沒有認真研究的情況下否定現有體制，我覺得這是知識分子的問題。

　　目前學界偏向于找些中國的數據，然后驗證一下國外已有的理論，這樣很容易在國外期刊上發表。但是，一個十分不好的傾向就是，關于中國負面問題的研究更受到國外期刊青睞，有損中國的聲譽。這不是說中國沒有問題，我們問題一大堆。但關鍵是研究中國問題對經濟學的貢獻大，還是總結中國成功經驗對經濟學的貢獻大？中國經濟畢竟是成功的方面更多。如果我們不去總結中國成功的地方，而是天天給中國挑錯，實在辜負了這個時代，辜負了我們作為經濟學家的責任。

　　挑錯很容易，哪個體制都不能避免錯誤，比如美國的槍支問題就沒法解決。但是光挑錯是不可能構造出偉大理論的。相比之下，西方留下來的偉大理論都是為當時的體制辯護，至少為他們認為先進的體制辯護。總結中國成功經驗在國外發表文章可能會有難度，但這不應該成為障礙，畢竟還可以在國內發表。

　　中國經濟學界最可能對經濟學做出貢獻的是政治經濟學。在目前的情況下把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搞清楚是十分重要的。經濟學的優勢在于有一整套的理論，以及經驗研究的方法。這是別的社會科學很難超越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

　　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向

　　首先，新政治經濟學研究國家與經濟、社會的互動，研究什么樣的體制有利于經濟增長。《國家為什么會失敗》一書就在回答這個問題，但他們的結論很簡單，并把中國劃入反面陣營。我的一個碩士生學生在MIT（麻省理工）讀的政治學博士，在課上和這本書的作者阿西莫格魯爭論起來，說他對中國的看法是有問題的。阿西莫格魯的回答是中國的體制是不可持續的，總有一天會撞上南墻。這種論斷毫無意義。一個理論如果解釋不了過去30多年里世界上最成功經濟體的成功原因，那他這個理論肯定是失敗的。

　　目前已有一些理論研究，但是經驗事實不多，研究者對現實世界的了解還不夠。在美國，大家都愿意做理論研究，因為一旦提出新理論后就可能有人跟著你做，但好多理論和現實不符。我們中國經濟學家要多做一些經驗研究，先理解這個社會，然后才能上升到理論。比如，平等如何促進經濟增長，不平等如何阻礙經濟增長，或者不平等如何在某一個階段阻礙經濟增長、在某一個階段促進經濟增長？這些都需要研究。

　　其次，新政治經濟學研究政府在經濟運行中扮演的角色。這是個老問題，但沒有研究透。討論政府要不要干預經濟是沒意義的，政府當然要干預經濟，美國政府也干預經濟。關鍵是以什么形式干預，在什么階段干預，做什么事情。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政府起的作用是不一樣的。這方面還沒研究清楚。

　　再次，新政治經濟學偏重于研究國家層面的制度和制度變遷，不會去研究企業層面、經濟層面的。這是新政治經濟學與制度經濟學、新制度經濟學的區別。制度經濟學或者新制度經濟學主要是研究生產組織方式，特別是產權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一般比較微觀。

　　最后，新政治經濟學研究對于官員的激勵問題。就中國而言，我認為應該研究的是主動激勵的作用，因為在其他國家都是被動激勵。被動激勵就是限定約束條件，讓官員不能做什么。“主動激勵”是想讓官員能做什么。

　　對比來看，老政治經濟學研究經濟組織方式、分配方式，及其對經濟運行的影響。作為老政治經濟學的代表，《資本論》是100多年前寫的，是馬克思對于當時的資本主義的研究成果，注重階級斗爭。我們現在是一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共產黨是代表全體人民的。新政治經濟學的領域更加廣泛，注重研究當下的現實問題，并提出解決方案。

　　對于若干問題的反思

　　對于建國前30年和后30年的評價。這方面的爭論非常多。我認為要一分為二來看前30年我們哪些地方成功了、哪些地方失敗了，不能全盤否定或全盤肯定。基于意識形態進行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都是偷懶的做法，不是學者應該有的態度。比如在工業化這個問題上，在當時的情況下，恐怕重工業化是唯一的選擇。當時建立的重工業企業培養了很多技術人員，很多企業現在能和國際一流企業競爭。現在看來，如果沒有當年的重工業化，很難想象有中國后30年的經濟起飛。

　　社會改造的得與失。中國共產黨是個現代化的政黨，一直延續了革命的理念，深信社會改造的作用，在社會平等方面做了很多的工作。其中婦女解放是個突出的例子，在1949年之前，婦女的地位是極其低下的，男人可以納妾，女人要待在家里不能出來。我現在的一個博士生研究1950年~1990年女性黨員數量對性別失衡的影響，通過對1200個縣的數據研究，得出的結論非常鼓舞人心：女性黨員占全部黨員的比例越高，這個縣的性別比例越平衡。為什么強調婦女解放？因為今天我們是在退步，女性地位在下降。現在女性就業率只有62%，跟日本一樣。這些都需要研究。當然，社會改造的破壞性也很大，特別是“文革”，這也必須要承認。

　　對外開放。大家都說對外開放很重要。然而非洲國家比中國還開放，結果失敗得一塌糊涂。在這方面的教訓還有拉美。對外開放沒有錯，但在開放的同時，還要做下面三件事。

　　第一，保持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紀律。拉美為什么最后出現問題？就是財政部發債券，然后由央行買進，實際上就是財政赤字貨幣化，最后導致通貨膨脹。這跟國民黨在內戰時候的做法一模一樣。這樣的政府不崩潰才怪。中國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好，政府在發債方面比較謹慎，比如財政赤字長時間不能超過GDP的2%。最近到了3%，已經是一個非常大的突破。

　　第二，促進經濟發展，保護產權。中國過去30多年的改革都在促進經濟發展，不過在保護產權方面做得不是很好，但是也在改進。

　　第三，有管理的對外開放。中國是在開放，但不是盲目的開放。在加入WTO之后，我們知道哪些地方可能要受到沖擊，并立即采取應對措施。拉美的開放就是無條件的，開放之后政府啥也不做，很快就開始去工業化的過程。

　　中國對于開放的管理有不少例子。比如對于汽車產業，中國有股權比例、技術轉移的要求。以前對汽車產業保護太厲害了，幾個合資企業躺著就可以賺錢。開放之后他們面臨競爭，就開始轉移技術。現在合資公司生產的車越來越好，國產車占到30%~40%的份額。

　　另一個例子是關鍵行業的國內采購比例。我不是盲目的贊同要保護國內的產業，但是在有些地方我覺得政府出手是對的。比如西電公司做的主要就是輸電線設備，上世紀90年代初期的時候經營困難。如果當時放手不管，西電公司就不存在了。剛好趕上了三峽大壩建設，當時有國內采購比例的要求，一下子把西電公司救了。以后西電公司就有了錢，不斷發展，到今天可以跟西門子競爭。

　　最后一個例子是匯率制度。經濟學家幾乎一邊倒的說固定匯率有問題，實際情況不見得。不僅僅是中國采用固定匯率，西德采用了，日本也采用了，他們直到上世紀70年代才放棄。韓國和中國臺灣地區直到1997年之后才放棄固定匯率。全面的否定固定匯率是不對的，不能盲目地接受西方正統經濟學的觀點。類似的還有出口補貼。

　　第四個需要反思的問題是有效的制度和制度變遷。非洲的利比里亞是從美國回去的奴隸建立的，然后照搬了美國全套的制度，結果這個國家今天還是世界第二窮的國家。中國的實踐就是造就一大批適應型的制度。它們不是標準的制度，而是和現有制度相契合的制度。我們總是在不停地創造這種制度，這種制度看起來不符合理想主義，但是管用。中國崇尚務實主義。務實主義，可以提到哲學的高度。

　　最后一個是對官員的正確激勵。很多人認為，中國對官員的激勵靠腐敗，也就是政府放手讓官員去貪，只要官員可以把事情給做好就可以。這就是所謂的潤滑劑理論。這是錯誤的。如果說經濟發展這么簡單，那全世界早就發展起來了。西非腐敗遍地，但就發展不起來。

　　中國對官員的激勵來自下面幾個方面。一是升遷。經濟學家對縣、市和省級層面官員的研究表明，那些在任期內保證較高經濟增長速度的官員更容易得到升遷。一個人進入體制，最大的愿望是獲得升遷；黨內的提拔制度保證在平均意義上更有能力的官員獲得升遷，因而給官員提供了強烈的發展地方經濟的激勵。二是地方財政。中國是世界上財政最分權的國家，地方官員發展地方經濟就可以獲得更多的財政收入，從而更可能完成自己的發展理念和抱負。這也是對官員的激勵。三是文化和黨紀。中國的儒家傳統對統治者和士大夫提出很高的道德要求，直到今天這個傳統仍然起作用，并被黨紀所強化。

　　毛澤東早就說過，中國要對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我們現在已經到了一定的富裕程度，所謂“更大的貢獻”，應該是在精神和文化層面。我們不妄自尊大，但也決不可妄自菲薄。自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偉大實踐是人類由古代社會邁向現代社會的一部分，且走了一條獨特的道路。研究和總結這條道路不僅對中國有意義，而且對世界有意義。

　　與此同時，研究中國不是對現存制度的簡單辯護，而是要推動它的革新和改進。在這方面，哲學社會科學學者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不應該辜負這個偉大的時代，要從中國的偉大實踐中總結和提煉屬于我們自己的理論。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