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沈建光

　　對待產業政策，全面否定是不夠客觀的。當然，產業政策能否成功與眾多因素有關，也與選擇的時間維度以及觀察角度聯系緊密，并無統一標準，需要探討的重點不應該是是否需要產業政策，而應該是什么是合適的產業政策以及如何改進產業政策。

沈建光：全面否定產業政策不夠客觀

　　辯論回顧：林毅夫張維迎產業政策存廢之爭

　　11月9日北京大學林毅夫、張維迎兩位教授就產業政策是否有效進行了正面交鋒。縱觀整個辯論，林張兩位教授在理論基礎、產業政策涵義理解等方面存在明顯差異，林毅夫教授的主要觀點是基于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框架，特別強調了產業政策在基礎科研投入，以及幫助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家解決?自身所難以克服的外部性和相應軟硬基礎設施的協調問題，強調“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共同作用。

　　而張維迎教授則不贊成新古典經濟學中的市場失靈，認同“米塞斯-哈耶克范式”，認為市場失靈并不存在，背后是市場理論的失靈。而他所理解的產業政策與林毅夫也并不相同，主要指政府對私人產品生產領域的選擇性干預和歧視性對待，認為企業家是市場的主角，產業政策與企業家精神存在矛盾，不過是穿著馬甲的計劃經濟，進而遏制創新和技術進步。

　　在筆者看來，二者的辯論鑒于兩種不同理論范式，盡管進行了長達三個小時的辯論，也很難說服對方。從實踐的角度而言，不難觀察到，縱觀過去數百年國際經濟發展史，產業政策存在不少成功的樣本，如日本韓國四小龍的成功超越成為發達經濟體，但也存在產業政策失敗的案例，如印尼的大飛機項目。所以，產業政策的成敗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

　　同時，從不同時間維度來看，同樣的產業政策在不同階段也往往有不同的評價，有些甚至是短期負面，但長期來看也不乏成功的產業政策。例如，針對中國鋼鐵、光伏扶持的產業政策就很難簡單的評價。2008年“四萬億”刺激計劃中，二者位列十大振興產業之中，發展迅速，卻在其后兩三年成為了產能過剩的重災區，一時間廣受詬病。而在最近全球鋼鐵、光伏行業大調整的背景下，多數海外企業虧損嚴重，頻頻倒閉，但中國企業得益于國家產業支持存活了下來，大幅占領國際市場，今年在實現了幅盈利增長的同時也增強了國際競爭力。

　　從這個角度而言，不同時間維度也往往有不同的結論，說明對待產業政策應該辯證來看，需要有綜合、客觀、多維度的考量。回顧中國對電信行業扶持的產業政策，尤其是對扶持“巨大中華”四家通信企業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可以看到，?產業政策在后進國家實現崛起和趕超是必不可少的，但同時，對扶持企業也需要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政府不自己挑選得勝者，對國企和非國企一視同仁，對于決定產業政策的成敗是至關重要的。?

　　上個世紀90年代初，筆者曾在芬蘭留學，其后在芬蘭通訊企業諾基亞公司總部工作過一段時間。清晰記得當時中國通訊業發展剛剛起步，方興未艾，與國際先進企業相比差距明顯，國內電信根本無法參與國際競爭，而中國政府在八、九十年代提出發展國內通訊行業的產業政策，政策傾斜力度之大有目共睹，為后來中國通信行業的快速發展奠定了基礎。

　　中國政府當時推出的一系列支持通訊業發展的產業政策，包括加大研發投入、鼓勵電信企業創新、對技術改造項目實行海關半稅政策、對急需的通信設備實行特批全免關稅政策、各地方政府建立通信領導小組負責區域性電信發展、把通信作為地方政府工作的重要議事日程納入當地經濟發展總體規劃、地方政府協調籌集建設資金，并對通信業發展給予各種費用減、免、返等特殊優惠政策、加速原有落后固定資產折舊政策等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海外市場壟斷，程控交換機的價格十分昂貴，這給當時國內的電話普及制造了很大障礙。而基于產業政策背景下的前期科研投入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國內科研攻關，歷經數年，終于在1991 年研制出了自主交換機品牌HJD04-ISDN，即一度被國人視作驕傲的“04 機”，這一技術突破也被當時副總理朱镕基批示為“在國有企業紛紛與外資合營或被收買兼并后，04機送來了一股清風”。

　　正是憑借自主研發程控交換機的突破，九十年代后期國內出現了繞有名氣的“巨大中華”四家通訊企業，作為民族通訊制造業崛起的代表。所謂“巨大中華”，指的是當時國內新興的四家有代表性的通信制造廠商，分別為巨龍通信、大唐電信、中興通訊、華為技術。其中，前三家，巨龍、大唐、中興分別為國有企業，唯有華為是唯一一家民企。

　　除了研發方面的支持，行業發展之初，上述通訊設備企業在資金與產品推廣方面也得到政策扶持。筆者當時所在的諾基亞內部廣泛流傳的中國通訊企業生存之道是：由于優惠政策性貸款優勢，即便產品不成熟，也能通過低價出售或者免費試用等方式讓海外客戶企業先行試用，以此尋求在外資通訊設備企業幾乎壟斷的競爭中獲得空間。而如果任何產品遇到質量問題，憑借員工的勤奮，24小時都可以召回產品，并通過客戶反饋返廠以改進產品與技術水平。

　　這樣夾縫中求生存的策略離不了產業政策的支持，也令國際上的競爭對手倍感壓力。而后依靠本土通訊設備廠商的日益發展，介入競標，九十年代后期，國內長期被海外壟斷的高端電信設備價格日益松動，國內運營商也開始獲得合理的價格空間，進而運用成本優勢大規模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為后來全行業發展奠定基礎。

　　從這個角度而言，筆者認為，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通訊產業政策是成功的，恰恰得益于前期的政策支持，才有了落后行業的快速發展，并為趕超國際先進水平提供了契機。

　　然而，四家企業發展卻出現較大差異。曾經在交換機技術上領先于的兩大國企——“巨大”逐步衰落，特別是巨龍，這個曾頂著中國第一臺大型數字程控交換機04機光環而生的企業，且鼎盛時期巨龍擁有占據國內交換機市場半壁江山的驕人戰績，但由于在現代企業制度、法人治理結構方面展現出的缺陷，逐步遇到制度瓶頸，并且衰落，如今已消失在公眾視野。?

　　“中華”快速后來居上，中興憑借“國有控股，授權經營”的混合經濟模式逐步成長，華為公司更是異軍突起，作為四家中唯一一家民營企業，憑借更加市場化的運營方式、優秀企業家精神以及先進的公司治理理念和員工的勤奮等個性化因素，在行業競爭中得到了長足發展，成為全球的行業領軍企業。自2010年首次殺入世界500強以來，全球排名從397提升至222位，平均每年提升44個排位，位列全球通訊產業龍頭。華為2015年銷售收入為608億美元，海外業務銷售收入占比45.7%，以3898項專利技術獲得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專利技術申請量第一。

　　如此看來，對待產業政策，全面否定是不夠客觀的。當然，產業政策能否成功與眾多因素有關，也與選擇的時間維度以及觀察角度聯系緊密，并無統一標準，需要探討的重點不應該是是否需要產業政策，而應該是什么是合適的產業政策以及如何改進產業政策。“巨大中華”的例子表明，在行業發展初期，國際競爭力較弱的階段，適當的產業政策能夠幫助國內企業快速積累技術、資金、人才以實現趕超。當然，尊重市場，對國企和民企一視同仁，提供公平公正的競爭環境，則是產業政策成功的必要條件。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現任瑞穗證券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 首席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客座教授，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