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羅思義

　　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華盛頓共識”則遭遇了失敗。經濟發展仍然是關乎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的最根本的問題——根據世界銀行最新數據，世界84%的人口居住在發展中國家。

　　自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問世以來，所有效仿或者深受中國發展模式影響的國家，以人均GDP增速來看，位列世界經濟增長最快國家的前四名。

　　他們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和越南，柬埔寨，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以下簡稱“老撾”）。相較而言，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包括“華盛頓共識”，則遭遇失敗。

　　中國的反社會主義者不希望這些事實廣為人知，因為這一結論明顯擊破了他們所宣稱的，“中國應拋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走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說法。

　　這些事實也具有深遠的國際政治影響。中國遵循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是由中國共產黨一手締造。“華盛頓共識”則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經濟機構所倡導的主導經濟戰略，其甚至被列為西方大學課程主要內容。

　　效仿或深受中國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影響的國家的經濟表現，具有壓倒性的優勢，這顯示，不僅中國經濟模式優于資本主義國家，而且中國共產黨的思想領導力也優于西方國家。

　　中國的發展模式為何優于資本主義國家，在拙著《一盤大棋？中國新命運解析》中有詳細的理論分析。所以，此處不再贅述。本文的焦點僅僅在于論述事實——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優于任何資本主義國家。

　　對“華盛頓共識”和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戰略的比較

　　下面將從事實角度出發，對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戰略和“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進行比較。后者是資本主義國家所倡導的主導經濟發展戰略。

　　作這種事實比較的原因顯而易見。中國有一句名言，實事求是。用國際通行的話來講，這句名言應是科學分析的唯一依據：如果事實和理論不一致，那么理論就必須被拋棄，而非掩飾事實以順應理論。反科學方法的“教條主義”，就是由與事實完全相矛盾的理論組成。

　　盡管這需要做實證研究，但“華盛頓共識”的支持者似乎非常反感對這兩種發展戰略，進行系統性的實際比較。從下述數據所示，原因顯而易見：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戰略，遠優于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

　　“華盛頓共識”是美國經濟學家約翰·威廉姆森（JohnWilliamson）于1989首次提出的，雖然該政策實際生效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

　　“華盛頓共識”是“新自由主義”的一個經典形式。就經濟政策而言，其主張私有化和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其社會政策則可以被描述為“涓滴”（trickledown）理論——這種理論認為，富人消費投資，刺激經濟發展，最終惠及窮人，如水之向下“涓滴”。

　　法律上，華盛頓共識認為，政府的壓倒性目標是最大限度地保護私有財產；政治上，雖然其宣稱中立，但這種組合政策明顯有利于資本家和保守政黨。

　　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戰略，始于其1978年啟動的經濟改革，該戰略與以往的整體框架和關鍵政策截然不同。中國運用了習近平所強調的“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即同時發揮好私營企業和國有企業的作用。

　　事實上，正如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所明確指出的，中國堅稱：“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

　　在社會政策方面，由于國有經濟發揮主導作用，中國并沒有依賴“滴流”效應，而是按照社會主義模式大力改善民生，具體如下：

　　中國有計劃地大規模消除貧困，比如“十三五”期間脫貧攻堅的目標是采取措施讓7000萬人在2020年以前擺脫貧困；

　　中國有計劃地通過城市化促進發展，將人口向更高生產率的經濟行業轉移；

　　中國有計劃地尋求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中國并不完全依靠“市場”，而是有計劃地利用政府基礎設施支出，提高其內陸欠發達省份的經濟水平；

　　法律上，中國保護私有財產，但關鍵的經濟行業由國有企業掌控；

　　政治上，中國奉行社會主義制度。

　　比較結果顯示，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優于任何資本主義國家

　　那么，這兩種完全不同的經濟發展模式所帶來的實際結果是什么？為評估這一點，就有必要呈現中國自身和其他三個國家的統計數據。這三個國家分別是定義自身為“社會主義國家”、事實上也深受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影響的越南，柬埔寨，老撾——后兩者也受到中國發展模式的高度影響。

　　事實正如上表人均GDP年均增長率所示。該數據的比較分為三個階段：從中國啟動經濟改革開放的1978年至2015年，從“華盛頓共識”問世的1989年至2015年，從柬埔寨數據可查詢得到的1993年至2015年。

　　數據當然非常引人注目，但也令人信服。對所有四個國家從1993-2015年的數據分析看，中國、柬埔寨、越南、老撾的人均GDP增長率在全球人均GDP增長率的排名分別為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人口低于百五萬或者石油生產占主導地位的國家不包括在內；從1989年到2015年，中國、越南、老撾的人均GDP增長率在全球人均GDP增長率的排名分別為第一、第二、第三。從1978起，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在所有國家中排名第一。

　　受中國發展模式影響的國家，其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世界平均水平。從1978年起，中國的增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6倍；從1989年起，中國的增速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近6倍，與此同時越南和老撾的增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逾3倍。

　　不僅人均GDP年均增長率的對比鮮明，而且減貧人口數量的對比也是如此。按照世界銀行界定的國際貧困線標準，從1981年至今，中國帶領7.28億人擺脫貧困，另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越南則帶領3000多萬人擺脫貧困。

　　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倡導的主導模式來發展的世界其他地區，僅帶領1.2億人擺脫貧困。簡言之，中國對世界減貧的貢獻率為83%，中越兩個社會主義國家的減貧貢獻率合起來為85%，資本主義國家對世界減貧的貢獻率僅為15%。

　　當然，數據也擊破了“資本主義制度能促進經濟快速增長和快速減貧”的說法。如果資本主義國家在拉動經濟增長和減貧的引擎，那么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增速和減貧人口數量也應是表現出色的，而不是輸給中越兩個社會主義國家取得的減貧成就，以及加上受他們影響的柬埔寨和老撾，也創造了最快的經濟增速。

　　綜上所述，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華盛頓共識”則遭遇了失敗。經濟發展仍然是關乎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口的最根本的問題——根據世界銀行最新數據，世界84%的人口居住在發展中國家。

　　從客觀分析的角度看，如果一個國家要獲得更大的經濟發展，那么其就應以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起步。世界經濟發展的事實顯示，國有企業發揮巨大的作用、有計劃地大規模消除貧困、社會主義的政治取向，是中國的發展政策取得最快的經濟增速和最大減貧成就的主要原因。

　　自“華盛頓共識”問世期間，位列世界經濟增長最快前四名的國家，均是采用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這個簡單而明確的事實，這顯示，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優于任何資本主義國家。

　　(本文作者介紹：前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現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