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李庚南

　　不要用 “綠色金融”項目對接會等形式化的活動來代替推進措施，來粉飾綠色金融的實效，而應在如何推進信息共享體系建設、優化綠色金融服務環境方面下真功夫，夯實綠色金融的“基礎設施”。

　　日前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將浙江、江西、廣東、貴州、新疆5省（區）辟為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以在體制機制上探索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被列為綠色金融改革創新試驗區的5?。▍^）瞬間站在了綠色金融的風口上。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金融部門，既迎來了難得的發展機遇，同時也將面臨一場大考。

　　之所以要通過設立綠色金融創新試驗區的形式來推進綠色金融，除了順應G20杭州峰會之后興起的全球綠色金融新潮流外，決定本身也說明了綠色金融背后具有很多不可測性，需要通過反復試錯來探索和突破。盡管綠色金融的實踐開展已有時日，綠色金融理念也逐漸深入人心，但綠色產業發展尚未形成產業聚集，綠色金融的理論尚處于碎片化發展，綠色金融實踐尚面臨諸多需要突破的瓶頸。

　　毋庸置疑，金融機構特別是銀行機構是踐行綠色金融的主體，而地方政府及監管部門則是引路人、協調者和推動者。如何有效整合金融、財政、環保等資源，完善相關配套政策體系和法律法規，改善外部環境，以動員和激勵金融機構投身綠色金融，充分發揮綠色金融創新試驗區的優勢，擺在5?。▍^）面前的有四道必答題：

　　問題一：綠色金融該投什么？

　　即如何界定綠色金融的內涵外延，如何讓金融機構找到綠色金融的入口。2016年8月七部委聯合印發的《關于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已明確，“綠色金融是指為支持環境改善、應對氣候變化和資源節約高效利用的經濟活動，即對環保、節能、清潔能源、綠色交通、綠色建筑等領域的項目投融資、項目運營、風險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務”；2016年G20杭州峰會也明確了綠色金融的定義：綠色金融是指能產生環境效益從而支持可持續發展的投融資活動。

　　盡管如此，在實踐中對綠色金融的把握仍存在一定困難，金融機構在項目的選擇、客戶的選擇上仍存在模糊性、不確定性。比如，作為戰略新興產業的光伏產業，究竟是綠色產業還是污染產業，業內外至今仍存爭議；IT產業否能列入綠色產業；等等，在把握上尚存困難。如果對綠色金融的內涵外延缺乏較明晰的界定，綠色金融則缺乏實踐的基礎，金融機構則難以找到有效的介入口。那么，推進綠色金融就無從談起。

　　這就需要政府部門在現有的綠色金融大框架下，進一步細化綠色產業、項目及相關活動，形成綠色金融項目名錄；金融監管部門要建立和完善綠色金融統計監測體系，加強對金融機構的指導。同時，也要求金融機構做好復合型的綠色金融人才儲備，提升對綠色金融項目的把控、識別和研判能力。

　　須知，不是所有的金融都能被“綠化”。準確清晰地界定綠色經濟、綠色產業、綠色項目的范疇，不僅為金融機構指明方向，解決“綠色金融投什么”問題；而且也為相關配套政策，比如風險補償機制的建立與有效實施奠定基礎，避免“綠色金融”為綠色數字或數字金融所取代。

　　其二：敢不敢投綠色金融？

　　金融機構決策的前提是對信息的充分擁有。金融機構敢不敢將資金投向綠色金融領域，關鍵是要解決綠色經濟領域的信息不對稱問題。

　　但是，“隔行如隔山”。綠色金融所涉及的環境改善、應對氣候變化和資源節約高效利用的經濟活動具有很強的專業性，這對涉足該領域的金融機構而言，無論是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保險，都將面臨認知上的挑戰。而且，綠色產業、綠色項目往往期限長、面臨的不確定性較多，且輕資產特征明顯，其風險隱蔽性、滯后性特征強。正如前銀監會主席劉明康所言，綠色金融要想往前走，金融機構就要了解客戶在綠色業務上的前衛程度、領先程度和內部公司治理狀況等等，如果不能解決前述問題，就會被誤導。

　　因此，作為金融機構，敢不敢將資金投向綠色金融領域，取決于其對綠色產業、項目的了解程度及發展前景的研判能力，取決于其對客戶資信狀況、償債能力等方面的了解把握程度。而這些，需要金融機構在整體上制定綠色金融發展戰略，為綠色金融業務的開展提供智力保障；在微觀金融活動中強化精細化管理。

　　作為地方政府，則需努力消除金融機構將資金投向綠色經濟領域的顧慮。關鍵是要加快推進統一的社會信用信息共享平臺，有效緩解信息不對稱狀況，并推進和完善社會信用評級等中介組織的建設，增強金融機構了解風險、把控風險的底氣。

　　其三：愿不愿意投綠色金融？

　　金融資本的本質是逐利的。這就決定了“成本—收益”的權衡是金融機構決策的基本邏輯。收益能否覆蓋成本（包括風險成本）并實現目標利潤是決定金融機構愿不愿意投綠色金融的關鍵。

　　顯然，對于金融機構而言，若依據“成本-收益”權衡邏輯，未必具有很強的投綠色金融的內生動力和意愿。一方面，由于綠色金融項目在前期調查、研究和風險評估方面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及時間，其營銷成本相對其他公司類業務要大；而且，由于綠色金融項目所需資金量大、期限長、不確定性大，金融機構所需付出的資金成本、風險成本也相對較大。特別是在市場資金利率中樞逐漸上移趨勢下，成本的考量或將更多地影響金融機構開展綠色金融的動能。

　　另一方面，從收益看，綠色金融項目雖然能極大地拓展金融機構的市場空間，但該類業務的盈利性并不高。由于綠色金融項目本身帶有一定公益性，項目投資回報不高，大部分綠色項目需要長期投入才能看到效果，因此所能承擔的資金利率也有限。以銀行為代表的傳統金融機構很難忍受超過3年的貸款和投資周期。而且，在綠色金融項目中，許多屬于地方政府（包括政府平臺）類項目，金融機構在這類業務的價格談判中往往處于劣勢，或至少不具優勢。

　　盡管目前綠色金融在全國風生水起，許多金融機構對綠色金融項目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并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但需清醒的是，這種“興趣”有一個不容忽視的背景：在實體經濟復蘇緩慢情況下，“資產荒”尚未有效紓解，綠色金融項目，特別是治氣、治水等政府背景綠色金融項目恰成為當下金融機構資產配置的“避風港”——盡管有些項目能否盈利尚存較大不確定性。

　　因此，從長遠可持續的角度看，要真正激發金融機構開展綠色金融業務的動能，還需有效整合政府部門的政策資源，探索建立綠色金融外部激勵機制，包括風險補償、稅收優惠財政性存款傾斜等正向激勵，也包括對涉及環境違法類項目進行金融追責等負向激勵。監管部門也要通過差異的監管，比如將綠色金融與機構的監管評級、市場準入及高管資格等掛鉤，強化對綠色金融的激勵。唯有注入外部激勵，打破現有條件下金融機構的“成本—收益”權衡模式，才能形成金融機構投身綠色金融的內生動能。

　　其四：怎樣投綠色金融？

　　在解決了開展綠色金融業務的方向、謀略、意愿等問題后，金融機構還面臨如何投綠色金融的問題，即綠色金融的方法論問題。畢竟，綠色金融所面對的服務領域、客戶對象有別于一般的金融服務，因此需要金融機構在管理機制、業務流程、營銷模式、產品體系等方面做出適應性的調整與完善。關鍵要解決兩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客戶適應性問題。針對綠色金融客戶對象輕資產、投入資金量大、回收期長等特征，金融機構需在金融服務方式、手段等方面進行創新。以銀行為例：首先要改變傳統的抵押、擔保要求，積極拓展綠色信貸抵押物范圍，探索和推廣專利權、商標權、排污權等無形資產抵質押方式，在風險可控前提下積極推廣信用貸款方式；其次要加強精細化管理，針對綠色金融客戶生產經營及資金周轉特點，科學合理確定授信額度和還款期限，避免期限錯配。

　　二是調動內部積極性問題。在激發綠色金融服務動能方面，通過外部激勵解決了金融機構“愿不愿意投”的問題，還僅是解決了問題的一半。對于金融機構而言，還存在如何調動內部積極性問題。基于綠色金融期限長、潛在風險大等特征，要充分調動基層經營部門及客戶經理的積極性，就需要在內部資源配置和考核激勵方面做出有利于推動綠色金融的制度安排。要通過設立專營機構、完善專營體系從整體上體現綠色金融的差異性，在內部資金轉移定價（FTP）方面實行資源傾斜。在績效考核方面，適當向綠色金融業務條線傾斜；同時要制定并細化適合綠色金融特征的風險問責機制，適當提高風險容忍度。

　　必須清楚的是，這四道題僅是作為金融機構涉足綠色金融的必答題。但是，綠色金融創新實驗區設立的立意絕非僅僅探索綠色金融服務的模式和機制，而是要從整體上推進綠色金融體系的構建。

　　因此，我們有必要給綠色金融創新試驗區的構建再打幾針預防針，需要預防幾種傾向的出現：

　　一是不要用“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等產品簡單代替綠色金融。綠色金融應該是一種新的理念、新的信貸方式?！熬G色金融”之“綠”應該是由內而外的理念溢出，而不能靠簡單的數據涂抹，或用具體的金融產品代替。綠色金融要求將綠色的理念根植于金融服務，貫穿于金融服務的全流程，并以推動綠色經濟發展。

　　二是不要用 “綠色金融”項目對接會等形式化的活動來代替推進措施，來粉飾綠色金融的實效，而應在如何推進信息共享體系建設、優化綠色金融服務環境方面下真功夫，夯實綠色金融的“基礎設施”。

　　三是謹防“綠色金融”虛假。既要規范綠色金融統計，又要防止“綠色”標簽漫天飛。要科學界定綠色金融的內涵和外延，謹防為追求“綠色金融”的“福利”而將所有的金融服務都往綠色金融的框內裝的傾向。要以落實剛剛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法實施條例》為契機，構建和完善綠色金融統計體系和監測體系。

　　綠色金融的精髓是可持續發展?？梢哉f，綠色金融之考永遠處于進行時。伴隨綠色金融理念的不斷深化，綠色金融的題庫也將不斷豐富和具有挑戰性。李克強說，發展綠色金融不僅對我國經濟調結構、轉方式、促進生態文明建設具有重要意義，也是扎實履行中國政府對《巴黎協定》的承諾。但我想，我們發展綠色金融豈止是對《巴黎協定》的承諾，更應是對子孫后代的承諾。

　　(本文作者介紹：先后供職于工商銀行、人民銀行，現為銀行監管部門人士，長期負責小企業金融服務推進工作，潛心研究小企業金融服務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