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 周其仁

　　這個世界上的競爭就兩句話，你要么成本比人家厲害，要么手里有獨到的。現在我們30年改革開放高速成長取得的偉大成就，從全球格局看正夾在中間了。總之，中國不創新、不改革，不會走出現在的困境。

　　中國現在面臨的國際形勢：外需萎縮，反全球化

　　首先怎么理解中國經濟從之前的高速增長轉向6%~7%中高速的增長？要先理解全球的格局。

　　假定有兩個經濟體，一個富有，一個貧窮。富國是10萬塊資本，300個人。窮國是10塊錢資本，3000個人。前者類比是歐美和日本，后者是上世紀80年代的中國。這兩個經濟中間之前有一道藍墻隔開，大家各過各的日子，窮就是沒資本，沒資本就沒有提高生產率的手段，很大程度靠人力、靠自然力，經濟進步就很慢。富國資本雄厚，可以轉化為生產力，所以貧富差距會拉大。

　　現在把藍墻打通，就是改革開放，把這個壁壘打開。打開以后：兩個經濟體加到一起算，資本總量就變成10萬零10塊錢，人口總量是3300人。要素的相對比例都發生變化，用我們熟悉的話就是“競爭格局發生了變化”。

　　第一，富國的資本總量只加了10塊錢，但是人口總量加了3000人來搶，原來300人用10萬塊錢，現在3300人用10萬零10塊錢，所以資本的稀缺程度提高了。為什么全球化以后，華爾街可以賺到很多錢，道理就在這里。

　　第二，富國有科技，3300人來搶科技，科技的稀缺性也提高了。但是富國經濟的麻煩是，原來只是在300人現在要3300人一起競爭工作機會，勞動者的競爭加強了，這個過程中，富國的勞動者藍領、下層白領難受了，因為他要面臨3000個原來收入只有1塊錢的力量的沖擊，不會干拉倒。所以發達國家失業率特別是年輕人的失業率，一直居高不下，道理也在這里。

　　這樣造成的結果就是：二戰后發達國家的橄欖型的社會結構被破壞，全球化以后兩極分化嚴重，基尼系數上升。華爾街、硅谷賺到了大錢，但中間有一個很大的人群很失落，制造業工人、中下層，在全球化過程中面臨的壓力要超過他們得到的好處。

　　當然好處也有，就是中國的產品很便宜，美國享受到了穩定的物價，所以，窮人實際的生活水平降低得不會那么嚴重。但是和華爾街、硅谷一比，相對收入的落差就出來了。

　　發達國家都是這樣，二戰后高的基尼系數降下來，然后又回上去，然后就帶來了社會矛盾。因為很多美國的大媽大叔，夠不到金融、也夠不到高科技，人數上又是大頭，就會有憤怒感，所以在全球化高漲當中發生了“占領華爾街”。

　　現在這個全球格局，發達國家、美國的平均水平是在下降的，但是中國在提高。我們的人均GDP從1978年的200美金，升到現在的8000美金，深圳是幾萬美金（25000）。而美國呢，從1978年的13500美金升到現在也就5萬美金。

　　所以，特朗普也出現了，特朗普反映了一個趨勢：所有大的變化中，并不是每一個人、每一個集團、每一個板塊都同等可以獲得收益，有高有低，有得有失，所以社會矛盾就會起來。

　　這里還要談到一個術語：比較優勢。李嘉圖的理論，說的其實就是各國揚長避短，揀你生產率高的東西干，這樣整個社會的總體產出就會高。但是薩繆爾森后來的研究結論說這不對，因為中國啥都搞，搞完襪子搞汽車，搞完汽車搞飛機，搞的大家優勢趨同了，逼得發達國家不知道干啥了。老薩臨死前就問了一個問題：原來造自行車的現在開始造飛機的，原來造飛機的造什么呢？他的結論就是：在共同的比較優勢下，一方可能永久損害另一方的利益。

　　中國就是通過這樣，這些年賺了巨額的高額順差。而美國比較優勢沒了，經濟以外的規律就發生作用，貿易摩擦，制造壁壘，甚至國際緊張，都來了。金融危機也來了。

　　從外部看，我們現在的經濟下行首先就是全球的外需收縮，全球外需。如果你是一個主要靠內需發展的，受到的影響就小。偏偏中國在高速增長當中是高度依賴外需的，當然受到影響更大。

　　中國現在面臨的國內形勢：成本優勢減弱，體制成本重新上升

　　從內部看我們現在面臨的經濟形勢是成本在變化，并且核心是體制成本的重新上升。

　　中國高歌猛進的全球化，就是因為有成本優勢。我們不開放真是白窮了許多年，一開放發現窮就是競爭力。窮就是工資低，工資低就是成本低。同樣一個產品成本低叫價就低，全世界的買家都是一樣的，物美價廉當然買你的。

　　但是現在這個成本在變化，勞動力成本、土地、能源，所有的價格都在經濟高速增長中變化，最近最典型的例子是曹德旺在美國設廠。

　　成本變化最大的是什么呢？是體制成本。

　　僅僅把中國崛起歸因于勞動力便宜，不準確，因為勞動力便宜并不能解釋中國的崛起。沒改革開放前，勞動力更便宜，那個時候沒有中國奇跡，現在看非洲很多國家的勞動力比我們還便宜，但不是要素便宜就能夠變成競爭力，要素變成競爭力要變成產品，要素變成產品要組織，組織要在一個體系里頭運行。這就引申出來了體制的問題。

　　所以，讓中國經濟崛起的真正秘密不是原來窮，而是把導致原來窮的封閉變成開放，在開放當中允許組織創新，進行體制改革。比如，如果不包產到戶，農民就不可能解放出來，沒有生產積極性，依然還會是“十億人口八億農民，八億農民搞飯吃飯還不夠吃”。

　　有了體制改革，才有下面的一環扣一環。勞動力解放出來去哪里就業？這又逼出了民營企業。產能出來了，市場在哪里？所以又逼出了WTO談判，1997年簽約，五年預備期，2002中國沖進WTO，把世界市場打開了，把原來的障礙打開了。進了WTO，一開始還是“獎出限進”，后來嘗到了甜頭，全部殺進去，這才沖到了全球化的前沿。

　　所以，中國的成本優勢不完全是原來的勞動力便宜，主要是第二項優勢，通過改革，把原來奇高無比的制度成本大幅降下來了。

　　幾位諾貝爾獎得主給出的理論，就是這套挺土的打法，把我們的體制成本非常顯著地降下來。體制成本下降，加上原來的要素成本低廉，結合到一起再加第三個力量——學習曲線。最終構成了后來的“中國故事”。

　　但是現在新問題來了。新問題是成本又上升了，原來的成本優勢消失了。現在我們一般講成本優勢消失講的都是勞動力、工資在漲，這個問題當然存在，但是被大家忽略的是：我們的體制成本重新在高速增長當中舉頭向上。

　　1995~2012年是中國最高速成長的這段時間。我們名義的GDP是增長是8.6倍，全國工資總額漲了8.8倍，稅收漲16.7倍，政府除稅收以外的收入18.8倍，法定一定要交的社保五險一金增長了28.7倍，最關鍵的是土地，政府獨家供地獲得的土地出讓金，漲了64倍！

　　體制成本上升表現在什么地方？比如，我們到今天也沒有達到稅收一定要法定，這是十八屆三中全會規定的。但我們現在很多的稅收是行政部門直接定的。抽稅的人定抽多少，政府定了，不經過人大的審核，就很容易一下子收過頭。

　　比如，這屆政府說簡政放權，但是很多后來增加的文件大部分都不是計劃時代，而是高增長的時代加進去的，我們在這波下行就吃了這個虧。這些是體制性的問題。

　　現在沒有什么資本主義的大帽子，但是小繩索很多，這個不行，那個不行。這些事情加到一起摩擦系數就大了。高速增長的時候加大摩擦沒有關系，問題是外需一收縮，這些變量就來了。

　　還有對待新科技的態度，一波三折。

　　還有城市化，我們的行政區劃是組織化的。城市建設說好很好，但是浪費不得了，修了多少沒人去的設施，耗了多少水泥鋼鐵，水泥鋼鐵有多少的排放，然后又回到我們的肺部。我們要跟著人口和資源的流動來發展城市化，人們愿意去的地方好好投：中心城市、城市群、城市圈。那些人不愿意待的地方就還林、還環境，建成有青山綠水的特色小鎮。

　　2017年中國經濟的突圍：體制改革與創新

　　怎么確保我們的成本優勢？有兩個方法：降低體制成本；創新。

　　中國現在面臨的狀態是：兩個海平面，已經變成了三明治，我們夾在中間，成本已經頂上來了，市場成本也上升了。勞動力大家都貴，土地也在變貴。但是我們手里還沒有多少獨特的東西。

　　這個世界上的競爭就兩句話，你要么成本比人家厲害，要么手里有獨到的。比如美國蘋果賣到全世界，人們通宵排隊買，他有你沒有。現在我們30年改革開放高速成長取得的偉大成就，從全球格局看夾在中間了，底下有印度、有越南，比我們還便宜，招商引資的力度比我們當年還強，都學會了。

　　在這個情況下，就無可阻擋的發生了整個經濟增長的模式的變化。現在要繼續我們的成本優勢，但是成本當中的那塊體制成本，這個東西沒有改革，光靠民間解決不了。沒有黨中央、國務院堅強領導，主動地發起一輪一輪的深化改革，這個成本很難降下來。

　　比如社保基金，我們現在很多的法定保障率交得比美國高。當初交那么多是沒辦法，當時是國企大面積虧損，所以社保交費率定得比較高。但當時就有一句話，以后要把大型的賺錢的國有企業的資產劃到社保去，用那個收益來抵社會保障。但是真要做的時候難度不小，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把這條寫進去了，就是要劃一批國有資產到社保基金，然后把法定保障率降下來。

　　我們的經驗已經證明，體制成本降，經濟就會很好地發展，體制成本上升，整個國家民族就會被拖住。所以，2017年，要繼續進行改革突圍。漸進改革的好處就是震蕩低，不是一次性解決問題。但是漸進改革的難處是要“維持漸進”，所以體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體制成本再降下來為止。

　　既然這個成本降不下來，那么可以延長它的時間，就是把成本曲線往右推，盡可能延長它持續的時間。因為，這條成本曲線一定會上去的，人均200美元到8000美元變成深圳的好幾萬美元，這個成本肯定會上去，但我們可以把整個成本曲線往右移，延長成本優勢持續的時間。比如說工人很貴，就生產附加值高的東西，如果還生產襪子，如果還是這套工藝，這套生產率它就是很貴的。

　　所以真正地對付成本壓力就是不斷地右移我們的成本曲線，形成一條長期來看持續有競爭力的成本變動曲線，這是商業世界里頭的不二法門，也是整個經濟體系和經濟體系競爭當中的不二法門。

　　降低成本的第一個突圍方向，是剛才說的體制改革。而第二個突圍方向是創新，通過創新來突破全球形成的僵局。引進新的產品，改變現有的品質，引進新的生產方法，開辟新的市場，奪取原料和半成品新的來源，創立新的經濟組織。創新才能帶來持續的經濟增長。

　　創新很重要、很偉大，但是創新不是一定會發生的。成本曲線也不一定會右移，否則哪來這么多的過剩產能、僵尸企業、雞肋的企業，還有病危停滯的企業？創新是有條件的。

　　舉例說，以色列800萬人有3500家初創公司，并且特拉維夫主導了美國硅谷的高精尖研發，美國沒有一家大公司不在特拉維夫設創的研發中心內，他們靠的是人、想法、發明創造，靠的是對教育的重視。

　　總之，中國不創新、不改革，不會走出現在的困境。

　　(本文作者介紹：教授、博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