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為的轉機？

　　文/駱振心 作者為經濟學博士

　　根據外媒報道，美國商務部即將簽署一項新規則，允許美國公司與華為合作，為下一代5G網絡設定標準。自去年5月份美國商務部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限制美國企業向華為出售技術，高通、谷歌等一批大型科技企業對華為斷供，牛津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等知名大學終止與華為合作，美國對華為進行了全面封殺，意在遏制中國5G發展。但是，全面封殺導致了美國企業無法辨別哪些信息和技術能夠分享，也就無法跟華為在標準機構內合作共同制定5G標準。該規則正是針對這一問題，放寬了限制，允許美國公司與華為合作一起制定5G標準。這一消息雖然向世界釋放出了積極信號，但并不意味著美國解禁華為，更不意味著美國主導5G發展戰略的轉向。

　　美國在這個時點選擇修改規則，允許華為參與5G標準制定，也是出于美國至上主義考慮，與特朗普政府一貫的保護主義是一致的。不難看出，把華為納入5G標準的制定，是符合美國利益的。從技術上看，美國與中國在5G上還有一定的差距，5G的標準立項共45項，中國立項21項，是最多的，而美國只有9項。華為的5G技術具有領先地位，截至今年1月1日，全球共有21571個5G標準專利項聲明，華為擁有3147項，遠遠領先于同行業，華為的技術領先與其長期的高研發投入是分不開的，去年研發經費在150億美元左右，而今年則可能要超過200億美元。對于華為公司來說，如果更多的專利能納入到未來的5G標準，可以獲得更多的許可費，公司的盈利能力增加，目前華為公司已經從國外獲得了14億美元的許可收入，預計華為的許可費收入未來將會大幅增加。從一定意義上說，美國允許華為共同參與制定5G標準，也相當于技術引進，通過付費可以減少開發標準的時間，也節省了大量的研發資金，迅速搭建起5G標準的框架，集中于5G產品和技術的研發，避免在5G標準上的技術劣勢導致其喪失國際競爭力。而且，5G通訊技術比前幾代更加復雜，一項技術要成為標準是一個比較復雜的過程，需要企業提出、討論、投票、立項，再由工作組來組織標準編寫，最后形成整個標準。只允許華為一家中國公司參與標準制定，美國依然能掌握主導權。

　　華為在5G的產業鏈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華為植根于中國的巨大市場，有巨大的應用前景。華為一些關鍵的零部件如射頻芯片等還要依靠從美國進口，還要購買一些必要的科技專利，華為的上游供應商有不少美國的高科技公司，除了高通、甲骨文、英特爾等巨型科技公司外，還有許多規模較小的供應商。目前，美國疫情擴散蔓延的勢頭并沒有得到有效遏制，不少企業還處在停工停產狀態，美國失業率不斷攀升，世界經濟面臨著“二戰”后最大衰退的風險。而中國的經濟社會秩序已經基本恢復正常，有望成為今年唯一保持正增長的大國，中美兩國經濟復蘇并不同步。特別是中國已經啟動了包括5G在內的新基建，對5G硬件和軟件的需求將是巨大的，讓華為參與5G標準制定，客觀上有利于美國的中小企業，有利于幫助一些美國的中小科技公司渡過疫情難關。

　　今年是美國大選之年，特朗普將進行連任競選，迫切需要保持美國引領技術創新的一貫形象，美國要做5G技術的領導者，而不是跟隨者。美國全面封殺華為的借口是國家信息安全，通過各種措施來裹挾西方國家和企業與華為脫鉤，但實際上并沒有獲得一致認同。華為已經與英國、俄羅斯等國家開展了5G合作，具有一定的國際市場基礎，如果美國始終與中國在5G上對抗，那么就有可能各自制定一套5G標準，4G有兩套標準，1G、2G、3G都有多套標準，如果5G多套標準形成，那將意味著美國失去了領導者角色。同時，美國高科技公司也在不斷游說政府，即使在2019年美國全面封殺華為的時候，也給部分美國企業發放許可，允許與中國華為繼續做生意。美國通過吸納華為來參加標準的制定，有利于繼續保持其在電子通訊領域的領導者形象和地位。

　　應該看到，國際科技競爭形勢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沒有變，技術競爭還將在更大范圍內開展，逆全球化與全球化的較量還在加劇。華為參與到5G標準的制定對華為來說是一個轉機，對于我國5G產業發展也是一個機遇。一是為5G標準貢獻更多中國智慧。華為參與5G標準制定，可以更多地運用我國5G發展所取得的成果，植入更多的中國元素和中國智慧。通過積極參與，讓世界企業界更多地了解到中國對世界5G發展的貢獻，爭取國際上最大限度的支持，為應對美國封殺做好充分準備。二是在一些關鍵技術和硬件上要加快研發國產自主備份系統。要集中科研資源，在操作系統和高端芯片加大研發，堅持不懈打造備份系統，雖然在性能上與西方國家同類產品有一定的差距，短時間內還難以規模化生產和獲取商業利潤，但可以保證在外部封殺的情況下，能夠替代相應產品部件，提高產業鏈的安全性和完備性。

責任編輯：覃肄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