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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印度經濟清零式崩盤：“莫迪經濟學”玩不下去了 來源：新京報c

　　文 | 關不羽

　　疫情對經濟造成了嚴重的沖擊，世界主要經濟體都不能幸免。然而，各國4月份主要經濟指標出爐后，人們發現“環球同此涼熱”的方向一致，但“涼”的程度卻大大不同。比如備受矚目的“龍象之爭”主角——中國和印度，4月經濟指標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差距。

　　印度經濟的“清零式崩盤”

　　5月7日公布的4月財新中國通用服務業經營活動指數（服務業PMI）錄得44.4，較3月回升1.4個百分點。此前公布的4月財新中國制造業PMI回落0.7個百分點至49.4，再回收縮區間。4月財新中國綜合PMI錄得47.6，回升0.9個百分點。

　　低于PMI榮枯線50的指數，顯示中國經濟仍處于收縮區。疫情的影響尚未結束，疲軟的數據并不出乎意料。而印度“清零式崩盤”則讓人大跌眼鏡。

　　著名金融數據公司IHSMarkit公布的數據顯示，印度4月服務業采購經理人指數（PMI）跌至5.4，為史上首次出現個位數，同時創出世界最低紀錄。前值則為49.3，下跌幅度達到了88.4%，也是創紀錄的跌幅。

　　受服務業PMI拖累，印度4月綜合PMI從3月的50.6降至7.2。由此推算，印度4月GDP年化萎縮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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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中國龍”正在疫情陰影之下徘徊起伏，那么“印度象”直接掉進了深坑，其經濟表現已經遠低于全球其他主要經濟體。即使以疫情高峰期間嚴格限制出行的防控政策解釋，也很難說得通。

　　4月份歐元區國家也處于疫情高峰期，多國執行了程度不同的居家隔離政策，但歐元區4月服務業PMI初值報11.7、綜合PMI初值13.5，跌幅均在50%左右，比起印度的“大出血”要正常得多。印度經濟到底發生了什么？

　　“莫迪經濟學”的數字游戲

　　問題首先可能出現在“數據注水”。印度經濟此前的數據可能被人為拔高了。莫迪政府執政的2013年至2018年期間，印度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年均達到了7%以上，這一成就被歸功于“莫迪經濟學”的成績。

　　然而，外界似乎忽略了2015年莫迪政府對GDP核算方式的“修訂”，人為制造了“紙面上的繁榮”。

　　印度這次修訂可謂大刀闊斧、魄力驚人：制造業月度指數強行綁定于同類商品，比如印度生產了一輛印度國產車，強行與市場上的奧迪車等價。

　　金融領域，原先統計方式是計算銀行和保險兩個行業的數據，修訂后增加了已經進入股票交易和券商的資金數據。

　　消費方面，印度的金銀飾品消費旺盛，這原本算作消費部分的數據，按照新的統計方式還把買入的金銀部分算作儲蓄，實現了“一菜兩吃”。總之，各種數字游戲的“做大做強”為印度經濟化了個濃妝。

　　這套新統計核算方法出臺后，從2012年的數據開始“修訂”，印度的經濟數據成功“化妝”。莫迪政府是2013年5月正式執政的，從上一年度開始修正的用意昭然若揭。

　　盡管IHSMarkit是總部位于倫敦的金融數據公司，沒有義務配合印度政府的數據游戲，但是PMI指數的數據來源也很難完全繞開印度官方數據，歷史數據含有“水分”在所難免。

　　直到疫情暴發后，印度經濟停擺，虛高部分放大了落差，數據泡沫的真相浮出了水面。

　　把難題留到最后的印度經濟結構

　　除了數據泡沫，印度經濟結構也存在先天的缺陷。中印兩國同屬新興經濟國家，都擁有龐大的人口以及廉價勞動力優勢。

　　但是，在本輪全球化浪潮中，中印兩國點開了不同的“科技樹”分支：中國選擇了制造業發展的路徑，而印度選擇了服務業作為“第一桶金”。

　　印度的選擇符合本國國情。印度完整保留了殖民時代的遺產，其中就包括成熟的英式金融體系，服務業的起點較高。

　　早在1980年，印度以金融為主的服務業就占據了GDP的40.32%，而中國在2000年，服務業才達到GDP的39.79%。

　　在服務業的發展起點上，印度比中國領先了一個世代。

　　大英帝國的另一遺產——作為官方語言的英語，也讓印度的外向型服務業具備更好的勞動力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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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接受制造業轉移的同時，印度成了歐美企業服務業外包的天堂。歐美人士很快就熟悉了來自孟買的、印度口音濃重的售后服務電話。

　　良好的英語基礎還讓印度的軟件產業獲得了先發優勢。印度科學學院所在的“科學城”班加羅爾早在本世紀初就成了全球軟件外包業的中心，華麗轉型為“印度硅谷”。

　　服務業的發展優勢在于投入小、見效快，印度外向型服務業的高速發展曾經讓中國也羨慕不已。

　　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印兩國的經濟表現還難分伯仲，但印度的發展模式看上去更為輕松。

　　中國制造業發展在經歷大量人口轉移、“血汗工廠”和沉重環境代價的痛苦階段時，印度新興白領階層已經開始了寫字樓生涯。繞開二產，發展外向型三產，印度似乎走了一條發展的捷徑。

　　但是，外向型服務業的短板也逐步體現。制造業發展是一個滾雪球的過程，既帶動了基礎設施建設、迅猛的城市化進程，也促進了內生市場的發育。

　　而外包型服務則是“躲進小樓成一統”，對外服務的產能對印度本土經濟的拉動非常有限。印度經濟在疫情之前已經出現了瓶頸，看似領先的服務業也進入了“只開花不結果”的怪圈。

　　最為典型的是電商產業。中國的電商產業已經在體量上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服務于9億網民。

　　但印度的電商產業還只能覆蓋三大都市，只占印度總人口的8%。印度強大的金融體系無法解決支付問題，強大的軟件產業不能補上網絡普及率的短板。

　　落后的基建條件、糟糕的物流系統，金融精英和IT高手們面對國內市場只能感慨“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外向型服務業的“超前發展”等于把最難解的題留到了最后。

　　印度經濟在4月份的“清零式崩盤”，不是因為印度封城了，而是因為歐美封城了。

　　失去外部需求的印度經濟直接“卸妝”，露出了“貧血”的本色——這不過是一個人均GDP 2100美元的發展中國家，印度國內市場虛弱、基礎建設水平低下的短板暴露無遺。

　　結語

　　當然，特殊時期、極端條件之下的經濟表現并不能作為“龍象之爭”的最終判斷依據。

　　全球化經濟時代的國際競爭不是零和博弈，“鄰居家的不幸”不值得慶賀。

　　印度良好的金融體系、靈活的國際關系定位以及50%人口處于25歲以下的年輕人口結構，都會讓她的災后復蘇更為順暢。

　　經歷了這次疫情，誓言打造“印度制造”的莫迪政府肯定會加速工業化進程，提高制造業水平。補課第二產業將會是印度未來經濟政策的重心。

　　對中國而言，印度的“疫情經濟”也很有啟發。服務業發展固然重要，但沒有工業化、沒有良好的制造業基礎，一切都是空談。看似時髦的“去工業化”、拔苗助長的產業升級，絕不可取。

　　□關不羽（專欄作家 經濟學者）

責任編輯：李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