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F Insight | 劉勝軍：不能在和特朗普的對峙中迷失方向

　　原創： CDF 中國發展高層論壇

　　CDF Insight（論壇洞察）是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推出的深度原創欄目，2019年中國發展高層論壇專題研討會前，國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長劉勝軍接受了本欄目獨家專訪。

　　極限施壓、敲詐勒索、強人所難……國是金融改革研究院院長劉勝軍認為，特朗普的上述談判手段“非常不符合中國文化”。

　　2018年至今，中美貿易戰已持續一年半時間。劉勝軍說，2019年5月之后，中方開始亮出了真正的態度，中美貿易戰也進入了比較艱難的階段。

　　在他看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社會各階層都已形成一個共識：美國真正的目標不是要縮小貿易逆差，而在于扼殺中國的發展。

　　當“全球化”遭遇“特朗普現象“、在美國有意將貿易戰主戰場向科技戰轉移的當下，中國該如何應對？

　　劉勝軍認為，中國要始終保持高度的“壓力感”，不能在和特朗普對峙的過程中迷失方向。

　　“我們應該看清長遠的趨勢格局，要堅定地做好自己的改革。我想只有這樣，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才是有保障的。”

　　以下為對話實錄：

　　CDF：在您看來，中美之間你來我往的背后，顯示出了中美兩國怎樣的心態？

　　劉勝軍：中美貿易的問題，一開始不光美國提出了，歐盟也提出了，更早時還有TPP。中方也作為反饋設了自貿區，所以我認為，中方并不是在回避需要作出的改變。

　　但特朗普對中國采取的策略實際上是類似極限施壓、敲詐勒索、強人所難。這樣的做法非常不符合中國文化。

　　中國文化崇尚心平氣和地談判，互相尊重，哪怕中方多做出一些讓步也沒問題，但是應該是在建設性的、友好的氣氛之下進行。特朗普，如大家所知，是房地產商出身一上臺就采用了典型極端的談判路線。在這種情況下，顯然中方不可能輕易地就完全滿足美方的要求。

　　從去年的情況來看，一開始確實中方——特別是國內市場，不大適應這種打法，所以國內經濟、金融股市反應比較劇烈。這時候特朗普可能有些得意，覺得自身的策略完全奏效了，于是希望能夠繼續加大對中方的壓力來。

　　但是中國畢竟是一個大國，不光經濟規模龐大，也是目前世界上增長最快的消費市場。中國與80年代的日本有一個根本區別在于當年的日本在政治、軍事上依附于美國的，所以沒有辦法對美國正面說不。無論從各個方面來說，我們國家都完全有實力與美國周旋、博弈。

中美貿易談判現場，圖片來源見水印

　　CDF：的確，我們也看到今年五月之后，中方的態度有了一個明顯的轉向，變得更加堅定或者說有章可循。

　　劉勝軍：今年以來，隨著在國內經濟和金融形勢趨穩，一季度的較好開局，中央談判政策在5月份出現了明顯的轉變——這一次轉變表明了中方真正的態度。

　　在去年第一階段的談判中，中方相對來說比較被動，因為當時形勢壓力較大，我們采取了“先保持談判，第二步破局”的策略。

　　5月之后，中央首先列明了幾個底線。特朗普今天說的話明天就可能完全被顛覆，但是中國政府既然劃出了底線，就不會輕易地突破，況且中國是公開地向全世界宣布了底線。

　　此后，中美的談判進入了比較艱難的階段。我想，這有三個關鍵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中方認為中國作為一個泱泱大國是有尊嚴的，所以我們不可能屈服于特朗普的極限施壓，我們不是不想改、不想變、不想開放，而是我們不愿在威脅之下妥協。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姿態。

　　第二個重要的原因是過去一年的博弈，特別是近期發生的華為事件給中方帶來了震動，這個沖擊不亞于關稅本身。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社會各階層都慢慢都形成一個共識：美國真正的目標不是要縮小貿易逆差，甚至不是為了解決貿易不公，其真實用意在于扼殺中國的發展。

　　第三個原因與2020年大選有關。特朗普雖比較瘋狂但也不得不顧及到大選，這是他巨大的軟肋。

　　目前看來，中國已經非常態度鮮明地抓住了他的軟肋：

　　2020年之前，如果特朗普要打，中國絕不讓步，但他的連任也可能因此泡湯。特朗普自己也意識到了中方這個策略，所以他覺得中方的意思就是拖到2020年。一旦連任，他會更加強硬。我想這是目前大的格局。

　　CDF：您剛才說美國的目的是扼殺中國的發展，這是美國的目的，還是特朗普的目的？美國國內的聲音絕不是單一的。

　　劉勝軍：我想在美國，特朗普代表的可能是極端強調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強調美國優先的聲音。但是目前整個美國社會的聲音——包括美國國會、社會精英人士，——總體上都把中國視為一個威脅，這種氣氛已然形成。

　　我們不排除有一些比較理性的人士，比如說國內報道較多的，像勞倫斯． 薩默斯、史蒂芬． 羅奇、杰弗里 ． 薩克斯 等少數頭腦清醒、負責任的人。但是美國政客，包括國會議員，現在都被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洪流裹挾。

　　CDF：您提到了華為。在貿易戰的背景下科技戰處于一個什么樣的位置？中美兩國有沒有科技脫鉤的風險？

　　劉勝軍：我一直說貿易戰只是個引子，其實中美之間真正的主戰場是科技戰。

　　先說為什么貿易戰是個引子？雖然中美現在打關稅戰，但是從一開始所有的經濟學家，包括美國的智庫，都一致認為關稅戰最終會兩敗俱傷。

　　美國為了保護自己，對其他國家征稅，最終的結果什么？整個世界一起毀。所以這樣的做法其實根本行不通。我們并不是特別擔心這種極端的情形，特朗普是在短期內把這當做談判手段，是一種策略，而不是讓稅收長期化。

　　我覺得貿易戰不可能一直這樣打下去，美國從貿易當中得到了很多好處，但國內分配不公，跨國公司得到了好處，而底層的制造業工人卻失去了工作，這是美國國內內部再分配的問題，他們把中國當成了一個替罪羊。

　　為什么說科技是主戰場？因為科技是美國核心競爭力。當今世界正在經歷所謂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此時中美之間在科技問題上的沖突可能會決定這兩個國家未來的國際地位。

　　如果回顧歷史，每一次工業革命都會給人類社會以及世界格局帶來巨大影響。目前就正處在這樣的階段。在科技問題上，美國一定會不擇手段地打壓中國，甚至有可能冒著科技脫鉤的風險。

　　雖然美國在科技方面對中國的態度非常不友好，但是這并不一定是壞事，美國對中國的壓力越大，越有可能倒逼中國實現一些關鍵的科技突破。

　　當然，有自主開發的決心是一件好事情，但是我們不能走向極端，不能什么東西都靠自力更生，甚至靠政府砸錢。我們過去不是沒有砸過錢，比如芯片，實際效果不好，因為此類領域主要還是依靠企業家精神。

　　同時，企業家也只有時刻處在全球化生態鏈上才能緊跟時代，即使自主，也不意味著與外界斷絕來往。

　　CDF：剛才很多內容涉及到對“全球化”的理解，現代國際貿易一個關鍵的邏輯基點在于認同“全球化”是有利于發展的。您覺得目前種種現象背后的“逆全球化”思潮是如何出現的？應該怎么應對？

　　劉勝軍：“全球化”本身確實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市場經濟的原理來自于交換，從亞當斯密最早提出村莊內的交換，發展到一個區域、一個國家，現在變成全世界范圍內的交換。

　　交換的范圍逐漸擴大對整個人類、整個世界都有好處，但是傳統的貿易理論沒有考慮到貿易帶來的政治沖擊。

　　盡管A國和B國都能從貿易當中獲得利益，B國得到的好處在國內的分配卻是嚴重不均衡的，美國就典型屬于這一情況。跨國公司和華爾街得到了巨大利益，但是制造業工人卻備受沖擊，且不能得到政府補償，這樣導致社會上形成了對立情緒，并由此產生了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潮流。

　　此類問題的出現不能說明“貿易全球化”本身出錯了，而是在于不能單純從經濟方面考慮“全球化”，同時還要兼顧政治現實以及人性的復雜性。這是我們需要反思的地方，但是我并不認為“全球化”的大趨勢會改變。

　　“全球化”的潮流依然在滾滾向前。現在全世界應該認真地坐下來解決兩個層面的問題：第一個層面是怎么樣讓所有的國家認同一個世界貿易規則。WTO的規則在上一階段是有效的，但是現在已被認為過時，大家需要一個類似于TPP的新游戲規則。

　　特朗普的思路比較奇特，他退出了TPP，甚至威脅要退出WTO，但是我認為這并不符合世界的潮流。大家需要通過談判來解決這一系列問題，我想中方也一再表明誠意愿意坐下來談論如何來修改WTO規則。

　　第二個層面就是每個國家內部的問題，特朗普的“崛起”實際上是一個結果而不是一個原因。因為有了美國兩極分化的情緒對立，才導致了特朗普的上臺。

　　目前，“全球化”遇到了這種“特朗普現象”，但是我們不認為大的趨勢會改變，因為“全球化”符合經濟原理和規律。

　　如果有某個國家因為認為“全球化”是有害而退出，那么它將成為一個輸家。這個風險是很大的，所有的政治家都應該要看到這個現實。

　　CDF：無論是貿易戰還是“逆全球化”，都與國內的經濟形勢密切相關。您對美國和中國未來的經濟形勢有怎樣的判斷？

　　劉勝軍：美國的形勢從數據上來講相當不錯。

　　但是，表面的“特朗普繁榮”之下存在非常大的隱患。比如像瑞·達利歐、薩默斯等人都在擔心美國新一輪的經濟衰退、甚至是金融風暴到來的時間點。

　　大家爭論的焦點不至于風暴是否會來，而在于會不會在2020年大選之前就到來，為什么會這樣？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兩個。第一是美國此輪繁榮實際上是通過美聯儲超級寬松的貨幣政策推動實現。到了今天，美國的股市已經漲了十年，已經形成了新的泡沫。

　　在這種情況下，美聯儲進退兩難，如果不退出寬松政策，泡沫可能愈演愈烈，最終可能爆炸；如果要退出，可能給經濟帶來新的壓力。

　　于是特朗普和美聯儲就陷入對峙。特朗普是一個“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的人物，他認為只要能連任，不在乎降息多少，他恨不得降到零，這是由于他缺失理性和常識。

　　另外一個不確定性來自于中美貿易沖突，中美關稅戰給美國帶來了幾方面的影響。

　　首先，現在關稅的主要成本實際上是由美國消費者承擔，中國的企業可能也會有壓力，但從數據上來講，美國付出的代價可能會更大，這將打擊美國消費者的信心。

　　第二個就是貿易戰帶來的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會對整個金融市場、經濟、企業的投資決策等帶來非常大的困擾。

　　第三，雖然特朗普在2020年前可能不敢有過大動作，但也不排除意外發生的可能性。整個美國金融市場已非常脆弱，如果再發生一些極端情況的話，可能會引發金融風暴。

　　總體上說，美國現在狀態不錯，但危險性非常大，隨時有可能發生逆轉。

　　CDF：中國的情況呢？

　　劉勝軍：中國從增速上來講，當然是比其他國家要好但是我們也要看到，中國的增長一定程度在依靠政府干預，比如大量的基建投資，甚至說靠房地產拉動等等，帶來的結果也是金融風險的持續攀升。

　　中央在十九大上特別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希望能夠走向消費驅動、創新驅動的經濟發展模式，但是這個過程可能想象的更漫長，更艱難。

　　長期問題仍要回歸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真正落實當時改革措施，繼續加大中國對外開放的力度。

　　我想只有這樣，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才是有保障的。這是我們當前需要努力爭取的結果。

　　CDF：還有任何信息是我沒有提到，但您希望表達的嗎？

　　劉勝軍：我想，在2020年大選前，中國并不需要慌張。最近，特朗普說中國又向他致電，但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否認了。中方的態度表明中方目前的心態比較放松，根本不急于與美國達成協議。

　　從談判策略上考慮，這樣做無疑是正確的，不過我認為我們現在一定要有高度的壓力感。

　　我覺得薩默斯最近有一段話說得很好，他說：其實中國遇到特朗普是一種幸運，因為特朗普的打法無法持久，最終還是要認輸。如果中國遇到了一個比較聰明的、能夠團結發達國家孤立中國的總統，壓力會更大。

　　所以，一個簡單的結論是說，中國現在做交易的談判策略沒問題，但是不要把希望寄托在這些問題上面，因為它不能解決中國面臨的根本挑戰。

　　不管特朗普能否連任，我們現在都要堅定地推進，而且要加快步伐推進改革開放。

　　繼續改革開放，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第一個好處是提高國內產業競爭的質量。例如，汽車產業多年的保護并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從前保護民族工業的思想太原始了。

　　第二個得益就是消費者，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滿足國家的消費驅動，這是符合我國目前經濟希望的。

　　改革對國內民營企業和消費者都是重大利好，因為今天中國的市場規模如此巨大，不必擔心開放某一行業會對中國整體產業帶來打擊，我們早已過了那個階段。

　　中國不能在和特朗普對峙的過程中迷失方向，不要沉溺于短時間的戰術得失，而是要看清長遠的趨勢格局，要堅定地做好自己的改革。

　　CDF：貿易戰背景之下，您如何看點中國改革的風險？

　　劉勝軍：過去十年的實踐證明，政府干預對中國經濟的效果越來越差了。現在不是簡單靠穩增長就能夠穩得住。

　　到目前為止，中國企業還沒有失控，但經濟增速下滑，金融風險節節攀升，這些均表明了改革的迫切性。如果繼續這樣拖延下去、重大的改革不能夠落實的話，風險會越來越大，中國經濟會越來越難以把握。

　　采寫 - 絲露

　　整理 - 子欣、涓涓、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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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