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耿 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教授、香港國際金融學會會長

　　2019年春節后，中共中央、國務院公布了首份《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規劃綱要》），提出了粵港澳大灣區近期（到2022年）及遠期（到2035年）發展目標。這是大灣區在中國新的發展階段上的新起點，更是進一步深化改革、推進創新開放合作新局面的重要里程碑。

　　《規劃綱要》把大灣區11個城市（香港、澳門、廣州、深圳、佛山、惠州、珠海、東莞、中山、江門、肇慶）中每一個城市自然形成的比較優勢在原有的基礎上進行提升，并鼓勵不同城市之間優勢及資源進一步互補，因此，《規劃綱要》的一個重點是，如何讓大灣區內的公共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要素如何在各個城市更加順暢地流通。大灣區已經是中國最市場化、最開放、最國際化的城市群，一旦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更加順暢，大灣區內的各個城市之間會形成新的聚合效應。城市之間不僅有互補，也有競爭，雖然競爭的結果無法預測，但毫無疑問的是，這種競爭會提升大灣區整體的效率、競爭力和活力，并形成一個世界少有的開放、自由、法治的營商、生活及文化交流的統一市場生態環境，對中國及世界未來的和平、繁榮及可持續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規劃綱要》給粵港澳大灣區的戰略定位之一是“充滿活力的世界級城市群”。這個定位是根據國家發展戰略和大灣區的特點來確定的。在過去的四十年中，中國發展面臨兩個瓶頸：一個是創新，另一個是國際金融的發展，特別是跨境金融交易。這兩個瓶頸需要一個有活力的城市群來應對、試驗及突破。

　　在《規劃綱要》全文中，“創新”一詞出現了102次，可見國家對大灣區在創新方面的期待。創新是需要市場化的，因為創新本質上是不確定的。我們在技術上能不能突破、什么時候突破、突破到什么程度，都是未知數，沒有辦法通過計劃進行準備和預測，創新更多地要依靠極具活力的民營企業，而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民營化程度最高的城市群。更重要的是，香港是全球最有活力、最市場化、最開放、法治建設也最完備的世界一流城市之一。

　　創新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就是風險非常大，因而創新要充分利用資本市場，特別是股票市場，因為股票市場在所有金融工具中是最能夠吸收創新風險的；通過資本市場，創新風險將在全國甚至全球范圍內被分散和吸收，這才能使得中國未來的創新有后勁、有沖勁。

　　創新還需要國際金融市場的支持。因為創新不僅僅包括與國內經濟有關的創新，還包括在世界范圍內高質量的、最前沿的創新，從這個層面看，國際金融就變得非常重要，與國際金融發展相關的是開放的離岸經濟體，而大灣區有這個條件在這方面有所突破。

　　《規劃綱要》在金融開放方面提出很多發展思路，特別是針對人民幣國際化。在這些與國際金融相關的領域，香港具有獨特的優勢——港幣與美元是掛鉤的，此外，香港定位為人民幣離岸中心。有了美元和人民幣兩種貨幣，未來香港在國際金融方面就變得非常重要，因為世界上最重要的三種貨幣就是美元、歐元和人民幣，當然，英鎊和日元也很重要，它們是五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SDR（特別提款權）中的另外兩個國際儲備貨幣。目前來看，與美元、歐元相比，人民幣國際化還有相當大的差距。未來，如果粵港澳大灣區可以整合成中國的離岸經濟圈的話，人民幣國際化可能會有相當大的突破。

　　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一個國家發展戰略，也許可以為中國真正融入全球經濟，找到一個很好的突破口。過去四十年改革開放歷程中，中國作出了兩個非常關鍵的決策：一是四十年前創辦深圳經濟特區，二是十八年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兩個決策推動中國用四十年時間走過了西方社會上百年的發展歷程。但是最近，西方社會對中國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原因之一是現在的中國經濟規模已經大到我們進入市場不僅會改變價格，也會影響游戲規則。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4年的估算，中國的經濟體量按購買力平價（PPP）計算已經超過了美國，因此從國家安全的角度，美國強硬的鷹派聲音越來越大，并對中國的未來發展形成巨大的壓力。同時，全世界對中國在未來的國際秩序方面應該承擔的責任與義務也有了新的、更高的訴求。此外，在國內，中國老百姓對幸福生活的追求也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使得我們目前面臨巨大的內外壓力。

　　在這種新形勢下，粵港澳大灣區成為中國未來發展寶貴的突破口，因為大灣區有香港。香港是一個完全按照西方現代經濟制度發展起來的城市，這體現在它的法律制度、開放傳統、簡單及超低的稅收體制、小政府等方面。海外投資者非常適應香港的國際化環境，他們也希望中國的未來會像香港一樣。不過確實，過去四十年的發展中，深圳、廣州等周邊城市不斷地向香港學習，也越來越像香港，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在生活方式、企業的經營模式等方面都越來越國際化，都在向香港學習。由此，一方面，大灣區將承擔一個重要責任，就是探索與國際接軌的中國城市未來發展模式，特別是在市場化、法治建設、開放程度及創新能力等關鍵領域。這是西方國家和國際社會非常關注的領域，而中國也需要利用大灣區的優勢在融入全球經濟、與國際城市發展接軌方面先行先試。另一方面，粵港澳大灣區最重要的協調發展路徑也許就是讓周邊的城市復制香港的經濟制度，使得中國有一個10倍于香港的、富有活力與競爭力的離岸經濟體來對世界作貢獻，并先行先試為中國的改革開放闖出一條新路。

　　粵港澳大灣區最有可能在目前這個關鍵時刻為中國未來三十年的發展給出一個明確的方向。這是因為，除了香港因素之外，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是金融科技。

　　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最具挑戰的領域之一是金融監管。當顛覆性的金融科技出現后，金融監管就可能不需要物理邊界，因為金融業基本上完成了數字化的過程。比如，內地的老百姓和企業家到香港，人到了香港，錢不一定可以去香港；人不在香港，錢如果符合監管要求，也可以去香港。現代的資金跨境流動是由數字化的金融監管來決定的，而與物理海關關系不大。當數字技術成熟到一定階段后，就可能創建一個“電子圍欄”，用無形的電子邊界來實現更快、更徹底、更高質量、系統性風險更低的金融開發。我國目前的漸進式金融開放進步巨大，但與國內外的期望相比，差距還很大，而短期內完全的金融對外開放并不現實，因此，可以考慮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至少在粵港澳大灣區，利用數字金融科技，在一個規模足夠大、范圍足夠廣的經濟、金融制度生態體系內，盡可能試點全方位開放。

　　建立這個開放生態體系的主要挑戰是制度。當年的深圳特區，以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根本上來講都是制度改革。在未來粵港澳大灣區內，也需要一個更大膽、更徹底、更系統的制度性開放。金融系統是一個生態系統，它不可能碎片化發展。要建立一個與全球市場接軌的開放的金融體系，就必須讓整個金融生態環境具備開放的制度基礎，因為錢的流動性很強，會在碎片化的系統中尋找漏洞，從而導致系統性風險和危機。

　　那么，在金融開放的過程中，我們現在需要做什么呢？在剛剛公布的《規劃綱要》中提到，推進珠海橫琴作為粵港澳深度合作示范區。橫琴的一個試點思路叫作“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就是用電子圍欄的方式管住“二線”；如果不能管住“二線”，監管當局就無法徹底開放“一線”。數字金融科技使得我們有可能在未來很短時間內建立及管住無形的、非物理的“二線”，這個“二線”就是按照數字金融的規則，以法律及各種監管規則來合理界定資金跨境流動的自由度。這個“二線”使得中國實際上可以將香港離岸金融市場和離岸經濟擴大10倍以上。

　　粵港澳大灣區盡管面積只有全國的1.5%，但人口達到7000萬，是香港的10倍，占全國的5%，而地區生產總值占全國的12%。中國的對外開放，包括未來“一帶一路”的發展，中美關系的改善等，都需要這樣一個世界級的開放經濟特區來先行先試，盡早融入世界發達經濟體，也盡早讓全世界看到未來的中國是什么樣的，未來中國的開放會到什么樣的程度。

　　粵港澳大灣區是中國最年輕、最有前途、最開放、最有競爭力的經濟體。如果把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由港、中國12個自貿實驗區融合在一起，從而形成一個完整的、開放的離岸經濟金融生態體系，這可能是中國未來全方位現代化的一個突破口。這看起來不可思議，但也許應該去試試。因為四十年前我們在做深圳經濟特區的時候，也沒有人想到它會創造出今天中國的改革開放奇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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