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裝新浪財經客戶端第一時間接收最全面的市場資訊→【下載地址】
【環球時報駐德國特約記者 青木】 “德國經濟形勢正變得黯淡”，“研究機構預計2023年德國全年國內生產總值（GDP）將萎縮0.6%”。盡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預測報告稱，德國今年將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但出口疲軟、物價上漲、能源短缺等現實問題，還是讓國際輿論有關“德國是否又成為歐洲病夫”的熱議從今年年初持續到年尾。11月20日，德國財政部宣布凍結聯邦預算后，《圖片報》等德媒形容這是“一個真正的國家危機”。人們不禁要問：德國經濟為什么衰退？為何這樣一個大國20多年內兩次被貼上“歐洲病夫”的標簽？德國解決“國家危機”的出路又在哪里？
資料圖（視覺中國）“紅綠燈聯盟”執政兩年，民眾有些沮喪
德國聯邦統計局上周末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該國第三季度GDP比第二季度下降0.1%，同比去年則下降0.8%。德國《商報》等分析認為這一跡象可能是歐洲最大經濟體陷入衰退的前兆，除了全球經濟疲軟之外，原因還包括德國高通脹導致私人消費支出下降等。
“歐元區：病人不再是意大利人！”彭博社在報道意大利總理梅洛尼22日訪問柏林時這樣寫道，“她可以昂首面對德國總理朔爾茨，因為意大利經濟前景比德國更好一些”，德國經濟近一年來陷入衰退，現在又必須面對預算危機。“意大利已厭倦了德國關于健全公共財政重要性的說教。”報道援引米蘭博科尼大學專家卡洛·馬菲的話說，“德國人也會犯錯誤”。
“德國再次成為‘歐洲病夫’？”英國《經濟學人》雜志今年8月一期的封面配著一張圖，圖中有一個正在輸液的紅綠燈小人——暗指德國執政的“紅綠燈聯盟”。雖然標題用了問號，但還是刺痛了德國人的神經——上世紀90年代末這家媒體就曾以“歐洲病夫”報道過德國。朔爾茨在接受德國媒體采訪時承認國家經濟正在走弱，但強調德國還不至于像“盎格魯-撒克遜媒體”（即《經濟學人》）說的那樣。德國央行行長也表示：“德國不是‘歐洲病夫’，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容易被很多人誤解的說法。我們應更加自信。”德國本屆聯邦政府由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于2021年12月8日組成。《南德意志報》評論說，“紅綠燈聯盟”執政已兩年，但德國依舊面臨技術工人短缺、能源價格上漲創紀錄、數字化落后等困境，因此才被人貼了標簽。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9月發布的《經濟前景展望》報告顯示，德國可能是今年唯一陷入經濟衰退的主要發達經濟體。瑞士“Watson”新聞網24日刊文說，在經濟上，法國也曾被指將淪為“歐洲病夫”，但現在該國正從馬克龍總統的改革中獲益，而德國仍處于動蕩之中。德國商界人士對功能失調的“紅綠燈政府”感到沮喪，他們有些欽佩法國政府“促進經濟發展，吸引商界領袖，積極推動法國成為創新和投資之地”。德國《每日鏡報》13日以《德國成“歐洲病夫”：中小企業越來越擔心競爭力》為題報道稱，一項調查顯示，超過1/3的德國中小型企業正在考慮重組公司，它們正面臨能源和原材料成本增加以及整體經濟疲軟的困境。
談到20多年內兩次被貼上“歐洲病夫”標簽，一些德國學者認為第一次有特定的客觀因素：1990年10月兩德統一后，需要一段時間消化東德生產力相對低下帶來的經濟沖擊。即使如此，擁有6000萬居民的西德還是成功地將其“慷慨的社會保障體系”擴大到1600萬東德人，同時重建了東德破舊的基礎設施。因此，德國民眾認為“德國今天的情況與1999年時不可比”。現在民眾的情緒相對更悲觀一些。民意研究機構Forsa10月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71%的受訪者預計德國的生活水平將持續惡化，62%的人選擇“最主要的原因是德國面臨經濟危機”。
家住漢諾威的迪克對現狀很是擔心。迪克夫婦一個是汽車公司的工程師，一個是老師。他們告訴記者，一家人稅前月收入6000歐元左右，這在德國算是中產家庭。但減去各種稅收，月入還不到4000歐元。夫妻倆對目前的能源政策和物價上漲最為不滿：“現在不僅物價高，房租每月也漲到1500歐元，還有水電費、交通費、孩子教育支出等固定費用每月加起來要1200歐元。再除去食品開銷和應酬所需，每月所剩無幾。”
當年那次困難時期，德國人曾被鄰國“歧視”
《環球時報》特約記者21年前以留學生身份來到德國，在此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可以說兩度趕上德國被稱為“歐洲病夫”。實際上，第一個將德國稱為“歐洲病夫”的是德國本土經濟學家沃爾克·施米丁。施米丁1998年在一項研究中首次提出這個說法，該研究涉及德國因統一、僵化的勞動力市場和高額社會保障繳款而陷入的深度危機。當時的背景是德國經濟增速自1995年以來比其他歐盟國家平均每年低1個百分點，同時新興市場帶來的沖擊導致德國出口業的需求下降。
記者還記得，2002年剛到法蘭克福時遇到的第一個出租車司機，戴著深度近視眼鏡。閑聊中他說自己原來是個產品設計師，因為企業瀕臨破產一度失業，并表示“與一二十年前相比，現在靠當出租車司機養家糊口也不容易”。當時，德國失業率高達12%左右。許多德國人到瑞士、丹麥等國謀生時還遭受“歧視”。瑞士的一項調查顯示，當時瑞士人對德國人的反感度最大，認為擁有出色專業知識的德國人搶走了他們的飯碗。在柏林街頭，記者看到過車企員工抗議裁員和削減福利政策的示威活動。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留學生和國際學者當時對前景頗感失望，他們本來對這個“詩人和哲學家的國度”、這個因“德國制造”而聞名的國家抱有很高的期望。因為經濟困境，德國一些原本免學費的州開始對學生收取每年數千歐元的費用，這讓記者身邊的一些人轉到其他國家或中斷學業回國。
2003年，時任總理施羅德領導的聯邦政府提出“2010議程”，決心進行全面改革，以應對人口老齡化的挑戰，增強德企國際競爭力，促進經濟復蘇和就業增長。“2010議程”被認為是德國在二戰后實施的最艱難的社會改革，其中最具爭議的“哈爾茨4”失業救助方案于2005年1月正式生效。德國希望以此效仿英國等國，削減福利津貼，幫助失業者盡快工作，減輕國家開支。不過，要改變德國的困境不是一兩年就能奏效的。因為施羅德所在的社民黨2005年在重要的地方選舉中落敗，他只得提前進行新的聯邦大選。
“改革紅利”和“東方政策”創造了“16年奇跡”
2005年11月，默克爾接手前任施羅德尚未收拾好的爛攤子。默克爾不僅是德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總理，她還在2009年和2013年的大選中成功連任。“德國之聲”今年7月底刊發的文章稱，在《經濟學人》首次以“歐洲病夫”報道德國14年后，德國形勢正式好轉，來自柏林和倫敦的經濟學家又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從“歐洲病夫”到“經濟巨星”》。不少媒體表示，默克爾創造的經濟奇跡，也有前任施羅德的功勞。
“默克爾除繼續實施‘2010議程’、推動新的變革外，還很有遠見地開始實施轉向東方。”柏林中國問題學者奧勒·維海爾姆告訴《環球時報》特約記者，相關政策帶來的“改革紅利”讓德國應對了金融危機、歐元危機，幫助德國摘掉了“歐洲病夫”的標簽。
在維海爾姆看來，引入東歐勞工是默克爾政府成功的“東方政策”之一。《法蘭克福匯報》曾在談論“就業熱潮吸引東歐人來到德國”話題時總結說：“如果沒有波蘭人和羅馬尼亞人，我們就會遇到問題。”在德國的快遞員隊伍中，很多人來自東歐國家。一位來自波蘭的快遞員告訴《環球時報》特約記者，他在德國做快遞員已超過14年，這個活太辛苦，德國人不愿意干。萊布尼茨歐洲經濟研究中心（ZEW）的研究表明，2020年約有130萬來自東歐國家的技術工人在德國工作。
讓維海爾姆印象最深的是，默克爾任期內重視與中國的緊密聯系，德國經濟也在這期間創造了一個“16年奇跡”。在他看來，默克爾16年任期內12次訪華，成為西方國家領導人中訪華次數最多的一個，“這種頻繁訪華有利于德中加強合作，走向雙贏”。德國聯邦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在默克爾任期內及卸任后一年，德中雙邊貿易總額從2005年的611.71億歐元增長到2022年的近3000億歐元。中國連續7年成為德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這讓記者想到德國西部的杜塞爾多夫，剛來德國時當地朋友說那里是“日本城”，因為戰后日本企業與當地的工業區和技術企業合作非常緊密。如今，中國企業在杜塞爾多夫的影響力已遠遠超越日本企業。多家中國手機企業和其他科技企業在此設立駐歐洲或德國的總部，每天運行的中歐班列也讓“中國城”的說法多了起來。
“有了俄羅斯的能源，生產‘德國制造’才有了保障。”近日，一名德國大企業的高管和《環球時報》特約記者聊到施羅德和默克爾時代通過北溪天然氣管道與俄羅斯進行的能源合作時十分感慨。《明鏡》周刊等媒體在回顧2001年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德國聯邦議院用德語演講、德國車企加大對俄投資等“往事”時說，德國人曾有“俄羅斯情結”，不管是施羅德還是默克爾，都非常重視與俄羅斯的關系。
解決當前經濟“三個圈”的問題離不開中國
談到能源政策，一家德國大企業的高管表示：德國政府不顧能源缺乏的現實，關閉核電站，在從俄羅斯進口能源受到限制的情況下，只好以高成本購買美國的液化氣和法國的核電。這些做法讓企業不安全感大增。
還有德國學者對德國的經濟模式提出質疑，認為幾十年來推動德國經濟的“三個圈”目前都出了問題。比如作為“外圈”的貿易出口。在快速全球化時代，出口提振了德國經濟。但近年來由于美國等國的保護主義日益抬頭，德國不能再依賴其他國家的進口來刺激經濟。再如中間圈“制造業”。對于幾十年來受益于強大工業的德國來說，現在正面臨能源價格提升和數字技術發展落后的困境。最后是作為“核心圈”的汽車工業。由于電動汽車領域的戰略遲緩，導致德國汽車產業在國際市場受到沖擊。
目前，德國將國家預算的44.1%用于社會保障，還要應對接連不斷的移民。與此同時，德國在創新、教育和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入落后許多其他國家。記者在德國多地采訪時遇到“網絡盲區”，原來是這些地區沒有投資網絡設施。
很多德國人認為，本國經濟所患之“病”只要對癥下藥，是可以醫治的。今年8月，德國《商務內幕》網站刊文稱，施米丁表示：盡管德國的競爭力排名有所回落，但有上升潛力；德國強大的中小企業不少仍是全球隱形冠軍，通常由家族經營的公司會不斷尋找和調整解決方案，找到新的高度專門化的“利基市場”；德國仍是歐洲一個高就業率國家，只是缺乏技術工人；國家有資金進行更多投資；政府改革意愿強大。因此，德國仍能再次成為贏家。他認為，今天再給德國貼“歐洲病夫”的標簽有些過頭了。
德國政府也看到問題的所在，計劃通過“增長機會法案”等措施來減輕企業的負擔。如德國經濟部長哈貝克承諾，通過降低電價和800億歐元的重大投資來實現增長。不過，這些措施目前尚無明顯收效。
“德國若想重新創造經濟奇跡，并帶動歐洲發展，或許需要制定一個‘2030議程’。同時，德國僅靠內部市場很不現實，更需要與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加強合作。”維海爾姆告訴《環球時報》特約記者，德國政府今年7月發布首份“中國戰略”，宣稱要減少對中國的依賴，實際上導致德國經濟發展少了一大優勢。他認為，德國現在比過去更需要中國的新技術和大市場。
據觀察，德國政府似乎已意識到問題的癥結所在，比如不再像原先那么強硬限制中德雙向投資。很多德國企業更是重視中國因素起到的重要作用，認識到無論是德國與中國還是歐洲與中國，“脫鉤斷鏈”都是不可能的。德國若想解決當前“三個圈”面臨的各種問題，離不開與中國的合作。正如德國《時代周報》近日報道說，盡管存在種種政治爭論，但德企愿繼續加大對華投資。
責任編輯：李桐
VIP課程推薦
APP專享直播
熱門推薦
收起
24小時滾動播報最新的財經資訊和視頻，更多粉絲福利掃描二維碼關注（sinafina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