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見領袖 | 周天勇

　　摘要： 從中國1978年以來的實踐觀察，計劃或二元體制并存造成資源利用的閑置和低效率，形成了體制剩余，使生產能力被扭曲所禁錮，增長速度就呈現低緩狀態；推進改革糾正扭曲，釋放生產力潛能，就會加快增長速度。對此，討論中國經濟增長內生動力時，需要將國民經濟視為一個由流體、渠道、閘口和開關組成的運行體系，其中閘口表達各種體制安排。因而，在核算和預測中國經濟增長時，在原有流體內生變量基礎上， 更重要的是引入測度體制變化和狀態的閘口變量，包括禁止和允許的開關變量，即將扭曲差值作為分析的主要內生變量。據此在學理上建立的二元體制經濟數理邏輯分析過程和體系，給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高速增長和速度放緩一個數理邏輯的解釋， 并基于經濟學理論給出未來經濟增長的展望。開一《 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新數理邏輯框架》的專欄，今天發出之一。

　　二元體制國民經濟分析邏輯和方法討論的目的：一是將中國自 1978 年以來增長奇跡的來源解釋清楚，從中找出一些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內在關系變動的規律，總結歸納中國發展實踐的基礎經濟學理。二是面對21世紀第二個十年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客觀現實，尋找其深層次的原因；同時假定在大力度改革受阻，經濟任由自然增長趨勢下，未來面臨的困境、風險和挑戰。三是展望未來經濟增長，從差值推算供給與需求兩個方 面還存在的各種體制性剩余，安排大力度的改革開放方案和重大的發展舉措，將經濟增長保持在一個中高速的區間。 

　　建國初的6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中國自1949年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后，1950到1956 年，GDP平均增長率為9.97%。

　　1957——1977年經濟增長速度平均只有4.61%。1956年完成對工商資本的社會主義改造，學習借鑒蘇聯經濟體制， 1957年開始成為了一個城鎮和農村分別以國有企業和高級合作社集體經濟為主，全國形成計劃生產、行政定 價、統購統銷、國家配置資源的經濟運行體系。從經濟投入產出看，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一些發展較快的經 濟體比較，資源投入高、財富產出低、GDP增長處于中偏低速度狀態。這二十一年中，中國全要素生產率年平均增長為-1.21% ①，實際 GDP 年平均增長率只有 4.61% 。

　　世界奇跡：改革開放后33年的努力，GDP年均10.02%，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978 年開始了資源從行政計劃分配向市場機制配置、所有制結構從城鄉國有集體向與個體私營外資并存的轉軌。其間三次大力度的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極大地釋放了禁錮在計劃體制中的生產和需求潛能，推動 了1978—2010年經濟的高速度增長。TFP年平均增長 3.70% ，GDP 實際增長率年平均 10.02% 。三十三年的 高速增長，使中國GDP 規模在2010年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中國奇跡。

　　2011—2022年，中國經濟進入了增長速度放緩的時期。TFP年平均增長下降到 1.94% ，GDP年均增長速 度下降為 6.33% 。改革開放以來截至 2011 年，中國經濟以超過 8% 的速度增長了三十四年，當時人均GDP 為 5432 美元。韓國經濟 2003年從 8% 的高速增長回落，增長階段為四十三年，回落年人均 GDP為 14672 美 元；② 中國臺灣地區經濟 1998年從 8% 的高速增長回落，高增長階段為四十八年，時年人均 GDP為 12598美 元。③ 中國經濟按道理還應該高速增長十年左右的時間，而不應該在人均GDP為 5500美元左右的狀態下，增長速度回落到 6.3% 左右的水平上。

　　中國經濟增長之迷和之問：這給國內外經濟學界提出了需要解釋的問題：中國經濟奇跡來源于哪里？為什么 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后，經濟增長回落到中速水平？展望未來的中長期，中國經濟還有中高速增長的可能嗎？ 

　　各類以流體變量為主的模型，對于體制不斷變動之中國經濟的分析可能有邏輯方法上的缺陷。從現有主流經濟增長的模型看，有假定市場配置資源經濟的索洛增長模型，有描述發展結構轉型的喬根森增長模型，也有強調投資積累重要性的哈羅德增長模型，還有強調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的羅莫增長模型。然而，毫無疑問，一是中國經濟1978年以來高速增長的奇跡來源于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二是中國是一個從 計劃到市場漸進轉軌二元體制并存的國家。各種體制因素，肯定是影響國民經濟產出和增長的根本和控制性自變量。 

　　改革開放與經濟增長內在因果分析的難點在于，體制扭曲及其改革雖然禁錮或者釋放生產力，但這是一種制度安排和變動，并不是直接投入的生產要素和其他流體性影響因素。學界就體制變動與經濟增長的數量關系進行了探索。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課題組就重點領域改革對經濟增長貢獻進行過研究，采用客觀指標，同時結合專家對不同時期不同領域改革的重要性賦權，來衡量不同時期改革進展和效果，分析改革對經濟增長的貢獻。④ 缺陷在于：即使對客觀指標賦權，也是一種人為主觀的對各項因素的加權，與客觀比例仍然會有差距；而且，雖然一些因素可能是內生的自變量，但是影響效率、產出和增長的體制因素，并未作為自變量進入內在因果變動的分析。筆者也看到一篇用新分析方法，以投資率、政府規模和人力資本作為預測變量來擬合對中國的合成控制對象，進行改革中國與合成國經濟增長的比較，來闡述中國經濟增長來源的文獻。⑤ 但是，其缺陷在于：中國改革是計劃所有制結構體制方面的改變，而合成國家基本上是市場經濟體制；而從變量性質來講，還是沒有突破體制因素不能作為自變量進行內生分析的難點。

　　周天勇：解釋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新數理邏輯框架———基于二元體制扭曲差值的分析方法，刊載于《學術月刊》2023年第11期。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