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為何未能達到各方預期？資金在金融領域內部循環，為何是市場一大頑疾？金融上市公司股價為何長期破凈，以股權為基礎的管資本導向，如何真正有效根植于微觀運作？

　　這一連串問題，最近全國人大在一份有關國有金融管理的萬字調研報告中再次提及，其所列所陳的這些短板和不足，可謂一針見血。

　　金融與實體經濟屬于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的一體兩面。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有待提高也好，金融股票長期破凈也罷，都是問題的結果，而非成因。唯有挖掘出國內金融業在經濟體系中的根本性運營和行為邏輯，才能真正有效撥亂反正，走出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表象療法，開啟金融領域的結構性改革和供給側改革。

　　追本溯源，當前國內金融的問題，其實是整個市場的自由限度問題。實體經濟中各要素資源在市場流轉、定價和配置的自由限度等，決定著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效率，要素資源在不違反自由悖論的市場環境中，表達和配置其偏好的自由度越高，所面臨的非市場壁壘越小，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就越有效。

　　顯然，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需立足金融的同時，走出金融領域來辨識和解決問題。以金融業增加值占國內GDP比重和金融類上市公司長期破凈為例，這兩個現象并行不悖本就不正常。2022年金融業增加值占比8%，高于美國的7.51%，其中銀行業凈利潤2.3萬億元，42家上市銀行凈利潤2.1萬億元，占所有上市公司凈利潤比重的37%。但同時，近年來上市銀行等的市凈值卻普遍低于1，最低接近腰斬，反映基于托賓Q值計，市值低于其重置成本。

　　這在市場邏輯上是存在矛盾的，按照其凈利潤占比情況，銀行股應享受高溢價才合乎常識，為何市場投資者給出過低的估值？

　　問題其實在于盡管銀行業具有高凈利潤率等，但相對于其所持風險資產，市場預期金融領域存在未能覆蓋其敞口風險的問題，從而給予其低估值，而且市凈值持續低于重置成本。其向市場的警示是，金融機構持有的部分敞口風險，屬于非市場性敞口風險，通過市場交易無法配置和管控。

　　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要素資源市場中承載著很多非市場壁壘，要素資源的價格形成機制較為復雜，這種非市場定價因素一旦隨著要素資源通過流轉和配置進入消費市場，非市場定價的部分就會成為消費市場的沉沒成本，壓低消費市場實體企業的邊際收益率，導致金融機構不得不面對為低效企業提供金融定價問題。

　　這自然會出現沖突，邊際投資收益率遞減的實體企業需要低融資成本的資金支持，而金融機構基于風險敞口覆蓋度需要，要求企業支付更高資金使用成本。這種利益沖突，限制了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效率。這也就是近年來一直在金融市場存在的資產荒現象。

　　當然，這也可解釋另一現象，即資金在金融領域空轉問題，直接與間接融資的金融業態在整體負債端的負債成本有高有低，銀行業的負債成本相對較低，而保險、券商、資管領域的資金成本較高，從而出現低成本的資金向高成本領域流動的空轉套利等現象。

　　為此，真正有效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關鍵是要在實體和金融領域推進完全市場化改革，切實有效提高市場的自由交易限度，正確厘清政府與市場邊界，清除各種無法防范市場自由悖論的非市場壁壘，真正守住有為政府與有限政府的正義尺度，如切實有效地加快要素資源市場化改革，加快利率匯率、資本項目等金融市場化改革等。

　　這就要求權力要更好地服務市場的行動自由，當前最為典型的就是要避免監管當作干預的應急處理現象。如最近很多監管部門都積極為金融機構向企業提供融資進行方向性指導，盡管很有善意，但卻不可避免干擾金融活動的風險敞口分布機制和成本分擔機制，從而出現口惠而實不至問題。

　　莫嫌山木無人用，大勝籠禽不自由。金融是一切經濟社會活動的軌跡，標注著市場的自由限度，讓金融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不二法則就是在不違背自由悖論前提下，拓展市場自由限度，提高市場熵值，因為要讓山木皆有用，切忌英雄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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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