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專欄作家 Byron Wien

　　大西洋兩岸的普通民眾都擔心愿意領更低工資的移民會搶走他們的飯碗。在歐洲，人們則擔心如果土耳其加入歐盟，土耳其人進入其他成員國將會變得更容易，這意味著將會有相當多的移民進入相對發達的國家，如英國。

民粹主義為歐洲未來蒙上陰影

　　最近，美國和歐洲都處于一個相對混亂的時期。美國總統大選即將開始，而兩位候選人的民意調查顯示他們都不怎么受歡迎。一位候選人在公眾眼中的形象是“不可信”，另一位則被認為是“極端危險”。在英國，支持脫歐的公投結果令世界震驚。作為歐盟第二大經濟體，英國脫歐會引發是否其他國家也會繼續效仿的憂慮。因此，歐盟領導人可能會加速英國脫歐的進程，甚至有人擔憂歐盟會對英國采取懲罰措施，意圖通過懲罰英國警告其它打算脫歐的國家。我真心希望這種事情不會發生。

　　根據《里斯本條約》第50條規定，有退歐意向的成員國需要與歐盟進行為期兩年的協商。談判比較理想的結果是英國可以繼續和歐洲其他國家維持原有的貿易關系，或者隸屬于某個單獨市場也是好的。現在看來，默克爾更想英國能有一個循序漸進的脫歐過程。無論如何，在當下這種歐洲和世界的經濟都陷入困境的時候，脫歐的結果肯定會阻礙英國的發展，這對整個市場來說也不是一個好的信號。

　　盡管眾所周知公投結果是決定性的，但之前所預想的支持留歐的關鍵選民群體并沒有如期出現—— 36%的年輕人參加了投票，其中75%選擇留歐；蘇格蘭支持留歐，但投票率很低；倫敦及其周邊地區并不贊成脫歐；老年人、及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偏遠地區選民最終占據了上風。整體投票率高達72%。雖然現在已經有些人對自己的選擇感到后悔，但已成定局。

　　經濟史學家、巴德學院教授沃爾特·拉塞爾·米德認為，英國脫歐和愛國主義盛行主要衍生于一個系統性的全面危機，源于歐元區經濟脆弱、中東難民危機和對恐怖主義的恐慌、以及來自俄羅斯的威脅。在美國，米德教授認為民眾對近期簽署的一些貿易協議和與日俱增的孤立主義感到懷疑。特朗普成為共和黨候選人也印證了這種民粹主義的觀點，伯尼·桑德斯的年輕支持者亦然，他們的涌現基于不斷加深的社會不平等及機遇匱乏。

　　大西洋兩岸的普通民眾都擔心愿意領更低工資的移民會搶走他們的飯碗。在歐洲，人們則擔心如果土耳其加入歐盟，土耳其人進入其他成員國將會變得更容易，這意味著將會有相當多的移民進入相對發達的國家，如英國。

　　民族問題也始終是大西洋兩岸國家關注的核心所在。由美籍穆斯林兇手制造的奧蘭多槍擊案并沒有對奧巴馬總統以及政治候選人們所持觀點起到任何調和作用。民主黨呼吁不應讓這一少部分人的所作所為威脅到大多數人。然而正如預期一樣，特朗普認為由于美國人對恐怖主義的恐懼越來越強烈，此次事件正印證了穆斯林應被全面禁止進入美國這一主張在政治層面的正確性。對于大西洋兩岸國家的選民來說，他們的恐懼感或將驅使他們做出情緒化的決定，會為投票結果帶來更多不確定性。

　　而主流思想基本上仍圍繞在英國繼續留在歐盟產生的經濟問題，以及對具有威脅性的難民的恐懼。當恐懼感成為控制因素時，反對派所秉承的基本原則的作用將更難凸顯。這也會成為接下來一年歐洲大陸選舉中的一項重要考量因素。

　　六月時，我曾到訪倫敦、阿姆斯特丹、巴黎、日內瓦和蘇黎世，并與一些投資人就影響資產配置不確定性的因素進行了討論。我覺得，可以說歐洲人民正為特朗普可能當選美國總統的前景感到困惑不已，因為他們把特朗普當作擾亂世界秩序的威脅。他們了解美國的政治領導力有時會將問題變得更棘手，也認識到如果特朗普當選，他將會代表人民希望其被國會限制的先例。而這種由民粹主義引發的、蔓延在大西洋兩岸的困惑，同樣為歐洲的投資組合經理們在資產配置方面的決定帶來了困難。目前，我還沒發現有人對任何一種資產投資類別充滿信心。絕大多數人都在試圖銷聲匿跡直到前景變得更為明朗，但是整體看來投資環境短期內并不會有所改善。

　　最大的擔憂莫過于，不論何種原因致使發達國家倒退回經濟衰退期，這將會是怎樣一種情境。眾所周知，全球目前的經濟擴張是從2009年年中開始的，已成為迄今為止最長的擴張期之一。如果大洋兩岸任一方進入經濟衰退期，又會采取什么樣的政策來加速經濟復蘇？利率水平現已處于歷史低位，進一步的貨幣調節或許不會如先前那樣奏效。歐洲的保守黨政府與美國共和黨把控的國會不太可能通過大規模財政刺激措施的相關法案。各國央行在2008至09年期間有效應對了金融危機，但不能保證相似的方法能夠妥善處理下一次危機。

　　現在，歐洲人似乎對目前持續的低增長狀態無可奈何。他們對德國與日本的負利率感到困惑，但也相信在投資者中存在著顯著的風險厭惡情緒，在確信可以找到資產增值的機會前，這些投資者正在尋找可以存放資金的地方，有些人還愿意付給銀行存管費用。由于許多大選將在明年按期舉行，他們也因歐洲不穩定的政治前景而感到不安。默克爾已經因移民問題在國內和其他歐盟成員中失去了政治資本，而她曾是歐洲廣受認可的領導人。與此同時，歐洲人也不知道當下一任美國總統上任后會發生什么。他們希望希拉里能夠延續奧巴馬的政策，但同時也不愿意完全指望于此。

　　歐洲人已經意識到貨幣擴張對股市上漲的影響以及對保持低利率的重要性。歐洲難以想象當美國開始收縮資產負債表并使利率回歸正常水平時，美國經濟走勢會發生怎樣的變化。美聯儲目前已經發行了4.5萬億美元債券，2008年時也就發行了1萬億。我曾經指出，美聯儲不可能在近期大規模削減資產負債表，因為不論任何形式的貨幣緊縮，經濟很可能會受到貨幣的打壓。

　　我每到一個地方，投資者們都會向我尋求意見，希望推薦一款能獲得兩位數回報的資產類別。當我告訴他們，股票未來的名義回報率將會十分接近5%，而不是10% ，他們在失望的同時也表示理解。假設全球經濟實際增長為2%，通貨膨脹率為2%，而生產效率為1%，那么收益率達到5%已經是再好不過了。我們對于生產效率進行了幾番談討，考慮到收益率提升以及生活水平提高，我建議將生產率定為1%左右來考慮。然而，目前的生產率僅達到0.5%。很多人認為評估過程中，科技對于生產效率的貢獻并沒有被計算在內。有人曾經指出 ，在歐洲，灰色經濟扮演著重要角色，而灰色經濟的產出同樣也沒有被計算在生產效率的數字之內。

　　對于歐洲的基本觀點是，增長雖然緩慢但仍存在機遇。年輕人就業率仍然保持在高位，但歐洲大陸2016年實際GDP增長應仍保持在1%的水平。難民危機目前已得到控制，新的就業機會也已經出現。問題的癥結或許還在于，由諸多國家組成的歐盟已變得過于龐大，但缺乏強有力的核心領袖。歐盟內部官僚主義盛行，維持機構運轉需要高昂的花費，監管框架已成為負擔。因此，企業亟需削減開支，而裁員不失為第一選擇。在過去，獲得大公司的工作機會意味著獲得終身保障，這似乎是企業與員工之間不成文的社會契約。但這樣的時代已一去不復返。在這般充滿不確定因素的環境當中，人們不再甘于平庸，但外在的諸多因素目前還未得到有效控制。

　　歐洲國家對中東政治局勢的不穩定以及由此導致的油價上漲心存憂慮。一些人認為近期油價上漲與供應中斷所導致的溢價有關。他們認為，石油問題無法簡單地用供需關系解釋，應充分將恐怖活動和主要國家的政權更迭等因素考慮在內。另一部分人認為，對能源的狂熱是毫無根據的。因為頁巖氣領域水力壓裂技術的運用和伊拉克的增產措施，導致石油價格可能持續低于期望值。許多來自瑞士的投資者正重新買入黃金。他們相信，由于其他資產類別缺乏有吸引力的投資機遇，更多投資者將轉攻為守。他們還認為，歐洲和美國之間的政治問題將推動黃金成為更具吸引力的投資標的。

　　在中國或其他新興市場投資已索然無味。歐洲投資者意識到，盡管這些國家中產階級不斷擴張，但短期內的政治不穩定和疲軟的商品價格，使得這些國家的吸引力有所下降。一些人認為非洲市場仍是一塊亟待開發的處女地，但卻遲遲沒有實質性的資本流入。另有評論指出德國勞動力銳減的速度已遠高于日本。由于德國現在是歐洲發展的中堅力量，勞動力短缺將是日后德國面臨最嚴峻的考驗。

　　有投資者表示，市場波動和市場走向的不確定使他心灰意冷。另有投資者認為，美國具有永久性的流動性優勢。另一方面，歐洲不同國家間的語言隔閡不僅阻礙了人口流動，也限制了房屋交易量。從積極方面來看，歐洲不滿足于現狀的年輕一代已經做好了充足準備，將領導一次重大變革。縱觀歐洲大陸史，歐洲人總是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逐漸安于現狀，但年輕人卻更渴望通過施壓領導人而為自己爭取更多機會。這些歐洲新生代是否能達成所愿尤未可知，但歐洲勢必會將成為一個經濟活躍的地區。

　　希臘仍將是個隱憂。其還貸壓力可能繼續增長，但政府償債前景依然暗淡。希臘國內腐敗成風，公民逃稅且產業基礎薄弱。希臘仍是歐洲的薄弱環節，并持續削弱歐盟實力。希臘雖已不再是頭條新聞關注點，但其自身問題仍然存在。問題是，像德國這樣較強的國家是否會永遠支援弱國。政府在歐洲經濟中發揮重大作用。在許多國家，政府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50%或以上。此外，歐洲對改變的抵觸情緒較強，改革難以實施。

　　一位投資者說過，他認為法國可能將發生制造業取締機器人的運動，法國人會使用幾乎所有理由來罷工。我在法國的時候，就發生過因勞動法修改而導致的罷工。關于中國方面，歐洲投資者對（包括發生在知名公司的）會計實務、下層腐敗和市場波動問題表示擔憂。高層腐敗似乎是得到了控制。大部分人預期中國經濟將緩慢增長。還有些人擔心，不良貸款會引起金融危機，且將進一步導致經濟硬著陸。

　　我所接觸到的投資者都對資產配置的短期問題表示擔憂，一些投資者則對困擾他們的長期問題進行了反思。隨著醫療保健的發展，人們的壽命更長，一些人的工作年限也有所增加，但負擔數量不斷增長的退休人員的勞動力卻越來越少。在這種情況下，可能會加重政府津貼項目負擔，導致稅收增加。氣候變化可能對糧食產量產生影響，隨著人口增長可能產生糧食短缺的問題。

　　生產力該如何提升？面對恐怖主義日益囂張，我們是否必須要花費更多財力才能保障人身安全？亞洲城市的污染狀況是否限制了整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在低水平收益率的投資環境中，這些長期問題可能使得資產配置的君頂更加困難。我接觸到的投資者基本全部認為，他們的總收益目標太高，但很難說服他們的上級將目標調整至更現實的水平。

　　(本文作者介紹：黑石顧問合伙人公司的副董事長，曾在摩根士丹利工作2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