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周天勇

　　不減稅，不清理行政收費和罰款，不降低社保費率，以及不通過切實的改革降低融資、運輸、土地、能源等成本，不能使實體經濟得到合理的利潤，想將國民經濟增長速度扭轉為上行，可能性不大。

　　進入21世紀以來，2007年國民經濟增長到14.2%以后，掉頭下行，2012年跌破8%，2016年可能為6.7%，未來還看不到上行的跡象，速度一路下行。其中2010年以來實體經濟企業的成本越來越高，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企業是一個社會創造財富的經濟主力群體。然而，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所負擔的稅收、社會保險、政府各種收費罰款、利息、能源、運輸、土地房租等各種成本越來越重，其所創造的GDP，除了工資外，被上述項目瓜分而所剩無幾，甚至要虧損經營。其中政府和金融分配國民經濟利潤的力量越來越強。

　　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商品生產和服務形成的GDP的分配來看，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的比例在持續下降，政府分配的比例在持續上升(當然，2013年開始，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微弱上升)；國有企業創造和分配GDP在比例上下降后，21世紀開始又在回升，但其容納的就業比率在下降，導致所分配的GDP，要么形成國有企業的收入和資本，要么形成政府的收繳的利潤；而對GDP的另一個分配走勢是，2011年后，國民經濟急劇高利貸化，銀行借貸和其他社會融資的利潤率越來越高，分配規模越來越大，它們的高成本，擠壓性地分配了實體經濟的一部分利潤。以上三個方面的力量，從國民收入分流來看，不斷地擠出相應城鄉居民和民營企業對GDP中的分配流量。

　　經濟增長為什么下行了，除了人口萎縮老化和城市化中斷外，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這樣的流程，導致流向民營企業和城鄉居民的部分減少，使其投資和消費能力下降；而政府、國企和銀行等金融體系，由于負債率高企，國企產能過剩和結構轉型困難，銀行借貸等債務杠桿率快速上升趨勢趨于放緩；而政府、事業、國企和銀行的三公消費由于反腐倡廉，受到抑制。因而，加上人口萎縮原因，社會總投資和消費需求的增幅，從2011年后，掉頭下行。

　　一、政府銀行國企GDP分配比例的上升

　　中國各級政府的財政收入數據，一直是一個謎。除了每年公布的狹義的預算收入外，還有各種基金、社會保險金、國有企業上繳利潤、發行彩票(包括地方國企上繳的利潤)等收入，還有一部分沒有列入這些項目的各行政及事業機構的行政性收費及罰沒款等。見表1所列的項目。

　　從狹義的全國財政收入，即政府稅收加進入預算內的收費等，占GDP比例的變化看，1995年只有10%，到2014年為22%，2015年更是18.46%。但是，從項目看，土地出讓金從無到有，社會保險金從很少到規模很大，再加上行政機構和行政性事業收費罰款等非稅收入增長較快，政府實際收入占GDP的比例迅速上升，1995到2015年分別為16.45%、21.1%、26.43%、36.22%、36.09%、35.84%、38.27%、37.59%和36.27%，2015年比1995年上升了將近20個百分點。其中，土地出讓金增長最快，一方面表明對農民的土地財產價值部分分配過多，一方面高出讓金和稅費對城鎮居民的收入(用于購房時)通過高房價形成再分配；而在政府稅收之外，又有相當大一塊進入統計和沒有進入統計的非稅收入，成為再分配企業和城鄉居民收入的不合理的強行分配機制。

　　平心而論，1995年政府全部收入占GDP 16.45%，對于提供公共服務，是太低。但是，2015年GDP比1995年增長了11.31倍，而政府的全部收入增長了25.38倍，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并沒有提供相當多的公共服務，在看病上學住房都很貴的格局下，政府所收的錢也確實過頭了。比例增長的這部分，實際就是對企業和城鄉居民分配GDP很大程度的擠出。

　　我國銀行，特別是商業銀行，多年體制的壟斷和行政定價特征較為明顯。商業銀行數目逐年增加，但是資產和業務的集中度仍然很高；貸款利率由央行定價，到逐步放開，而存款利率2014年前則一直是央行定價，并且存貸利差只有1.8個百分點，而到1997年后擴大到3個百分點以上，實行到2013年，遠高于國際平均水平。[2]加上銀行其他費項的增加，以及花樣翻新的業務，從城鄉居民存款和企業貸款中所分配的收入越來越豐厚。這是商業資本和銀行資本競爭不對等，以及銀行對儲戶權力過強格局下，銀行對非金融企業和居民收入的一種扭曲的再分配。

　　實際上，除了銀行外，還有其他金融非金融機構的社會融資等進行借貸融資。一個國家，其借貸融資利潤，占GDP的比例我認為以不超過3%為合理。然而，從近幾年的變化情況看，2010年，銀行凈利潤為7430億元，非銀行非家庭的機構，如小貸公司、信托、租賃、典當行、擔保、國企財務公司、基金等等，其利潤規模估計在7500億元左右，民間家庭集資、地下錢莊等借貸利潤估計在5500億元左右，全社會總的借貸利潤為20430億元，占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5%左右，而當年全部非國有非銀行實體經濟利潤收入匡算為44560億，占GDP的11.15%。

　　到了2015年，情況比2010年急劇惡化。全社會借貸利潤52917億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已經從5%左右大幅度上升到了7.86%。非國有非金融實體經濟的收入才33838億元，占比從2010年的11.15%下降到了5%左右。2014和2015是國民經濟高利貸化，即借貸資本擠壓非國有經濟最嚴重的兩年。

　　國民經濟高利貸化形成的原因在于：(1)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銀行的高度壟斷性，資金在幾家大銀行中太集中，幾千萬買家對應著為數不多的中農建工交銀行，再通過各種服務理財信托等表內到表外環節流動，壟斷導致資金分布和最終價格扭曲，所以中小企業，貸到的總是高利貸資金。(2)信托、租賃、國有企業財務公司、村鎮銀行、典當行、小貸公司等，都成了倒錢的機構。(3)整個社會都有一種投資短期化、高利化、賭博化等“不勞而獲、一夜暴富”和“天上掉餡餅”的心態，由此陷入一些融資機構和單位允諾高利率、借新債還舊債的龐式騙局，集資、地下錢莊，也對利率的不合理上漲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司法解釋民間借貸，“利率可以超過法定基準利息率的四倍”，起到了保護和慫恿高利貸的不良作用。

　　從上述2010到2015年金融借貸利率的增長率看，遠高于非金融企業凈利潤和城鄉居民收入的年增長速度。可以看出，這種與GDP、實業和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不同步的高增長，含義就是其優勢位勢對實業和城鄉居民收入分配的一種擠出。

　　國有企業是創造和分配GDP的一個重要領域。在GDP的創造中，相當多的國有企業從政府手中獲得了較為便宜的劃撥和出讓土地；從銀行獲得了相當于民營企業貸款利率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低價格的貸款；有的企業，獲得了定價和經營方面的壟斷權利；而有的企業，則得到了政府相當多的補貼。2015年全國國有企業資產總額1192048.8億元，負債總額790670.6億元，所有者權益合計401378.2億元，利潤總額23027.5億元，凈資產利潤率5.13%，這樣的利潤率是在其貸款利率價格比民營經濟低一半和其使用的土地資源無成本劃撥條件下取得的。

　　國有企業凈利潤，是交納財政稅費和支付工資年薪等等后所分得的收入分配，是GDP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現在可以將政府銀行國企所分配和再分配的GDP部分相加，看它們總的占到GDP的比例是多少。

　　可以看出，政府銀行國企收入占GDP比例從1982年37.95%，下降到1995年16.66%，后又逐步上升，2014年達到了44.35%，2015年下降為42.68%。剩下的GDP，除了非金融機構和民間融資利潤外，就是城鄉居民和民營實體經濟企業對GDP的分配部分。

　　二、城鄉居民和民營實體經濟分配的GDP

　　我們來看城鄉居民分配了多少國民生產總值。1978年時，城鄉居民收入占GDP比率為45.2%，改革開放后，城鎮居民工資增加，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國企實行大包干，農村聯產承包制，城鄉居民增收，加上當時行政事業機構和人員負擔還較少，政府輕稅少費，1983年時，城鄉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上升到62.8%，而到了2008年時最低，下降到41.8%，2015年略微回升到44.51%，比城鄉居民收入分配比例最高時，下降了18.29個百分點。

　　從1982年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占GDP的水平看，2015年城鄉居民少分配了11.84萬億元；如果我們將城鄉居民收入分配定在較為合理的55%水平上，則城鄉居民也少分配了7.1萬億元。

　　GDP中，政府銀行國企收入，減去城鄉居民收入，再減去非金融機構、社會和民間融資利潤，就是民營實體經濟所得的GDP。通過下表的匡算，我們看出，民營實體經濟收入，1982年時，只有2.4億元，占GDP比例僅為0.045%，1995年時規模為19097億元，比例為31.93%，其后逐年下降，而到了2015年時，規模雖為33853億元，但是占GDP的比例下降到了5%左右。非國有經濟利潤，從比例變化上可以看出，受到越來越強的政府稅費罰沒、借貸凈收入、國企凈利潤等三方面強制和壟斷分配的擠壓。

　　從政府收入部分占GDP比例過快增長的情況看：(1)從土地上獲得的收入從無到有。土地出讓金在21世紀以來的高速和大規模增加，以越來越高的地價和房價體現為地方為主的財政增收，然而，其實質是，由于土地進入建設領域，需要以強制的方式將農村和城郊的集體土地征用為國有土地，政府對征用農民土地的補償很低，而出售價格很高，實際上是將應該歸農民的一部分土地財產從農業和農村用地轉成非農產業和城市用的增值性收益，大部分歸為了政府自己所有；而另一方面，則通過推高房價，又從剛性需要住宅和投資房產的居民手中，集中了一部分價格脫離價值的收入。

　　實際是，通過高地價和高房價，對農民和城鎮居民兩面不合理地分配他們的收入，而集中于政府。而且，加上壟斷賣地，推高房價，造就了一批以房價上漲而增加財富的泡沫型中產階層，農民工在城市中買不起房，實業被房地產高價格所逼迫，被其高利潤誘導轉移，社會資金棄實體而涌入泡沫經濟。

　　(2)社會保險金的提取比率，高達工資的42%—50%。我們這樣水平的發展中國家，以工資比率的30%為宜，這實際上是過度從企業和員工收入中進行再分配，將其收入集中于政府手中。雖然2015年兩會提出降低社保費率的改革建議，但是，大多都是收取比率小的項目，而對養老和醫療保險費率基本沒有下調。

　　(3)減稅實際上沒有到位。營業稅改革為增值稅，財政部門認為可以為企業減稅5000億元。但是，詢問企業家，相當多的并沒有稅被減輕的感覺，特別是建筑、餐飲等行業拿不到購買砂石、菜蛋肉糧發票抵扣而稅收增加了，銀行業稅負也增加并向貸款者轉嫁。而3萬元營業額以下規模企業免征稅收，這樣的小微就是15%的利潤，也就是每月4500元，相當一個職工的月工資水平，減稅的力度實在是太小。

　　(4)稅外各類行政收費和罰款難以清理和減少。中央和國務院三令五申要清理行政性收費罰款，但難度非常大，并且這幾年逆中央和國務院清理意愿高速增長，說明了近幾年政府行政和事業機構的膨脹，行政和事業協編、臨編、合同工、特勤、勞務外包等等的大幅度增加，使地方財政需要更多的收費和罰款，導致中央和國務院禁令實際上難以執行，使企業，居民，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利潤遭各種收費罰款盤剝的局面，久不能得以改觀，并且有惡化的趨勢。其后果無疑是，居民消費能力的下降和非國有實體經濟創業和投資能力及意愿的下降。

　　三、居民消費能力趨弱

　　居民收入占GDP比例的高低，決定了其消費的支付能力。而投資與消費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投資→生產→分配→投資或者消費→購買生產的產品和服務”是一個循環。

　　前面分析，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從1983最高的62.80%，降低到2011年的41.73%，2014年為44.34%；以此為基礎，而居民消費占GDP的比例，同時也從1982最高時的54.46%，降低到了最低的2010年的35.21%， 2014年消費比略有上升，為38.31%。

　　從下圖我們可以看出，居民收入占GDP比例曲線和居民消費占GDP比例曲線，具有高度的相關性。也就是說，居民收入在GDP中分配比例的下降，是居民消費在GDP中比例收縮的最重要的原因。

　　遲富林等學者認為，中國到了從投資和出口導向的經濟增長，向消費導向的增長模式轉型的時候了。[3]而且，2009年中央財政對農民消費進行家電、農機具等補貼刺激，后來對城市居民也進行家電消費的補貼，但是，從大數據看，效果非常有限。最為重要的是，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中居民分配得較少，政府和資本分配過多，形成的基礎設施，特別是國有企業大規模生產形成的產品，沒有居民相應購買力平衡，這是需求疲軟，生產過剩，經濟增長放慢的重要成因之一。因此，不解決居民的收入基礎問題，想刺激消費，等于謀求無源之水。

　　前面已述，2015年與2000年相比，GDP分配中，政府分配的規模增加了11.38倍，而城鄉居民收入規模只增加了6.29倍。使得社會零售消費品總額的增長幅度，從2008年最高時的22.72%，下降到了2015年的10.7%，降幅達10個多百分點。這與21世紀以來，政府銀行國企在國民收入流程上越來越擠壓中國居民分配，使消費能力相對不足有關。

　　四、 擠壓利潤和高債務迫使投資增速下行

　　居民和非國有經濟收入占GDP比例的高低，同樣也影響著民營經濟投資的水平。民營實體經濟，受到經營環境的高成本的重創，隨著凈利潤分配在GDP分配中的持續下降，投資意愿也日益下降，到2016年表現得尤為顯著。

　　實際操作中，減稅清費的阻力非常大。財政部曾表態，全面推開行營改增改革，2016年全年減稅將超過5000億元，減稅規模之大前所未有。[4]但是，財政稅收系統的行動與表態相反，實際是在增稅加費。從2016年1到5月的政府收入分析，在1到3月GDP增長6.7%情況下，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增長了7.8%，超過了GDP的增長率，在今年1到5月實體經濟企業經營特別困難時，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同比更是增長10.4%。而4到5月份，估計GDP增長無論如何也超不過6.6%，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竟然同比增長14.4%和17.5%。其中，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分別同比增長24.7%和18.3%。[5]從供給經濟學方法的分析看，加稅費，會使企業的利潤進一步減少，甚至虧損，進而投資會收縮，經濟繁榮會被抑制，國民經濟增長速度會下降。

　　為什么在中國2016年經濟持續下行這樣緊要的關頭，減稅清費這樣一個有效和迫切的經濟政策，在當年的英美澳等國能順利實施，而在中國政出不了中南海，實踐中執行不了，根本就落實不下去呢？據國務院所派各地調研組的報告，減不了稅和清不了費的原因：一是企業要交多少稅，一些地方稅務部門年初就定好了，基本上是根據“背的”收稅指標確定的，說是年末多退少補，但從沒退過錢。

　　近年來國家出臺多項措施降低企業稅負，特別是“營改增”試點范圍擴大，但稅收并非按企業實際經營狀況收繳，而是由稅務部門年初定指標，分配到各個企業。從企業反映和1到5月的統計數據看，國家出臺的多項措施總體上沒有用，所謂的“營改增”減稅，執行中徹底走樣，除了年初就定了稅收指標外，還有回溯性收稅、過頭稅等，最后將中央和國務院的減稅執行成了增稅。

　　如企業家反問調研組的，“中央和地方都說要給企業降成本，可稅務部門的任務指標一點不見減少，你說這企業的稅收負擔有可能降下來嗎？”。二是各種各樣的收費五花八門，除了一些違規的紅頭文件外，相當多的都合乎法律，國務院條例，以及各部門和地方頒布的法規。如國務院調研組報告反映的情況：河南一些企業反映，“耕地占用費、租賃費等原來已不收的稅費，現在又開始收繳。地方上專門成立了非稅收入管理局，到實體門店來收錢。前年就要求預交兩年的稅費。”。

　　要征收殘疾人就業保障金，征收標準偏高；有時質檢機構到企業檢查，連檢測設備都沒帶，但只要說是檢查，就得交費；安全、質檢、土地、規劃、環境、消防、能耗、職業衛生等至少15個部門要進行評估，要花評估費，有的評估必須分幾步進行，拉長了評價時間，也導致企業重復花錢等等。

　　實際上，還有一個不太為經濟學家們注意的問題是，對過去所謂超生人口征收的社會撫養費，從經濟學角度看，是一種對新生人口的課稅，也即新生人口未經批準而來到世界的懲罰性稅收。事實上：

　　(1)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抑制了新生人口增長，導致了消費的收縮；也即使用財政政策，干預了生育決策，導致了消費人口減少，引致消費需求增長連續不斷地減弱。

　　(2)年年增長的社會撫養費，特別是多年平均200多億規模，相當多來自于在城鎮務工農民手中，來自于農村勞作和創業的農民，許多家庭本想用這筆錢建筑和購買房屋，或者創業，但是被政府征收后，不但未能實現買房和創業，甚至負債，日常生活消費都受到嚴重影響。它實際上是一種特種稅，嚴重影響著農村的消費、投資和創業。

　　(3)還有1300萬黑戶人口，相當多的是超生人口，雖然中央規定其戶籍登記與征收社會撫養費脫勾。但是，往往這邊到派出所登記，那邊計劃生育部門就得知，到當地法院按照《社會撫養費征收條例》起訴，被判違法，要求補交并重罰，許多家庭上了黑名單，并被強制判決執行。這也成為懸在黑戶人口頭頂隨時將爆炸的炸彈，嚴重抑制著農村農民和城鎮務工家庭的消費、投資和創業。

　　究其深層次原因，地方四級政府運轉沒有正規和大額的稅收所保障，行政事業機構太多和人員龐大，協編臨編人員越來越多，加上公務員、事業人員和協編臨編人員工資社保的增長，最大限度收稅，以及許多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收費罰款、收支兩條線、超收獎勵和罰款分成的運行體制，地方已經形成了向商戶和企業千方百計收費罰款的強有力機制。比如，社會撫養費，就是用來供養50多萬計劃生育工作人員，以及基層鄉鎮政府的運轉。此類利益，各類國務院的文件也已經難以撼動。

　　國民經濟高利貸化，企業融資的高利率，已經重創實業。(1)銀行方面，從民營經濟的銀行融資看，到了2014年前后，大型企業的貸款利率及其他收費一般需要12%，中型企業一般在16%—18%，小微型企業在20%—25%之間。盡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求銀行貸款向中小企業傾斜，并降低利率，但實際上絕大多數銀行機構并不聽政令，或者明降暗升，除了不斷上浮的貸款利率，抵押物、擔保費、咨詢費、強行搭售理財產品等五花八門的要求也讓企業不堪重負。

　　(2)多家到香港上市的小貸公司，其平均貸款利率高達15%到20%。[8](3)民間借貸方面，根據2014年5月29日西南財經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與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報告顯示，民間有息借出資金規模在7500億元，全國范圍看，民間借貸利率為23.5%。[9]

　　當然，除了財政稅收、社會保障、政府亂收費以外，運輸、能源、土地、清關等成本，也是企業利潤被擠壓的重要原因。這里我們引一例證來說明。

　　一個真實的案例——中美制造業成本對比。

　　浙江省慈溪市江南化纖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2015年“江南化纖”在美國南卡羅萊納州投資辦廠，成為首家在美國建立再生聚酯短纖維制造工廠的中國企業。為什么去美，主要原因是國內綜合成本連年攀升，頗感吃力。其測算比較了創辦相同規模企業的中美成本。

　　稅收成本：美國稅收優惠力度大。在中國，各種稅收不斷，把企業壓得喘不過氣。廣州一家物流公司，運送一批貨物到海南，總收入為1.9萬元，但利潤僅有216元，其中上稅需要1260元。而美國的州政府最看重的是就業，常常給予企業優惠的稅收政策，比如房產稅優惠30年內有效，如果公司達產，30年內將給予3000萬美元的稅收減免。

　　銀行借款成本：中國是美國的2.4倍。最便宜的國內借款成本為年利率6%，是美國借款成本年利率2.5%的2.4倍。每噸原料7000元人民幣或美國1100美元資金、4個月一周轉，按國內借款成本年利率6%和美國成本年利率2.5%分別計算公司運營資金財務成本：國內是7000美元*4*0.06/12=140元，折合22.58美元；美國是1100美元*4*0.025/12=9美元，國內比美國高出1.5倍。這還是正常的銀行借款，如果資金來自年利率超過10%的銀行理財產品、年利率15%的私募基金、甚至是年利率20%的民間高利貸，企業不堪重負。

　　物流成本：中國是美國的2倍。以油價為例，中國的油價是美國的2倍，油價高，物流成本也就高。中國還有全世界少有的過路費、過橋費，物流成本占GDP比例在18%左右。美國的物流成本主要由三部分組成，一是庫存費用，二是運輸費用，三是管理費用。運輸成本在GDP中比例大體保持8%左右，因庫存費用降低，近年來美國物流總成本比例下降。

　　電力、天然氣等能源成本：中國是美國的2倍以上。美國除夏威夷的電價特別貴外，其他州的電價都較便宜，以德州為例，其電價折合人民幣才2毛錢。由于我國對電力、天然氣等國有壟斷和行政直接定價，企業用電用氣用油價格居高不下。按國內每噸耗電450度、電價0.76元/度計算，單位生產成本342元，折合55.16美元。美國設備自動化程度較高，單位用電量相應增加10%，每噸高至500度，按照電價0.05美元/度計算，單位生產成本25美元，國內比美國高出1.2倍。

　　蒸汽成本：中國是美國的1.1倍。企業用蒸汽部分，國內用熱電廠蒸汽，按每噸消耗蒸汽1.6噸、單價190元/噸計算，單位生產成本304元，折合49.0.美元，美國用天然氣鍋爐自制蒸汽，按天然氣價格為0.48美元/therm、單價14.52美元/噸計算，單位生產成本23.23美元，國內比美國高出1.1倍。

　　土地成本：中國是美國的9到50倍。美國土地是永久性產權，中國是50年產權。例如，目前美國地價僅為2萬美元/英畝，相當于2萬元人民幣/畝，如果按照中國現在許多縣城工業用地100萬元/畝算，是美國的50倍。

　　配件成本：中國是美國的3.2倍。國內設備性能略差，工人操作習慣不良，每噸單位配件成本約100元，折合16.13美元，而美國生產線設備性能較好，工人操作習慣好，每噸單位配件成本5美元，國內比美國高出3.2倍。

　　清關成本：美國無需支付進出口清關成本，而中國這部分成本也不低。在美國投資辦廠無需支付進出口清關成本。國內企業原料均進口，假設進口環節費用不含內陸運費、關稅、增值稅，僅各類手續成本約為3500元/柜，每柜按20噸裝計，則為175元/噸，折合22.58美元/噸。國內企業成品出口，假設出口環節費用不含陸運費，僅各類手續成本約為1600元/柜，每柜按20噸裝計，則為80元/噸，折合12.9美元/噸。如果加上運費等，成本還要大幅增加。

　　可以看出，由于企業運營成本過高，加上傳統工業化提前結束，制造業全面過剩，故民間投資意愿降低，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從2013年的23.2%，急劇下降到了2016年1到9月份的2.5%。

　　產業過剩及債務風險與政府國企投資再難重振。

　　有的學者認為，消費主導推動，力度不夠，特別是經濟下行期，更要政府主導投資于交通、新能源、水利和其他基礎設施等，包括加大國有企業的投資力度，來拉動經濟增長。但是，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實際上政府債務沉重，收入增幅下降，企業債務上升，效益較差，使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投資能力也減弱。

　　李揚分析，截至2015年末，納入預算管理的中央政府債務達到10.66萬億，地方政府債務16萬億，合計政府債務26.66萬億，占GDP比重為39.4%。如果把地方融資平臺加進來，政府債務水平達到56.8%。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可能要比李揚所述的16萬億多。渣打銀行大中華區研究主管王志浩透露，截至2013年上半年末，該行測算的不包括融資平臺的中國地方政府債務估計在21.9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務存在著瞞報的情況，官方口徑和民間統計相差懸殊，地方債規模一直以來就像個謎。財政部要求2015年1月10日之前地方上報政府債務余額，江蘇省蘇南某縣級平臺公司負責人說：“我們來回搞了5次，才最終確定上報數據。”張濤告訴本報記者，“政府劃定的存量債務紅線是去年6月底審計數字乘以GDP增長率，絕對不能超過這個限額；所以，最后確認為政府債務的數字不到我們上報的1/3”。

　　未來地方政府難以有足夠的還款能力，將形成債務嚴重違約和展期格局。(1)土地出讓金收入是地方政府融資還款的主要基礎，但是住宅嚴重過剩，住宅用地市場除了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以及一些二線城市短暫起伏外，絕大多數和長遠看火爆不再。2015年，地方本級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38218億元，下降23.6%，同口徑下降17.7%，其中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32547億元，同比減少8840億元，下降21.4%。(2)2015年由于經濟形勢下行，加上近幾年的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的增量部分向中央財政集中，地方政府的稅收收入增幅下滑，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發放公務員和事業單位人員工資都困難的局面，更談不上顧及對本級政府以往債務的還本付息，只能等中央銀行再一次核銷，或者中央財政出資相救。

　　企業負債與GDP比率，以及資產結構向著高負債的變化，以及去杠桿，影響著企業進一步的投資能力。譚小芬發現，中國債務負擔與發達國家相比并不高，但明顯高于很多新興市場國家。根據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數據，2015年6月中國非金融部門總信貸與GDP的比率是244%，與美國、歐元區和韓國差不多，低于日本，但高于巴西、俄羅斯和印度。如果進一步分解非金融部門的債務，就會發現政府與居民的杠桿率并不高，非金融部門的負債其實主要集中在企業。2015年6月，中國非金融企業的債務相當于GDP的163%，遠遠高于同期美國的71%、日本的102%、韓國的105%和印度的50%。[15]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經驗顯示，這一比例達到90%就會積聚較大風險。

　　由于產業過剩嚴重，實體經濟遭到總需求突然萎縮的影響，加上房地產業也過剩，所以企業產能開工率不足，虧損嚴重，向銀行的償債能力大大下降，銀行不良資產率急劇上升。到2015年底，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連續17個季度增加。年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12744億元，較2014年末的8426億元新增4318億元，增幅達到51.25%；不良貸款率1.67%，同比上漲0.42個百分點。對于2016年銀行不良貸款的趨勢，東興證券估計，2016年我國銀行業不良貸款規模將超2萬億元。而中信建投對2016年銀行業不良市場展望時預計，2016年不良貸款余額將增加4800億元到5400億元，不良率將逼近2%。[17]在不良貸款壓力大增的情況下，一些銀行采取了一些延緩措施，對一些“準風險”或風險項目繼續提供信貸支持，延緩風險暴露，這在客觀上加大了信貸風險程度。有學者認為，商業銀行賬面不良率“低估”和“大幅低估”，實際信貸風險明顯增多，其原因在于關注類、次級貸款的賬面風險與實際風險偏差較大。[18]

　　而在對制造業產品需求不足、產能過剩、經營虧損，中小企業的經營風險升高，地方政府的負債率已經很高的狀況下，雖然明知國企利潤率很低，最終可能形成壞帳，但是，相當多的商業銀行還是將央行增多的流動性，貸給了大型央企和地方大型國企，主要是覺得貸給公有的國企即使不良追究責任也會很小，雖然最后所剩的一些資產可能是破銅爛鐵，但還是形式上的一種抵押物。然而，央企等發現資金再進入制造業盈利很低，還不如賭一把，抬高房價，制造虛高，去炒地皮，以獲取泡沫利潤。

　　也就是說，工業化的提前結束，整個國民經濟的高杠桿率，也使進一步用寬松量化的貨幣政策，擴大信貸刺激經濟增長，受到了約束和限制。也就是說，企業和政府的高負債，并且其收入都受到影響，因此，反過來抑制了其進一步擴大投資的能力，投資增長率一直處于下行軌道。

　　五、 經濟增長下行的GDP擠壓力流程

　　從流程上看，需求需要支出，支出需要收入作為基礎，而生產形成供給。供給實際是收入法形成的GDP，可用政府的收入、勞動者的收入和個體商戶及企業的利潤等形成；這些不同渠道的收入，形成投資和消費需求，即對供給的購買支出；這些支出又形成需求市場，能使商品和服務賣出去，如果其增長，也使生產和供給進一步擴大。因此，形成國民經濟增長“…→商品和服務生產者投入→商品和服務供給增長→形成并擴大企業、銀行、居民和政府間分配收入→投資和消費支出增長→商品和服務生產者的收入再增長→…”的健康和良性循環。

　　從需求方面看，國民經濟的增長是由投資、消費和出口三大需求拉動的，是一個循環收入結構的流程。

　　從體制及其運行看，GDP流向政府銀行國企部門相對越來越多，流向城鄉居民和非國有實體經濟的相對越來越少，向后者流動的GDP比例受到了前三個部門，以及其他高成本領域逐年的排擠。

　　GDP這樣的流程，造成相互關聯的國民經濟運行后果：(1)當然，內部生產過剩首先是由投入勞動和消費購買力較強的經濟主力人口萎縮引起的。但是，在外部出口需求降低時，無法由企業投資和居民收入增長的方式，穩定國內需求增長來平衡國內制造業的生產能力和供給，導致發生了更嚴重的產能過剩與內需不足之間的不平衡。

　　(2)國有企業投資，包括一些民營經濟的投資，由于居民收入部分相對被擠壓，其形成的生產能力，也即供給，無法由居民收入合理增長的需求所消化，發生了投資與消費需求的不平衡。(3)由于住宅供給過剩和城市化的“未化先滯”，加上制造業回落和中小企業不景氣，土地財政和稅費收入的增長空間受到影響，而前幾年政府借債、國有企業負債率上升、產能過剩，給金融體系積累了巨大的風險，杠桿方式的投資已經受到了極大的限制，重啟政府再如2008年底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空間縮小。

　　我們這樣的高地價的土地財政，稅外如此多的費和可以隨意罰款，以及社保費率一開始定得如此之高，銀行壟斷導致整個社會的高利貸，諸如這樣的不正常的GDP分流，與德日韓臺發展過程體制比較，是我們特有的機制，必然會對經濟增長持久的動力產生特殊的影響。

　　上述收入流程及投資與消費等經濟運行的扭曲和不暢，必然與人口增長的相對放緩，經濟人口的收縮，相互作用，使消費景氣，即需求活力受到影響；而沉重的稅費利息等負擔，則使國民經濟的創業、創新、投資、經營等方面的活力，又受到重創和壓抑。故在出口受阻、人口萎縮老化、工業化提前結束、城市化半拉子工程的情況下，這樣扭曲的國民收入在政府、國企、金融、非公有實體經濟、居民之間的分配流程，必然形成國民經濟增長下行的拽力。

　　因此，不減稅，不清理行政收費和罰款，不降低社保費率，以及不通過切實的改革降低融資、運輸、土地、能源等成本，不能使實體經濟得到合理的利潤，想將國民經濟增長速度扭轉為上行，可能性不大。

　　(本文作者介紹：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公眾號天勇看經濟zhouty-t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