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陳征

　　對于美國而言，大戰略的重點是不能讓中國和俄羅斯聯合，形成戰略同盟，因為如果中俄聯合就意味著歐亞的聯合，那么美國這個海洋型的國家就沒有優勢了。亞投行就是要通過“一帶一路”將歐洲和亞洲連為一體。一旦成功，就意味著陸地型國家的重新崛起。

奧巴馬政府在亞投行問題上犯了戰略錯誤

　　愚人節剛過，就聊點娛樂性的話題吧。美國政府不參加亞投行，也不想讓他的小伙伴們加入亞投行是不是犯了一個戰略性的錯誤？

　　美國在各種舞臺暗示加明示，讓自己的盟友們不要加入亞投行，可是這番警示有用嗎？2015年3月31日是亞投行創始成員國申請截止的日期，包括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在內的多個歐洲國家紛紛趕在截止日之前遞交了申請。

　　據新華社和以色列外交部網站報道，以色列于3月31日申請加入了中國牽頭的亞投行。如此一來，亞投行的朋友圈擴大到50個。(雖然以色列要加入的消息讓筆者覺得形勢有些亂，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以及伊朗那是三邊混戰的格局。此為后話，這篇文章暫且不表)。

　　從3月中下旬起，國際場合各種對美國的批評聲就不絕于耳，歐洲旗幟鮮明地表示美國不與中國合作是錯誤的。3月17日，《經濟學家》撰文指出，在美中戰略博弈中，任何一方都很難完勝。不過，近日卻有一項例外，那就是中國努力創建并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在該回合爭奪中，中國贏了，不僅贏得了美國在亞洲盟國的支持，同樣也獲得了美國在歐洲的盟友的加入。

　　北約前秘書長、丹麥前首相拉斯穆森認為：美國不與中國就籌建亞投行事宜進行合作是犯了一個戰略性錯誤；未來與西方強國的跨太平洋合作應將中國納入其中。

　　其實，對于奧巴馬政府最為嚴厲的批評來自美國民主黨內部，曾擔任過世界銀行[微博]行長和美國貿易代表的羅伯特·佐利克3月19日在美國《華爾街日報》撰文認為在亞投行的問題上，奧巴馬政府的策略存在“在政策和執行上的雙重錯誤”。

　　他說：“在奧巴馬政府逼迫盟國和伙伴國不要加入亞投行之后，它似乎犯了個錯誤。”在執行方面，在向盟國和伙伴國施壓，讓它們遠離亞投行的同時，美國政府并沒有提供替代方案，即組建一個更好的機構或制訂一個更好的計劃來致力于實現一系列共同目標。

　　這兩天，美國媒體對亞投行的態度有了非常大的轉變。《波士頓環球報》社論認為，美國應以積極的態度因應情勢，讓正在崛起的中國進一步融入多邊金融機制。因為諸如世界銀行、IMF[微博]、亞洲開發銀行等機構，“長久以來，美國施展了過大的影響力”。

　　《福布斯》指出，美國需要新視野，這個新視野有兩個選擇，一個是更新領導風格，例如改革美日主導的亞開行；另一個是準備與中國分享在全球的領導地位，例如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投行。美國國內的一些專家、學者、媒體精英認為美國一味地想利用影響力孤立中國，然而這恐怕只會讓美國自己陷入孤立。

　　筆者已經在上一篇專欄文章《歐洲各國為何要紛紛加入亞投行》中分析了美國為何不想參加亞投行，也不想讓盟友們參加亞投行。其實除了所謂的“守成大國”對“新興大國”的打壓與提防外，美國的外交決策機制、決策過程與決策慣性也都影響了美國決策者做出正確的決策。

　　美國在關于亞投行的問題上是否犯了戰略性錯誤呢？目前看來，恐怕是的。

　　按照美國知名地緣政治學者布熱津斯基(卡特時期的國家安全顧問)提出的大戰略來看，世界分為陸地型國家和海洋型國家。人類歷史上絕大多數時間都是陸地型國家占絕對優勢，因為人類的農耕文明歷史比較悠久。

　　海洋型國家成為世界主導力量還是在工業革命之后，以英國為代表的新興資本主義國家通過發展強大的海軍，在世界其他地方大肆掠奪殖民地。

　　因此，對于海洋型強國來說，最重要的是對大陸國家進行制衡，以確保大陸各國形成“均勢”。英國當年對付歐洲諸強就是用了這種手段。這也是國際關系中最著名的“均勢”理論的由來。對于海洋型強國來說，最大的噩夢莫過于陸地國家連成一體。

　　因此，美國一貫采取離岸平衡的手段，在亞洲拉住日本，在歐洲拉住英國，形成對亞洲和歐洲的大陸型強國的牽制。布熱津斯基曾經寫過專著論證對于美國而言，大戰略的重點是不能讓中國和俄羅斯聯合，形成戰略同盟，因為如果中俄聯合就意味著歐亞的聯合，那么美國這個海洋型的國家就沒有優勢了。

美國知名地緣政治學者布熱津斯基

　　可是咱們看看近期美國做了什么戰略短視的事情呢？首先是壓迫俄羅斯的戰略縱深，在烏克蘭挑起“顏色革命”，最后逼迫俄羅斯不得不出手克里米亞。俄羅斯因為烏克蘭的事件與美歐都決裂了，因此形成了中俄在戰略上的接近。

　　在亞投行的事情上美國沒有認真應對，或者說美國如果能拋棄“冷戰思維”，不將中國想象成競爭對手，愿意與中國合作的話，美國不會像今日這般孤立和被動。亞投行目前有50個創始成員國，亞洲和歐洲要如何合作還有待觀察，但是亞投行的立意非常明白，就是要通過“一帶一路”將歐洲和亞洲連為一體。一旦這一嘗試成功，就意味著陸地型國家的重新崛起。

　　筆者是研究決策的，還是想從決策的角度來分析一下美國為何會犯這樣的戰略錯誤。美國的決策機制首先出了問題。美國最重要的外交決策人是總統、國務卿和國家安全顧問。國家安全顧問一般是承擔“大腦”的角色，為總統提供各種有智慧的政策建議，而國務卿由于是政治委任的，有些國務卿未必非常懂外交，國務院真正出思想的是政策規劃司。

　　冷戰期間，美國出現了一批以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為代表的學者型國家安全顧問，而且他們也是當之無愧的戰略家。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司也出現過像喬治·凱南這樣“遏制政策”之父。但是，隨著冷戰結束，美國出現了國內問題高于國際問題，經濟問題重于外交問題的傾向。

　　從克林頓時期起，外交的重要性就開始下降。總統不太關注外交，美國甚至在那時關閉了在全球履行公共外交職能的“美國新聞署”(USIA)。小布什時期，由于發生了911事件，反恐成為了外交的重點。這也把美國帶入了一個戰略誤區。大量的資源向中東傾斜，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了兩場戰爭，耗資無數，也從某種程度上導致了美國經濟形勢的惡化。

　　從分析人員的配置來看，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和國務院中的“中東問題”專家要遠遠超過“中國問題”專家。當然，美國政府中了解“中國問題”的專家有限也是有歷史原因的，美國本來有大批“中國通”，但是經過50年代“麥卡錫主義”的清洗，國務院的“中國通”們被冠以“共產黨”的帽子被清理出了外交系統。

　　此后，蘇聯問題專家、中東問題專家成為了美國外交決策中層的主要力量。目前來看，奧巴馬政府中“中國問題”專家仍沒有占據高層職位，關于中國的冷靜、客觀地判斷沒有渠道直接傳入奧巴馬總統的耳中，那么政府在“亞投行”問題上出現誤判就是大概率事件了。

　　美國外交政策圈是由一系列“同心圓”構成的，圓圈的內層包括總統和他的親密顧問；第二層是白宮的相關單位(含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三層是各級政府部門；第四層是國會等；處于政策圈外的則是對政府政策起重要影響作用的利益集團、公眾、媒體和個人。

　　由于外交事務的特殊性和高度機密性，美國的外交決策主要是由處于政策內圈的總統、顧問以及國家安全委員會做出。奧巴馬總統的現任國務卿是克里，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但是他不是外交家。奧巴馬總統曾經有過三任國家安全顧問，第一任瓊斯將軍是從海軍陸戰隊退休的將軍，他被選為國家安全顧問有出于政治平衡的考慮。

　　奧巴馬總統在民主黨內選舉中贏了希拉里，但是為了民主黨的團結他必須與希拉里分享權力。因此，美國的外交政策一度由希拉里領導的國務院主導。第二任多尼隆是副總統拜登的競選經理，他在國內政治方面尤其是策劃組織選舉方面有特長，但是不能被稱為外交戰略家。第三任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本來應該擔任國務卿一職，若不是班加西事件讓她背了黑鍋，她不會退而求其次擔任國家安全顧問。

　　雖然她是一名職業外交官，而且常年擔任駐美國聯合國[微博]大使，但是中國問題方面她也不是專家。所以，從人員配置上來看，我們也能看出奧巴馬總統太不容易了，圍繞他的國家安全團隊中沒有對中國問題特別了解的戰略家型的人物，又如何能期待奧巴馬的外交政策有什么經天緯地的重大突破呢？

　　此外，關于外交決策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官僚政治”模式，其中重點談及了參與決策的官僚部門更愿意按照慣例去處理問題。因為按照慣例處理問題首先不容易犯錯誤，其次，特別省力，不用花費太多精力。

　　因此，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當肯尼迪總統讓美國空軍做一個“外科手術”式的對古巴導彈基地進行轟炸的方案，軍方的政策制定人直接從過去的軍事攻擊方案中抄了抄，拿出了一個全面轟炸并配套地面進攻的方案，讓不想與蘇聯打大仗的肯尼迪總統立即放棄了“空襲”的想法。

　　筆者對于奧巴馬現政府的決策機制、決策過程和決策者并不了解，只能站在“黑屋子”門外揣測。在應對“亞投行”的問題上，美國的國務院或者國家安全委員會恐怕是犯了“官僚主義”的毛病，凡是中國提出的方案，他們就簡單粗暴地反對，他們恐怕還按照冷戰的慣性思維認為“亞投行”就是要挑戰美國的領導地位，因此不但美國不能參加，而且還不能讓其他國家參加。

　　他們沒有看到世界各國都面臨著經濟下滑的壓力，中國通過“亞投行”和“一帶一路”首先要解決的是經濟下行壓力和產能過剩的問題，而投資亞洲，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拉動經濟恐怕是目前全球各國的最大利益。

　　美國政府并沒有仔細分析如果美國不加入亞投行，也不允許其他盟友加入這一策略失敗后的應對方案是什么。從美國這段時間尷尬的表態與無所適從來看，美國決策者起碼犯了幾個錯誤：1.首先對歐洲的態度做出了錯誤的預判；2.對美國話語的威懾力做出了錯誤的判斷；3. 沒有緊急預案，如果盟友紛紛倒戈該怎么辦。當然，筆者只是在憑空揣測，未必準確。

　　引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的一句話，美國對亞投行“是不為也，非不能也”。造成美國戰略誤判的結構性因素擺在那，從決策人到決策機制都有可能對亞投行的建立發生誤判。但是，國與國之間的博弈是一個長期的過程。美國就算是失了一陣也不是失了全局。

　　亞投行牽涉的國家太多，利益糾葛太多，國際機制的效率低，決策慢。美國還可以等待適當的時機加入亞投行，從體制內進行反制，或則利用亞投行創始國之間的矛盾，坐收漁利，這些都是有可能的。當美國決策者意識到亞投行的戰略意義時，圍繞亞投行的博弈與角力還會不停上演。

　　(本文作者介紹：世界自然保護聯盟主席助理、北京外國語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在讀博士、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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