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陳征

　　亞投行給了歐洲人另外一條出路。亞洲是公認的未來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數十億的人口，巨大的市場，而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而且中國要做的是通過交通和基礎設施將亞洲和歐洲連在一起，這個項目的直接受益者是亞洲和歐洲各國。

歐洲國家為何要紛紛加入亞投行

　　2015年的3月注定會被載入史冊，在這個月里發生的各種圍繞亞投行創立的博弈與角力將會被寫入未來的國際關系課本，而世界秩序也將因此發生變化。

　　中國曾于2014年10月邀請美國作為創始成員國加入亞投行，但是被美國以亞投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功能相似，沒有必要再建立一家為由拒絕了。美國還游說其盟友不要加入亞投行。但是今年3月美國最堅定的盟友英國表態有意加入亞投行后，多米諾效應開始發揮作用，德國、法國、意大利、瑞士、盧森堡等歐洲國家紛紛表態要加入亞投行，今天上午，俄羅斯在博鰲論壇上宣布要加入亞投行成為創始成員國。

　　為什么美國的小伙伴們紛紛倒戈了呢？近期的一些評論文章給出了各種不同的解釋，歸納起來大致有：1.對美國霸權不滿論；2. 看好中國的未來發展論；3. 有錢不賺白不賺論；4.爭奪人民幣離岸市場論；5. 建構國際新秩序論。

　　雖然本人的研究領域并非金融與經濟，但是在什么都講究跨界的今天，也想從國際關系的視角對歐洲國家紛紛加入亞投行的現象做一點粗淺的解讀，為這場辯論提供一個新的視角。

　　目前對于美國不參加亞投行的解釋一般是從現實主義角度出發，分析“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關系。世界第一與世界第二的關系是微妙的，美國作為一個“理性行為者”一定希望保持其在全球的領導地位，不希望受到來自新興國家的挑戰。

　　在國際關系理論中有一個 “修昔底德陷阱”的假設，是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冷戰期間，美國對蘇聯采取遏制策略直至其解體。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日本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并高速發展多年后，美國召集日本、聯邦德國、法國和英國的央行[微博]簽署“廣場協定”，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迫使日元大幅度升值，造成了日本經濟的長期蕭條。

　　由于蘇聯和日本都存在結構性的問題，蘇聯軍事發達而經濟孱弱，日本土地面積有限，因此不能成為美國真正的威脅。對于蘇聯和日本的挑戰，美國沒有發動戰爭，兵不血刃地解決了這兩個對手。

　　但當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后，美國的政策制定者確實開始憂慮了。中國的國土面積、資源、人員素質都不輸于美國，人口數量是美國的多倍，只要按照目前的進度發展下去，中國的經濟體量超過美國是遲早的事情。

　　因此，美國的決策者們出于“冷戰”的慣性思維，也提出了一些相應的策略，比如這幾年非常流行的“重返亞太”戰略。因此，美國為何不加入亞投行，也不想讓它的盟友加入的動機就非常好理解了。

　　但是，歐洲國家為何這么積極地要加入亞投行呢？從理性角度來看，歐洲國家可以選擇誰都不得罪，不選邊站隊，既不支持美國，也不支持中國，在一旁看戲就好。亞投行這區區1000億美元的創始投資對于歐洲大國而言都不在話下，難道歐洲國家真的缺錢缺得如此厲害，為了這么點錢就愿意與美國撕破臉？還是說歐洲人如此有預見性地看到了未來世界的發展趨勢，決定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

　　本文將視野投回20世紀30年代，希望從歷史中為歐洲國家的行為找到合理解釋。眾所周知，人類歷史上爆發過兩次世界性的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重要原因是歐洲資本主義國家實力與地位的不均衡發展以及對海外殖民地的爭奪，因此，一戰的根源是殖民主義以及各國實力的結構性失衡。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世界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在危機的應對方面美國與德國和日本發展出兩種不同的路徑。美國的羅斯福總統通過推行“新經濟”政策，由政府出資大力發展基礎設施建設，保障國內的就業率，避免社會陷于動蕩。德國與日本則通過大力發展軍事工業，對外發動戰爭以轉嫁國內的危機。

　　2008年，源自美國的次貸危機又一次把全球拖入周期性經濟危機之中。美國通過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不斷刺激經濟，保障就業，其經濟形勢開始好轉。而美國的量化寬松政策引發了全球各國的超發貨幣風潮，美國不過打了一個噴嚏，歐洲就感冒了，歐洲不久就爆發了“歐債危機”，而且至今仍未有經濟復蘇的跡象。

　　筆者在美國讀書時也結交了一些歐洲的朋友，最讓我震驚的是一位意大利朋友的話，他說我們這個年齡段的年輕人很多都在失業。(意大利30歲上下這個年齡段的年輕人很多要不就沒有工作，要不就在打短工。)這種情況，對于我這位成長于GDP多年以超過10%的速度增長的中國人而言是很難理解的。

　　我從來沒有嘗過失業的滋味，而我的這位畢業于劍橋大學和哈佛大學的朋友卻嘗過。所以，憑著我對歐洲淺嘗輒止的了解，歐洲正在面臨一場巨大的危機，而且危機還遠遠沒有過去。

　　從歷史上看，要渡過經濟的周期性危機只有二戰前“美國模式”和“德國模式”兩種方法。要不然政府大量赤字，發展基礎設施建設，提供就業崗位，減少社會的動蕩。要不然就一直拖著，實在拖不下去了就發動戰爭。

　　歐洲已經高速發展了那么多年，想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拉動談何容易？這時出現的亞投行給了歐洲人另外一條出路。亞洲是公認的未來世界經濟的火車頭，數十億的人口，巨大的市場，而基礎設施建設相對滯后。亞投行的發起者——中國的實干精神在世界范圍都有口皆碑，中國有技術、有工業、有人才，有市場，而且中國要做的是通過交通和基礎設施將亞洲和歐洲連在一起，這個項目的直接受益者是亞洲和歐洲各國。

　　此外，如果能夠把歐洲的資本與亞洲的廉價勞動力結合，與亞洲國家迫切想改變落后的基礎設施現狀的剛需結合起來，那么歐洲可以通過投資亞洲緩解國內的經濟壓力。中國建立亞投行其實是一個世界版的“新經濟”政策。如果中國的方案能夠成為現實，參與的各國都能通過對亞洲的投資順利渡過經濟難關，世界也因此而有了和平發展的希望。所以，為什么不參加？對于歐洲而言不但應該參加，還應該積極參加。

　　從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爆發以后，美國和中國給了世界兩個選擇。美國的方案是自掃門前雪，靠著美國的經濟、科技實力通過超發貨幣和本幣貶值將危機轉嫁到他國。中國的方案是“授人以漁”，大家一起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把亞洲的經濟蛋糕做大，所有參與國都因此平穩渡過危機。美國的方案可以達到美國國家利益的最大化，但卻是建立在歐洲、亞洲等其他地區國家經濟形勢進一步惡化的基礎之上。

　　美國的方案有可能會導致部分歐洲國家的崩潰，而在歐洲一體化的今天，一個歐洲國家的崩潰就意味著整個歐盟的崩潰。歐元區可能爆發火燒連營般的嚴重后果，如果歐洲主要國家(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國內形勢出現動蕩，激進政黨上臺，或者是被恐怖勢力趁亂控制了其核武庫，那后果就不堪設想了。

　　中國的方案雖然慢一些，過程雖然曲折一些，但卻是一個和平的方案，是一個給世界人民希望的方案。如果這一設想能夠實現，就意味著人類在歷史上第一次可以拋下成見，共同合作，為人類共同的命運而努力。如果中國的方案能夠成功，也是對國際關系領域兩大主流理論的一次最好實證。我們通過亞投行的實踐可以去驗證到底是“現實主義”的國家利益至上論，還是“制度主義”的相互依賴論真正反映了21世紀的國家間關系。

　　筆者是研究外交決策的，看過了歷史上太多關于戰爭的重大外交決策是在一種多么倉促、非理性的條件下做出的。是否發動戰爭有時就是一線之間。遠的不說，就說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肯尼迪總統在蘇聯是否將核武器運入古巴的問題上受到了赫魯曉夫的欺騙。他一直相信赫魯曉夫向他的保證，并向美國媒體公開宣布蘇聯運入古巴的都是防守型武器。

　　因此，當美國U2飛機拍下確鑿證據，蘇聯在古巴部署核彈頭時，肯尼迪感覺受到了愚弄，因此堅決不肯私底下與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談判，讓蘇聯人悄悄撤出核武器，而是采取了公開應對的方式，宣布封鎖古巴海域，如果蘇聯不撤出核武器就發出戰爭威脅。

　　美國和蘇聯在1962年公開互相下最后通牒的做法，其實是將全人類的命運作為籌碼，賭哪一邊先服軟做出讓步。在戰爭與和平，生與死的重大決策上采取如此意氣用事的態度，無疑是對生命的不尊重。可嘆的是，我們無法保證未來的決策者能夠在理性的狀態下做出事關戰爭與和平的抉擇。

　　當前，世界經濟繼續惡化，世界某些地區的一些國家已經處于崩潰的邊緣，我們無法預測下一個出現問題的是哪個國家。經濟危機會帶來社會動蕩，經過宗教的、主權的、民族的、歷史的各種矛盾的放大，我們不知道哪一個出現動蕩的國家會將世界拖入戰爭的深淵。但是，我們知道世界很脆弱，人類無法承受一場世界級的戰爭，更無法承受一場核戰爭。

　　世界重新走到關鍵的路口，歐洲各國的舉動并非不聽美國老大哥的話那么簡單，更多地是在自救，是對未來發展方向和發展模式的一種用腳投票。

　　中國為世界提供了一個新的方案，這個方案跳出了歷史的局限，超越了19世紀殖民主義和20世紀霸權主義的思維。習總書記今天在博鰲的講話，就是中國方案的最好詮釋。“正所謂‘大河有水小河滿，小河有水大河滿’。只有合作共贏才能辦大事、辦好事、辦長久之事。要摒棄零和游戲、你輸我贏的舊思維，樹立雙贏、共贏的新理念，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兼顧他方利益，在尋求自身發展時促進共同發展�！�

　　(本文作者介紹：世界自然保護聯盟主席助理、北京外國語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在讀博士、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訪問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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