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李稻葵[微博]

　　美國極力維護的美元霸權在國際上已經不得人心，美國的盟友們在美元這一核心問題上已經跟美國分道揚鑣，亞投行只不過是把這一新的格局更加明白無誤地展現在人們面前。

亞投行讓美國看到盟友已分道揚鑣

　　布雷頓森林體系所確立的WTO[微博]、IMF[微博]、世界銀行[微博]這三大國際經濟治理戰車，在維系世界經濟增長70年后已盡顯疲態，亟需改革。其基本問題在于沒有回應新興市場國家的訴求，而仍然維系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的霸主地位。因此，美國對其改革不僅表現出明顯的惰性，而且多加阻撓，由此導致英、加等美國核心盟友倒戈，宣布加入亞投行。

　　亞投行是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偉大創舉。在其設立中應該緊緊抓住體制創新這個牛鼻子，吹響中國推動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的號角。創新的關鍵是：在使命上以推動亞洲國家的經濟長期發展為目標，在治理上多元包容、協商民主，絕不搞美國式霸道條款，在文化上強調開明、高效和包容，在決策上不宜過多考慮政治與意識形態因素。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新興大國和文明古國，應借亞投行的制度創新給世界帶來一股新風。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由中國國家領導人在一年多前提出，最近引發了全球關注，一大批美國的鐵桿盟友包括英國、加拿大等紛紛倒戈，表示愿意加入或者考慮加入，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

　　這是千載難逢的機遇，中國應該抓住這一難得的機遇，吹響國際經濟治理體制改革的號角，給世界經濟帶來一股久違的新風！

　　布雷頓森林體系面臨改革

　　1944年7月，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布雷頓森林召開的國際會議，奠定了戰后70年國際經濟治理機構的基本框架。當時國民政府派出了由孔祥熙帶領的龐大隊伍，人數第二，僅列東道主美國之后。諳熟洋務的孔先生精心準備了中國方案，可惜國力孱弱，無人問津，中國人基本上淪為打醬油的。

　　叱詫風云、意氣風發的英國代表、大經濟學家凱恩斯，更是躊躇滿志，提出了一攬子方案。可惜國際秩序是靠實力說話的。最后的協議基本上就是美國制作。凱恩斯是乘興而來，敗興而歸。

　　此次會議確定的國際體系由三駕馬車組成：維護自由貿易的ITO(即國際貿易組織，后來由于美國國會的阻撓無法成立，遂降格為關貿總協定，1995年又升級為世界貿易組織[微博])、穩定國際金融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微博](IMF)、幫助貧窮國家發展的世界銀行。過去70年來，這一體系為解決全球重大問題、應對各種危機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但是眼下，這個維系世界經濟增長70年的戰車已顯疲態，亟需改革。而美國作為這個體系的維護者和受益者，最近幾年來表現出明顯的惰性，不僅不能提出改革的方案，而且對于已有的改革方案進行阻撓和破壞。最明顯的例子是，一年前美國國會對于IMF投票權的改革方案遲遲不予認可，導致包括歐洲國家在內的許多成員國強烈不滿。

　　歐洲國家包括英國事實上是這一輪IMF改革的短期利益犧牲者，雖然它們被削減的投票權是最多的，但它們也同意了改革方案，而在改革方案中美國的讓步很少，它卻始終表示反對，這引發了眾怒。這就解釋了為什么英國帶頭，加拿大等發達國家聯合造反，倒戈投向中國。這實際上是一個重要的信號。

　　事實上，在此之前，英國、加拿大等美國的盟友已在人民幣國際化等問題上積極推動與中國的合作，與美國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直接地冒犯了美國。這充分顯示美國極力維護的美元霸權在國際上已經不得人心，美國的盟友們在美元這一核心問題上已經跟美國分道揚鑣，亞投行只不過是把這一新的格局更加明白無誤地展現在人們面前。

　　美國的傲慢：現行國際治理體系的基本問題

　　由美國主導的現行國際經濟治理體系，存在三個基本問題。

　　第一，它沒有回應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新的訴求，而仍然維系發達國家在國際治理體系中的霸主地位。以1997到1998年的亞洲-俄羅斯金融危機為例，今天連IMF自己都承認當時的政策指引是錯誤的。當年亞洲國家爆發金融危機，發達國家包括美國袖手旁觀，甚至落井下石，IMF開出的政策藥方是：緊縮、緊縮、再緊縮。

　　在金融市場一片混亂的情況下，反而要危機國收緊貨幣政策、收緊財政政策。這相當于在房屋失火的情況下，擰緊了本該救火的水龍頭。這些建議是完全錯誤的，方向是相反的，這一點IMF在自我評估中已經完全承認。

　　而導致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IMF并未真正立足于新興市場國家的利益進行考量。反觀2008年金融風暴中，美聯儲、英格蘭銀行采取了跟1997年IMF所提倡的政策完全背道而馳的舉措，其實質是“寬松、寬松、再寬松”，起到了比較好的救市效果，促進了美、英等國經濟的較快恢復。

　　也許有人質疑，上述IMF的政策是其內部工作人員的認識或水平有限所致。其實，根據我與IMF多年的交道來看，IMF的職員素質是非常高的，而IMF的管理是異常集中的，稍微重要的政策報告(如人民幣匯率)和出資必須集中審批，審批的核心是IMF的ED(執行董事)委員會，而美國在ED委員會內外的影響力特別大。

　　正因為如此，IMF不可能認真按照IMF章程監督、指導美國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公開的批評更是不可能。換言之，美國是班長，IMF是他任命的課代表，班長不交作業，課代表無可奈何。

　　第二，在IMF與世界銀行中，美國不愿放棄其一票否決的地位，引發眾怨。上述IMF投票權的改革已經讓美國的意圖彰顯于世，3年前世界銀行行長人選的博弈也體現出美國的霸道做法，即堅決不允許非美國公民當選。當下，IMF投票權改革已經破產，而IMF自己的備選方案(所謂的B計劃，即PlanB)目前還沒有推出。

　　另一邊廂，世界銀行的內部管理目前也十分混亂，士氣低落。事實證明，現任世界銀行行長并不是一個強有力的領導者，有可能淪為世界銀行史上最無力的行長，他作為一位衛生領域的教授，對于經濟發展、扶貧乃至于大機構的內部管理都顯得力不從心、經驗不足。按照商業機構的邏輯，這樣的CEO應該提前下崗，但是美國卻不甘心自己任命的CEO就這樣下臺，這太讓白宮丟面子了。

　　第三，美國作為最大的國際貨幣發行國，沒有擔當其應有的責任。美國經濟的恢復得益于其自身的量化寬松政策，而美國當年在量化寬松政策推行的時候卻指責外國的貨幣對美元升值。而今天，當美國經濟自身恢復健康之時，美國卻開始收緊貨幣政策，完全不考慮此舉對其他國家包括新興市場國家所產生的影響。

　　這種國際貨幣的發行者完全以本國的經濟利益為考量、不考慮其他國家情況的做法，在全世界看來都是不合適的。按照上述分析，IMF不可能提出任何有約束力的意見。

　　凡此種種問題，就連美國自己的戰略盟友也已經看不下去。于是，英國等國家紛紛選擇加入亞投行，以行動表態，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焦點：亞投行應該如何制度創新？

　　中國政府所倡議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嚴格意義上講，與現行的國際經濟金融機構并不矛盾。因為它的運作領域主要是在亞洲，而投資方向主要是基礎設施建設。但是為什么它卻引來國際上廣泛的關注？中國方面又能夠借亞投行的設立達到什么目標呢？

　　本人認為，最關鍵的是要給這個世界帶來一股新風，通過制度創新讓世界看到，中國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新興大國，也是一個具有古老文明傳統的大國，能夠給這個世界帶來嶄新的理念。

亞投行應該如何制度創新？

　　第一，使命要清晰，定位要體現出無私的境界和道德的高度。從這一角度出發，亞投行的使命應該定位于為亞洲地區的廣大民眾謀求長期經濟發展和繁榮，換言之，亞投行不是為中國的狹隘利益服務的，它的目標是帶動周邊國家經濟的長期發展。如此清晰而高尚的使命，在全球范圍內都會具有感召力。

　　第二，治理機制必須要有創新，決不搞美國式的霸道條款。具體說來，要體現多方利益和聆聽多方面的聲音，不能模仿IMF、世界銀行等機構的執行董事委員會制度——該委員會是一股一票，美國是15%以上的大股東，投票必須85%以上通過，美國的否決權于是被設計出來了。

　　本人認為，亞投行應該設立三個委員會。第一個是董事會(Board of Directors)，由各國根據投資額來分配席位和投票權；

　　第二個是成員國代表委員會(Representative Council)，類似于美國的參議院(美國各州不管大小均有兩個席位)，即，不論國家大小，不論投資額多少，每個國家都有一個席位；

　　第三是咨詢委員會(Consultative Council)，其中應該包括相關地區的勞工組織代表、企業家代表、資本市場代表、社會意見領袖代表，甚至于文化環境保護代表。

　　這三個委員共同合作，共同協商。董事會擁有決策權，但是重大事宜應當在決策前充分商量、醞釀，力求基本達成一致再進行具體決策。

　　這種協商式民主的辦法是中國政治的基本特點，也和當前全球化時代強調社會責任、力求聽到不同聲音的趨勢相一致。它和IMF、世界銀行那種“一股一票”、大事必須85%通過、美國人長期霸著否決權的做法是不一樣的。這樣的亞投行治理結構會更具有全球號召力。

　　亞投行另一個重要的治理問題是行長等高級職員的任命。汲取世界銀行與IMF的教訓，應該是擇賢任命，這樣就打破了IMF、世界銀行以及亞洲開發銀行不成文的規矩，那就是世界銀行應該由美國人、IMF由歐洲人、亞洲開發銀行由日本人分別當一把手。如果亞投行采取擇賢用人的辦法，將順應全球化的歷史浪潮。

　　第三，應該強調文化建設。任何一個國際組織就像一個企業一樣，其文化就是基業長青的基因。亞投行應該強調一種開明、高效、包容的文化。這樣的文化才能夠吸引全世界的精英都來為其工作。這種文化也能夠保證亞投行的決策能夠合理、有效，符合相關地區大多數民眾的利益。

　　第四，亞投行的決策應該以經濟發展為主要目標，而不應考慮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因素。比如說，如果美國等某些大國要制裁的對象在經濟發展上有切實需要，那么，亞投行也應該實事求是地考慮該地區的實際情況，獨立自主地決策。畢竟，經濟發展的最大受益者是普羅大眾，而不是該國的統治階層。

　　亞投行是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的偉大創舉。在其設立中應該緊緊抓住體制創新這個牛鼻子，吹響中國推動國際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的號角。這是中國作為一個煥發青春的文明古國對世界應有的貢獻。

　　(本文作者介紹：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金融系主任，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原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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