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羅思義

　　從實事求是的角度來看，得到事實和全球數據雙重驗證的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資本密集型生產隨經濟發展呈上升趨勢，應得到重視。

　　在近來引發巨大反響的《吉林省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研究報告》中，林毅夫指出，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有三個來源： 中國的實踐經驗，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和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范式。1 下文將依據數據對這些來源展開分析。但在此之前，有必要先提出一個問題：新結構經濟學理論能否經得起事實的檢驗，以及它是否符合經濟學現實？為回答這個問題，下文將引用世界銀行的全球最新數據，對新結構經濟學的主要理論基礎，特別是新結構經濟學所作的“勞動密集型轉型資本技術密集型是經濟發展的必然道路”的分析，進行驗證。結果顯示，全球數據和事實充分印證了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除此之外，下文還將分析中國某些特定的特征，以及新結構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之間的關系。

　　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特征

　　新結構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對“比較優勢”理念進行了獨創性和全面性的分析。大多數教材對比較優勢理論的分析，往往把焦點集中在純物質生產優勢——擁有豐富石油供應的國家在能源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氣候炎熱的國家在生產熱帶作物上具有比較優勢等等，來闡釋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提出的這一理念。新結構經濟學則重點對資本和勞動力等不同的生產要素的比較優勢，進行了更全面的分析。比如，新結構經濟學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經濟結構會從勞動力密集型過渡到資本密集型：

　　“一國的要素稟賦在任意特定的時刻是給定的，但隨著時間推移是可變的。它決定了一國的比較優勢，并從而決定了該國的最優產業結構。一個特定國家產業結構的升級要求要素稟賦結構的升級（即由勞動力和自然資源相對豐裕的結構升級到資本相對豐裕的結構）。”2

　　新結構經濟學的這一分析顯然得出一個明確且經得起事實檢驗的結論：發達經濟體資本密集型發展高于欠發達經濟體。正如世界銀行發布的涵蓋占世界GDP比重99%的168個國家的資本密集型生產數據的《2017年世界發展指標》顯示，此分析完全經得起實證檢驗。

　　資本密集型生產隨經濟發展呈上升趨勢

　　資本密集型生產增加意味著，促進同樣數量的經濟增長所需的資本投入數量需要有所提高。這可通過增量資本產出率（ICOR）來衡量。ICOR是GDP增長1%所需投資總值占GDP總值的比重。增加產出所需的投資越低越好，亦即增量資本產出率越小，投資效率則越高。用公式來表達就是：

　　ICOR =GDP增長率/投資占GDP比重

　　圖1呈現的是以世界銀行提供的最新國際可比數據為依據的2015年ICOR比較：

　　· 世界 ICOR平均水平 為 8.6，即世界GDP每增加一個百分點需要投資GDP的8.6%；

　　· 發展中經濟體ICOR為7.7，即發展中經濟體資本密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發達經濟體ICOR為9.7，即高收入經濟體資本密集型生產不僅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遠高于發展中經濟體；

　　· 中國 ICOR為 6.3，不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水平。數據對中國的具體影響請見下文分析。

　　可以看出，世界銀行提供的最新國際可比數據充分印證了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發達/高收入經濟體資本密集型生產多于發展中經濟體。

　　應指出的是，單年的ICOR可能會受到經濟周期波動，以及隨之而來的GDP增長加速或減速所帶來的影響。因此，為免最新數據僅反映單年的非典型趨勢之嫌，有必要進行交叉驗證。圖2呈現的是按照5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的2010-2015年ICOR比較，更長時間的分析請看下文。

　　按照5年移動平均線計算：

　　· 世界ICOR平均水平為8.5；

　　· 發展中經濟體ICOR為6.1，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 高收入經濟體ICOR為12.1，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 中國ICOR為5.7，不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發展中和發達經濟體。

　　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發達經濟體資本密集型生產多于發展中經濟體，再次得到充分印證。

　　ICOR的長期比較

　　最后，為體現長期框架，以及結構特征，圖3為大家呈現按照能消除經濟周期波動影響的1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的ICOR比較。可以看出，在整個比較期間，高收入經濟體ICOR高于發展中經濟體，正好吻合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

　　顯然，從全球數據可以看出，無論按照什么樣的時間框架計算，新結構經濟學的基本前提——隨著經濟的發展，經濟結構會從低資本密集型的增長過渡到高資本密集型的增長，均得到印證。

　　“中國投資效率低下”的說法是錯誤的

　　本文的重點并非討論中國的具體發展過程，而是分析新結構經濟學的關鍵前提條件。但全球數據體現了中國一些鮮明的特點。尤其是數據表明，部分中國媒體所宣稱的“中國發展方式過多倚重資本密集型生產”的說法是錯誤的。

　　根據上述分析數據，任何國家（包括中國）的資本密集型生產是否過度，只能依據該國經濟發展階段判斷，因為發達經濟體資本密集型生產高于發展中經濟體。根據世界銀行的分類標準，中國屬于中上收入經濟體——中國人均GDP已經超過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

　　根據世界銀行最新數據，確切地說，2015年中國人均GDP在133個發展中經濟體中排名第19位，即中國人均GDP高于114個發展經濟體，僅18個發展中經濟體人均GDP高于中國。鑒于中國人均GDP在發展中經濟體處于頂部位置，以及中國是最接近高收入經濟體的發展中經濟體之一，因此圖1和圖2所反映的中國ICOR低于大多數發展中經濟體引人注目。2015年中國ICOR為6.3 ， 所有發展中經濟體ICOR為7.7。按照5年移動平均線計算，2010-2015年中國ICOR為 5.7 ， 所有發展中經濟體ICOR為6.1。

　　顯然，部分中國媒體所宣稱的“中國投資效率低下”的說法違背事實。相反，與發展中經濟體整體水平相比，中國投資效率相當高。

　　正如圖4所示，如果以2010-2015年為時間跨度，按照5年移動平均線計算，對中國與其所屬的同一發展階段的中上收入經濟體進行比較，形勢變得更為明顯：

　　·  高收入經濟體ICOR為 12.1；

　　· 世界ICOR平均水平為8.5；

　　· 中上收入經濟體ICOR為6.6；

　　· 中國ICOR為5.7。

　　也即是說，中國的資本密集型生產低于中上收入經濟體，也不及一半的高收入經濟體。這明顯說明，中國利用投資促進經濟增長的效率高于大多數中上收入經濟體。

　　宣稱“中國經濟發展方式過多倚重資本密集以及中國投資效率低下”的說法，顯然是錯誤的。與同一發展階段的經濟體相比，ICOR低于平均水平的中國投資效率更高。

　　根據上述數據，還應指出的是，鑒于高收入經濟體資本密集度高于欠發達經濟體，預計中國 ICOR會隨著中國躋身高收入經濟體時提高。中國ICOR隨著時間推移提高，并不一定意味著中國投資效率會下降，而僅僅是因為其躋身高收入經濟體，其經濟增長模式不可避免地變得更資本密集。要分析中國利用資本的效率，僅僅做時間比較是不對的，因為當中國邁向高收入經濟體時資本密集度會提高。因此，有必要對中國與同一發展階段的經濟體做比較。正如圖4所示，這樣的比較證明，與同類型經濟體相比，中國投資效率更高。

　　新自由主義的錯誤

　　最后，雖然本文關注的重點是事實，而非理論，但有必要根據以上分析數據，對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理論的三大來源進行分析。這顯然有利于看清新自由主義所犯的錯誤。拙著《一盤大棋？ ——中國新命運解析》對西方經濟學的一些實證研究進行了詳細分析，因此這里只對此做個概述。但關鍵的問題顯而易見。

　　雖然西方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有所不同，但它們都得出“資本密集型生產隨著經濟發展呈上升趨勢”這一實證結論。這一結論直接源自現代經濟學奠基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先驅亞當·斯密（Adam Smith）所著的《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斯密本人就“資本密集型生產隨著經濟發展呈上升趨勢”清楚地指出：

　　“當社會處于尚未分工、很少交易活動、每個人都為自己張羅一切的原始狀態時，要進行日常的生活運作是無需事先貯存或積蓄任何物品的。”

　　相反，隨著經濟發展，當勞動分工有所發展時，就必然需要投資：

　　“當某項完整工作包含許多不同的工序時，如果要讓每個工人都只固定不斷地執行其中某一工序，所需動用的資本，一定會比每個工人偶爾被分派去執行各種不同的工序時多很多。”

　　當一個國家變得更為發達時，則需要更多的投資：

　　“按照自然規律，各種物品的累積必然先于社會分工。所以，只有當事先積蓄起來的各種物品數量越來越多時，勞動分工才可能分得越來越細密……因此，當勞動分工越來越細密時，若要讓相同數量的工人經常有活干，除了必須有相同數量的食物積蓄事先累積起來之外，事先累積的原料和工具數量，也必須比勞動分工粗略時還要多一些。”

　　繼承了斯密分析理論的李嘉圖指出，“在機器或耐久資本還沒有大量使用的早期社會，等量資本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是接近相等的，彼此之間的相對價值只會由于生產所需的勞動量的增減而有漲有跌。”接著，馬克思做出了他的最重要的經濟分析理論之一——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呈上升趨勢，即資本密集型生產呈上升趨勢。用馬克思主義術語來說，就是“資本有機構成呈上升趨勢”。此外，“不變資本”指的是固定投資和存貨，“可變資本”指的是勞動力。如下所示，馬克思的分析與斯密和李嘉圖的分析一致：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從而同被推動的總資本相比，會相對減少，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規律。這只是說，由于資本主義生產內部所特有的生產方法的日益發展，一定價值量的可變資本所能支配的同數工人或同量勞動力，會在同一時間內推動、加工、生產地消費掉數量不斷增加的勞動資料，機器和各種固定資本，原料和輔助材料，——也就是價值量不斷增加的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從而同總資本相比的這種不斷的相對減少，和社會資本的平均有機構成的不斷提高是同一的。這也只是勞動的社會生產力不斷發展的另一種表現，而這種發展正好表現在：由于更多地使用機器和一般固定資本，同數工人在同一時間內可以把更多的原料和輔助材料轉化為產品，也就是說，可以用較少的勞動把它們轉化為產品。不變資本價值量的這種增加，會使產品相應地日益便宜。隨著可變資本同不變資本相比的日益相對減少，使總資本的有機構成不斷提高。”

　　跟斯密、李嘉圖與馬克思一致，凱恩斯同樣指出，投資占經濟比重會隨經濟發展而上升。他指出，儲蓄和投資相等，因此投資占經濟比重呈上升趨勢是儲蓄率隨經濟發展呈上升趨勢的必然結果：“在一般情況下，平均說來，當人們收入增加時，他們的消費也會增加，但消費的增加不像收入增加得那樣多……較高的絕對量的收入水平，顯然也會擴大收入和消費之間的差距。”因為總儲蓄必然等于總投資，因此儲蓄比重上升必然意味著投資比重上升。

　　但既然從斯密、李嘉圖到凱恩斯等偉大的西方經濟學家均清楚地指出，資本密集型生產會隨經濟發展而上升，此外，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分析，而且事實也印證了這一點，那么為什么新結構經濟學還要就這些分析進行探討呢？為什么新結構經濟學不只是將此視作理所當然，而要研究此結果所帶來的后續影響呢？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新自由主義學派創始人之一的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所犯的一個重大錯誤。

　　弗里德曼挑戰凱恩斯等人的分析失敗錯在哪？

　　凱恩斯指出，投資占經濟比重呈上升趨勢帶來的必然結果是，投資下降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會日益嚴重：“貧窮的社會往往會消費掉它的很大一部分的產量，所以數量非常有限的投資便會足以導致充分就業。反之，富裕的社會必須為投資提供更加充足的機會來導致充分就業，如果想使該社會的富人的儲蓄傾向與該社會的窮人的就業不發生矛盾的話。如果在一個潛在富裕的社會中，投資動機微弱，那么盡管存在著潛在的財富，有效需求原理的作用會強迫該社會減少它的產量，一直到存在著潛在財富的該社會貧窮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它產量的多于其消費的部分被減少到與它的微弱的投資動機相適應時為止。”

　　正因為受到“資本密集型生產呈上升趨勢具有潛在的不穩定性”結論的影響，米爾頓·弗里德曼曾試圖用新自由主義的觀點挑戰斯密創立，并由李嘉圖、馬克思到凱恩斯繼承的觀點——“投資占經濟比重呈不斷上升趨勢”。正如弗里德曼指出：

　　“ 凱恩斯具有爭議性的理論——市場機制不能自動地使經濟達到充分就業時的均衡狀態，令我對凱恩斯消費函數理論的正確性的疑慮加深。”

　　弗里德曼借助美國經濟數據，以反駁李嘉圖、馬克思到凱恩斯源自斯密的經濟分析。他為此專門寫了一本書《消費函數理論》（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以推翻凱恩斯等人的觀點。

　　這里沒有必要討論凱恩斯的觀點——投資占經濟比重呈不斷上升趨勢會增加經濟的不穩定風險，是否正確與否。本節的目的僅僅是指出，弗里德曼試圖通過西方計量經濟學家進一步的實證分析，反駁斯密-李嘉圖-馬克思-凱恩斯的分析。這些現代計量經濟學研究結果確鑿地證明，弗里德曼犯的一個錯誤是依賴美國而非全球經濟數據，而斯密-李嘉圖-馬克思-凱恩斯所作的“資本密集型生產隨著經濟發展呈上升趨勢”的分析則是正確的。

　　弗里德曼所犯的一個重大錯誤是他沒有核實，美國是一個例外，而非總體或國際趨勢。他錯在僅以個例為準，而沒有進行全面的國際比較。正如作為反凱恩斯的大將，新古典主義的羅伯特·巴羅（Robert Barro）就主要經濟體的研究結果也不得不總結指出：

　　“美國國內投資率和國民儲蓄率穩定性一直很強……但引人注目的是，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是個特例，因為其他國家國內投資率和國民儲蓄率均有明顯的增長，特別是相比二戰前大幅增長。因此，長期數據顯示，國內投資總額和國民儲蓄總額占GDP比重隨著經濟發展呈上升趨勢。”

　　當然，這個重要結論已得到上述全球數據印證，這也完全吻合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

　　結論：新結構經濟學應作為經濟分析的重要基石

　　概括來說，新結構經濟學所作的“資本密集型生產隨經濟發展呈上升趨勢”的分析，得到了事實的充分印證，也吻合偉大的西方經濟學家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的分析。試圖反駁這一分析的新自由主義重要創始人弗里德曼則犯了依賴個例的錯誤。鑒于“資本密集型生產隨經濟發展呈上升趨勢”的結論得到事實和經濟理論的雙重驗證，應將其作為經濟分析的重要基石。

　　這并非說，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在某種意義上只是復述早先的經濟學。正如上文所述，新結構經濟學的比較優勢理論比源自李嘉圖的理論更具普遍性。但話說回來，這并不是對李嘉圖的批評，因為與現代經濟社會相比，李嘉圖時代投資占經濟比重低得多，而且增長也慢得多，這導致李嘉圖不可避免地把注意力集中在比較優勢的其他特征上。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則以東亞經濟體，特別是中國的快速增長作為研究依據。此外，新結構經濟學也強調全要素生產率（TFP）對于發展中經濟體的特殊重要性——后發優勢，即發展中經濟體擁有利用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技術的能力，因此發展中經濟體可避免開發這些前沿技術所涉及的成本。正如林毅夫指出：

　　“對于技術引進，發展中國家可以通過借鑒或采用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熟的技術，從而將它們的劣勢轉變為優勢。與之相反，發達經濟體必須在全球技術前沿上進行生產，并必須持續在研發方面進行新的投資以實現技術創新。因此，發展中國家有潛力實現高于發達國家數倍的技術創新率。”

　　新結構經濟學也對二戰后發展起來的“進口替代”戰略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提出了批判。

　　綜上所述，新結構經濟學并非復述以往的經濟理論，而是在此基礎上借鑒吸收并創新形成的帶有自身特色的一種新的經濟理論。最重要的是，新結構經濟學對所有重要問題的分析，是以從斯密起到馬克思等偉大的西方經濟學家的分析為依據。

　　顯而易見，從實事求是的角度來看，得到事實和全球數據雙重驗證的新結構經濟學的分析——資本密集型生產隨經濟發展呈上升趨勢，應得到重視。

　　(本文作者介紹：前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現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