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鐘偉 原載21世紀經濟報道

　　我們必須意識到，在有些改革的時機尚不具備時，不讓壞人肆無忌憚地繼續做壞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讓好人做好事更容易一些。

　　中國正處于一個歷史性的關鍵拐點。在過去的150年，中國人的心路歷程經歷了封閉屈辱、崇洋媚外，自強不息、和而不同的變遷。中國夢從未如此真切過。無論從自身歷史的縱向相比，還是從東西方國家體系的橫向相比，中國都處于關鍵拐點。如習近平所指出，“今天，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

　　中國人的國家認同、國民自信和綜合國力的提升，使得我們處于非常接近民族復興的中國夢。這是百年未有之變局。看清這種大轉折，你就會理解，無論未來前途如何曲折，未來三年看多中國、做多中國是唯一正確的投資戰略。

　　盡管這個關鍵拐點如此清晰，但各種爭議仍然喋喋不休，圍繞中國經濟是否走入新平臺、新周期的爭吵正酣。問題的關鍵在于，在過去十個季度，美國引領全球經濟逐步擺脫衰退泥潭；在過去六個季度，中國經濟已放棄了繼續讓金融地產唱主角的老路，撤火了或強或溫和的刺激政策，實體經濟整體有所穩固，局部有所創新。如今中國經濟逐步呈現在新平臺之上蓄勢待發的新氣象。沒有什么人關心2017年下半年GDP高了還是低了零點幾個百分點，粗放增長和創新泡沫都已在消退，人們在努力挖掘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動能，盡管新動能仍然并不清晰。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拐點，我們已身處其中。

　　一是大國關系的拐點，美中的和而不同尤其關鍵，中國需要做好面對持續外部壓力的準備。

　　大國關系的拐點，主要是由于西方的相對衰落所致。以美國為例，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GDP累計僅增長30%左右，但美聯儲資產負債表從金融危機前的不足1萬億美元膨脹到4.5萬億美元，聯邦政府債務從10萬億美元膨脹到20萬億美元，道瓊斯指數和納斯達克指數分別上升了124%和240%，這種局勢明顯難以為繼。過度福利和理想主義色彩使美國扮演既有角色力不從心。盡管特朗普執政以來，美中關系開局良好，但看起來美中之間出現積極和消極因素交錯、出現一定程度的可管理控的分歧和摩擦，是勢所難免的。美方在強調，考慮構建未來50年的中美關系，和1972年中美建交以來的45年相比，未來50年美國必須重新看待在政治、經濟、科技等諸多領域都不遜色于美國的中國，必須使得中美新型大國關系有利于國際社會的利益和美中國共同利益。大國關系的拐點日益臨近。

　　由此可知，中國改革開放的戰略機遇期，即便沒有結束，但其形式和內容都已有了重大改變，中國需要通過一帶一路等戰略舉措，主動努力延長戰略機遇期。但畢竟大國相對力量的興衰，使得中國的未來無法延續“不均衡致富”的線路，均衡增長和消費驅動的意義在上升，外資對中國經濟的整體影響趨弱。

　　二是工業化的拐點，大工業向智能工業走得很快，中國和美國工業競爭能力不斷接近。

　　中國目前具有全球最完備的工業體系，其工業產值已經大幅超過日本和德國，與美國規模相當。在不知不覺之間，人們已分不清中國加工、中國制造和中國創造之間的截然分界嶺。中國味道的工業化進程，幾乎使得地球上享受到工業革命以來文明成果的人口實現翻番。

　　中國存在產能過剩、債務杠桿和產業升級等諸多嚴峻問題，但中國后工業化的智能制造潛力同樣可觀。根據中國社科院的相關研究，中國大量消耗化石能源、鋼鐵有色等投入，產出大規模工業制品的巔峰期可能正在逐漸過去。

　　回顧過去五年，中國工業究竟發生了什么？一是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混改藍圖并未整體落實，我們可能低估了權貴階層對國有經濟的侵蝕，時機不成熟的倉促混改很可能就是奉狼以肉；二是行業生態有所改善，龍頭和優勢企業的行業集中度在提高，小散亂差企業加速淘汰；三是工業整體處境觸底回升，創新動能有所積累。

　　由此可知，未來工業革命的競爭，可能主要在中美之間。而以流水線大規模標準品為特征的工業化可能在退潮中，考慮到有可能中國對化石能源、鋼鐵有色等資源品的邊際需求增長在放緩，而全球范圍內尚未出現其他新興國家能夠接續這種需求，很可能在未來五年，大宗商品市場處于溫和高位，但難有亮色的狀態。

　　三是城市化的拐點，中國人口大遷徙和大集中逐步放緩了，基建高潮也已在巔峰。

　　在過去20年，中國經歷了急風暴雨般的城市化，人口總量在增長的同時，人口急劇向大中城市及其周邊，以及城鎮集中。盡管從戶籍人口看中國城市化似乎尚未完成，但若從實際進程看，中國居住在城鎮以上的人口可能已逾70%。

　　盡管人口遷徙和超大繁華都市仍在推進，但無論中國城市化還是房地產，很可能已度過巔峰，建材和家居家裝也會隨之增長放緩。這種拐點帶來的沖擊意義深遠。一是使構建和完善社保體系的時期更短促，勞務輸出大省壓力尤大。二是熟練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將突出，城市群之間可能圍繞年輕人爆發爭奪戰。三是城鎮化的空間可能小于預期，基建周期及其回報率可能被高估。

　　由此可見，中國城市化拐點也許意味著，中國房地產和基建可能已經處于巔峰期，這種拐點并非由于限購限貸等調控所致，而是行業大周期所致。考慮到2016和2017年地產行業將連續實現每年2萬億以上的正現金流，考慮到高銷竣比對地產投資的延后效應，我們相信2017年地產銷售金額和面積仍將創歷史新高，地產行業加速集中，進而給地產龍頭企業帶來較多機會。同時，基礎設施的多主體籌資、建設、運營和持有也會日益受到重視。事實將證明，中國樓市不會爆發泡沫式崩潰，嚴厲的調控措施延長了地產景氣周期，平抑了價格泡沫。

　　四是金融的拐點，傳統金融既產能過剩又利潤攤薄中，或者說，地產+金融不再是未來驅動中國經濟的雙引擎。

　　中國其實經歷了奇跡般的改革，即從1995年開始用了10年的時間重塑了其羸弱的金融體系。次貸危機以來，全球都在經歷金融產能的去化，人們驚訝地發現，其實并不需要那么機構、網點、產品和從業人員。金融業的資本回報率急劇下降，中國也不例外。隨著中國央行明顯放緩貨幣供應量的增速，伴隨中國工業化、城市化的高速貨幣化進程也接近尾聲。中國金融業增加值對GDP的貢獻可能持續下滑。

　　近年來，金融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持續高于房地產，2017年二季度金融業和房地產業對GDP增長的拉動分別為0.4和0.5個百分點。從2016年下半年開始，地產和金融的膨脹被套上了籠頭。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清晰地表明了，盡管還有許多金融技術創新，但是傳統金融很可能難再輝煌。

　　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意識到，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拐點，決定了中國貨幣化的拐點。盡管過去30年中國究竟存在何種程度的貨幣超發仍繼續存在爭議，但當下各口徑貨幣供應量增速的全面回落，并非由于宏觀調控而致的短期選擇，貨幣供應增速放緩折射出對高速增長平臺的最終道別。

　　由此可見，傳統金融行業也面臨去產能、減網點、降利潤、扶實體、防風險等一系列挑戰。影子銀行系統、互聯網金融、表外空轉和千奇百怪的虛擬貨幣眾籌等游離于行為監管之外的活動會受到抑制。資本監管、風險監管和技術監管并重。同時考慮到當下國有銀行和大型保險公司的估值水平，金融求穩的同時，也可能會伴隨金融股活躍的現象。

　　五是人力資源的拐點，本土服務業崛起，社保體系承壓，人工智能加速催化。

　　人們曾經爭論中國的人口紅利期是否已過去，最近則在爭論人口統計數據是否可靠，或者在爭論二孩政策的落地效果。從每年的參加高考人數看，中國人力資源的拐點已到。增長更快的老人和較慢的青少年，使得中國繼續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提供富有創造力的人力資源的難度在增加。這將迫使中國從利潤回報率較低的、基于國際分工的制造業，加速向利潤回報率較高的、基于科技感的本土服務業轉型。

　　由此可見，東莞百萬女工紡織玩具城的遠去和智能制造的到來，是一種歷史潮流。困擾富士康類型企業的最大問題，不是訂單、資金或生產基地，而是高度紀律性的熟練勞動力不可復得。人口的劇變使得規模化工業的利潤回報，迅速讓位于本土化服務業，繼而讓位于技術型服務業。我們幾乎可以預見，快遞小哥會迅速向快遞大叔遷徙。由于人口和土地資源的變遷，中國經濟迅速從外資+工業化，轉向金融+地產，并再度向智能制造+本土服務轉型。

　　六是生態環境的拐點，產業轉型和被喚醒的公眾帶來生態修復。

　　消耗巨大自然資源投入的工業化、出于苦難記憶強調糧食自給的農業都在逐漸遠去，工業化需要向智能制造4.0邁進，中國農業也將在供給側改革下轉向綠色優質。同時與大工業、大城市發展相對應的無與倫比的基礎設施高潮，也會轉折。這些都非常有利于中國生態修復。同時環境問題又是一個公共意識覺醒問題。隨著人的老死新生，從產業結構到公共意識，都會非常有利于生態修復的進程。也許我們已身處在告別中國環境最糟糕時期的進程中。

　　由此可見，嚴重環境問題，是從貧困中追求財富的特殊時期，物欲橫流、枉顧子孫和官商勾結所致。隨著中國超越中等收入陷阱，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和民眾環境參與意識的覺醒，中國有可能面臨一個柳暗花明的美麗中國。

　　七是消費升級的拐點，靠移動互聯網時代的智能消費。

　　許多人可能期待中國像西方國家一樣，加速向以消費支撐經濟增長的模式轉型。當下消費對GDP的貢獻已超過60%。我們并沒有那么樂觀，衣食住行玩等西方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帶來的消費潛力釋放，在中國已很充分，住房汽車、服裝餐飲、教育娛樂、健康養老等消費升級已經較為充分。如果中國有什么消費升級亮點的話，可能要依賴移動互聯和人工智能的長足進展了。

　　由此可見，盡管中國經濟增長向消費轉型是必然的，但這不意味著消費能始終維持在約10%的增速，而很可能低于預期，這是目前中國在消費品領域和住房領域已經達到的水平所決定的，也是中國居民凈儲蓄率趨降和年輕族群不足的下行趨勢快于預期所決定的。這也意味著已經實現行業洗牌和形成龍頭企業的大消費行業，例如白酒、乳業和家電業的未來增長可能低于預期，新奇特消費率和航空出行率則可能持續提升。

　　八是家庭部門稅收的拐點，為企業減負幾乎意味著改革個稅體系，不給家庭加稅，就難以給實體經濟持續減稅。

　　人們常常在爭論中國企業稅負過重，其實這掩蓋了另一個問題，即中國家庭部門稅負過輕，尤其是富裕人群和巨富者的稅負過輕。從國民收入分配看，中國政府部門占比較高，因此未來要為中國企業持續減稅，就必須考慮對家庭部門的有效稅收征管。這種稅制轉型，必須隨著消費驅動型、智慧服務型經濟而不斷加速推出。個人所得稅、房地產稅、遺產稅的陸續開征是合理選項。

　　由此可見，政府對家庭部門，尤其是高收入群體的稅負必然和必須逐步增加。同時，金融機構對高凈值人群將非常重視。據估計，中國家庭的可透視金融資產凈值為100萬億元，而其中37萬億元為120萬人所擁有。一個向中國富人加稅，為中國企業減稅的潮流在涌動。房產稅和遺產稅的陸續開征只是時間問題。

　　過去五年，中國社會悄然之間經歷了急劇的轉折，中國國家命運日漸清晰。在《將改革進行到底》第四集《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中，習近平指出，“別看你今天鬧得歡，小心今后拉清單，這都得應驗的，不要干這種事情。頭上三尺有神明，一定要有敬畏之心”。過去五年，中國社會和人心中的正義、秩序和凝聚力在增加。

　　我們必須意識到，在有些改革的時機尚不具備時，不讓壞人肆無忌憚地繼續做壞事，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讓好人做好事更容易一些，好壞力量的此消彼長，也使得和經濟增長相應的財富創造以分享，更多地惠及正直勤勉的企業家和普羅大眾。

　　全方位經濟轉折或已出現，或將出現，并將延續幾十年。在2020年之前，投資中國的唯一正確策略就是堅持信心，堅持做多中國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這些轉折有些在西方國家的歷史上發生過，有些在富裕國家正經歷著，有些則可能僅在中美等少數生機勃勃的大國才出現。美中之間核心競爭力的差異在迅速縮小，中國毫無疑問地將越過中等收入陷阱，上述關鍵轉折則是中國邁入當代文明強盛大國的洗禮。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師范大學經濟與工商管理學院教授、平安證券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