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沈建光 原載第一財經日報

　　協調金融監管是個系統性工程，不僅需要納入“一行三會”，還需要站在更高的定位上與多部委形成有效銜接，參與推動財稅改革、國企改革等深水區改革。

沈建光：金融監管改革直面六大沖突

　　歷來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都會為接下來五年的中國金融改革指明方向，而今年會議的亮點與新意在于監管方面的改革部署。中央提出了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強化央行在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上的防范職責，同時，對功能監管、行為監管、強化地方政府監管職責等都有新穎且明確的表述。在筆者看來，上述內容恰好是對筆者早前提出的六大現實沖突的回應，對今后中國金融市場發展影響深遠。

　　第一，直面混業經營與分業監管的沖突。

　　根據央行最新發布的《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7》，近年來中國各類金融機構之間跨行業合作密切，中國步入“大資管時代”，截至2016年末，銀行業金融機構表外業務余額為253.52萬億元（含托管資產表外部分），廣義的表外業務總額甚至超過存貸款余額。然而，現有金融監管體系嚴重落后于金融發展現狀，“一行三會”由于缺乏協調統籌，金融市場機械分裂，使得監管真空區與監管套利的現象普遍存在。此次會議決定新設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相比于此前早就存在的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強化了決策職能，在人事任命上也將高于“一行三會”，強化了監管的地位和執行效力，有助于協調監管。

　　第二，直面各部門利益之間協調難的沖突。

　　一直以來，“一行”與“三會”之間、“三會”內部之間往往存在著目標不一致，導致監管效率低下。從行政級別來說，“一行三會”都是部級機構，彼此互不隸屬，任務不同。而由于不存在隸屬關系，在核心職能存在沖突和矛盾之際，協調便會異常困難，導致金融風險積聚。此次金融工作會議明確提到要強化人民銀行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范職責，這一提法雖然比此前預期的超級央行模式有所弱化，且系統性重要金融機構未納入央行管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央行在“一行三會”中的地位，是目前來看金融改革成本相對較低、利益結構變動相對較弱的一種模式，有助于緩解部門之間難以協調的沖突。

　　第三，直面信息不對稱與防范金融風險的沖突。

　　金融工作會議提到要健全風險監測預警和早期干預機制，加強金融基礎設施的統籌監管和互聯互通，推進金融業綜合統計和監管信息共享。在筆者看來，這是對近年來現實金融警報頻頻發出、信息不對稱擴大風險的教訓的總結。例如，早在2015年中，中國金融市場爆發了股市的大幅下跌，當時證監會為防風險，大力清理配資，但對于銀行、信托、保險等其他金融行業究竟有多少資金進入、市場杠桿水平如何并不清楚，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金融風險。而在危機時，央行作為最后貸款人，往往在事前信息并不充分，信息隔離加大了救助成本。此次會議要求健全風險監測以及切實做到信息共享，在筆者看來，有助于信息透明化，減少預期混亂，有助于監管力度得當和降低救助成本。

　　第四，直面開放的國際化戰略與現有監管體系滯后的沖突。

　　近年來，央行致力于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加速發展，去年美聯儲加息、英國退歐以及特朗普勝選等黑天鵝事件事件導致美元走強，人民幣貶值壓力空前，才使得央行暫緩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此次會議提及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穩步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結合今年人民幣匯率穩定、債券通啟動、放寬資金匯出的管制以及A股加入MSCI等事件，在筆者來看，是重啟人民幣國際化的標志。在此背景下，國內金融監管也需要更加適應開放的國際化戰略，而中國金融監管體系改革恰逢其時，符合國際化進程和全球金融監管新理念。

　　第五，直面金融業態創新與現行機構監管模式的沖突。

　　此次金融工作會議提到加強功能監管，更加重視行為監管，在筆者看來，有別于以往主要強調機構監管，這一創新是適應互聯網金融業態快速發展的需要。實際上，面對近年來互聯網金融的快速發展，P2P等領域金融風險層出不窮。但由于互聯網金融更多是一種平臺服務，其在信息、數據、產品、服務、渠道上可對接很多金融業務，并非單一機構對應。在此背景下，機構監管思路很難滿足防范金融風險的要求，而通過加強功能監管以及行為監管，將改進以往人為割裂的監管體系漏洞以及交叉領域監管真空。

　　第六，直面區域性金融風險與屬地監管缺失的沖突。

　　以往金融監管主要是集中在金融監管機構方面，但此前云南泛亞事件等顯示了地方金融風險如果得不到及早干預，亦有形成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可能。此次金融工作會議強調地方政府要在堅持金融管理主要是中央事權的前提下，按照中央統一規則，強化屬地風險處置責任。在筆者看來，強化地方之責，并嚴格落實問責機制，是防范區域性金融風險的表現。

　　總之，此次中央金融工作會議重在落實監管體制框架改革，提出了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并將辦公室設在央行，強化央行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范職責，并強調從嚴屬地監管等，在筆者看來是直面當前金融風險防范存在的六大沖突的表現，為未來五年金融監管改革指明了方向。

　　但在筆者看來，此次會議尚有一個保留之處，即對金融與財政和國企的關系并未過多提及。在筆者看來，中國金融風險的成因是多重的，諸如地方政府債務攀升的風險，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造成的風險，以及房地產市場風險等存在的“灰犀牛”（指大概率且影響巨大的潛在危機），都與財稅改革與國有企業改革滯后相關。因此，筆者認為，協調金融監管是個系統性工程，不僅需要納入“一行三會”，還需要站在更高的定位上與多部委形成有效銜接，參與推動財稅改革、國企改革等深水區改革，所謂跳出金融看金融，只有協調好財政與金融的關系，才能真正實現金融穩定發展，守住金融安全底線。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現任瑞穗證券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 首席經濟學家。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客座教授，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