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 蔡昉

　　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再分配的力度應與時俱進，社會保護體系應更加完善，政府政策在收入分配格局形成中的作用應有所增強。這是一個具有規律性的政策演變趨勢，是形成和鞏固中等收入群體的關鍵。

　　中國提出“中等收入群體持續擴大”的要求，并將其作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的一個重要方面。伴隨著高速經濟增長和居民收入的提高，以及政府實施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政策，中國的中等收入群體規模不斷擴大，標志著越來越多的群眾得以同步、均等地分享改革開放發展的成果。與此同時，目前的中等收入群體仍然存在著異質性，對公共服務有著不盡相同的需求。為了加快培育中等收入群體，形成橄欖型社會結構，在繼續依靠經濟增長做大蛋糕、勞動力市場發育以改善收入分配作用的同時，也應該思考如何分好蛋糕。

　　“雙城記”

　　美國自由撰稿人謝潑德在他2015年出版的《中國的鬼城》一書中，描述了中國一些城市大量興建的中高檔住宅區，并稱之為“鬼城”。在外國記者的眼中，“鬼城”的規模如此之大，原以為這些新樓盤會長期空置如初。但是，隨后的調查發現讓謝潑德驚異不已，這些住宅區無一不是很快因大量中等收入家庭的購買和入住而被填滿。

　　在達沃斯舉行的2017年世界經濟論壇上，我與中外與會者一起討論了中國中等收入者及其強大的消費力對中國和世界不容低估的影響。對中高檔住宅的這種強大需求，只是印證中等收入家庭消費力的諸多事例之一。

　　不過，還有一類被稱作小城市或鎮的中國城市，雖然其戶籍政策早已經放開，落戶門檻早已大大降低，但由于在經濟和社會意義上都缺乏吸引力，即使政府一再鼓勵農村勞動力向這里轉移，卻依然呈現出“人去城空”的凋敝景象，表現為產業空心化、人口老齡化，缺乏人氣和經濟活力。中國目前大約有650多座城市，其中超過一半被定義為小城市。此外，還有2萬多個鎮。如果不能將這類城鎮納入新型城鎮化的過程，必然會減弱城鎮化推進的動力，降低城鄉居民在城鎮化進程中的獲得感。

　　上述“雙城記”的鮮明對比顯示，中國人口中實際上存在著不同類型的中間群體，分別面臨著不盡相同的需求，既有追求更舒適、更高質量生活的群體，也有追求更多的就業機會、以便超越基本生活需求收入的群體。

　　換句話說，在把中間群體這個概念應用于不同人口群體時，其具有的內涵與外延并非一致，對應的人群也有不盡相同的生活感受和政策訴求。如果不能精準、統一地觀察中間群體作為勞動者的功能與作為消費者的功能，甚至將兩者分割開，中等收入群體為主的橄欖型社會功能也不能充分得以發揮。因此，這里的“雙城記”既是一個關于中等收入群體的故事，也是與之相關的人口學、社會學和經濟學故事，只有把這些方面完整地結合起來，才能把關于中國特色中等收入群體的故事講完整。

　　有缺陷的“中間群體”

　　關于中間群體，或中等收入者，或者國際上所稱中產階級的人數和比例的估計，其實從來都只是一個定義的問題，使用不同定義進行估計，通常導致大相徑庭的數量結果。從學術界來看，有人嘗試依據人口的主觀感受來定義中等收入者，而更多學者則按照客觀收入或消費水平定義中等收入者，后者之中又有以相對水平定義的中等收入者概念，以及以絕對收入水平定義的中等收入者概念。應該說，不同的定義分別來自不同的研究框架，有不盡相同的學術意圖和政策指向，當然也就對應著不同的數字估計。

　　宏觀層面的數字像是森林，每一個個人或家庭則像是樹木。研究收入問題，關注的應該是人本身及其在社會發展中的獲得感，所以不能只見森林、不見樹木。

　　嚴格來說，前述按照不同定義所做的各種界定，主要還是人口學意義上的中間群體。從我們意圖培育的、能夠幫助形成橄欖型社會結構的中等收入群體來看，就業的安全性、收入水平與經濟發展的同步性、享受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程度、生育意愿與生育政策的一致性、對消費升級換代的支撐能力等維度，需要得到特別關注。換句話說，人口學意義上的中間群體，如果不能真正轉化為經濟社會意義上的中等收入群體，一方面尚不能發揮橄欖型社會的功能，另一方面隨著人口老齡化，其中的一些群體還會成為新的貧困人口。

　　例如，一個值得關注且與人口變化趨勢相關的中間群體是農民工。以其為典型，可以分析具有中國特色的中間群體，揭示什么樣的改革和政策調整有助于把他們培養成中等收入群體。當下，普通勞動者工資加速提高，農民工是主要的受益者。2015年，外出農民工的平均月工資已經達到3072元，按照購買力平價美元估算，平攤到每月30天中，每天工資收入已達29美元，即使按照一定的家庭贍養比來修正，折合成家庭人均收入，平均而言農民工家庭也成為了中間群體。然而，以上述經濟社會標準看，他們還是一個有缺陷的中等收入群體。

　　根據國家統計局進行的農民工監測調查，與城鎮戶籍居民相比，外出農民工的就業穩定性不夠，與雇主單位簽訂勞動合同的比例僅為39.7%；農民工未能充分、均等地享受基本公共服務，如觀察其參加基本社會保險的比例，工傷保險為26%，醫療保險為17.6%，養老保險為16.7%，失業保險僅為10.5%。因此，他們作為全部人口的中間群體，其消費潛力尚未充分釋放出來。例如，與城鎮居民把收入的74.3%用于消費相比，他們消費僅占其收入的32.9%。此外，外出農民工在城市自購房的比例只有1.3%，獨自租住的占18.9%，其他則分別是住在集體宿舍、工棚、生產經營場所等。

　　成長的煩惱

　　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高速的經濟增長和急劇的結構變化帶動了就業的擴大和勞動者的非農產業參與率提升。國外學者觀察到，歐美勞動力市場兩極化，高技能型崗位和低端部門非熟練崗位增長較快，中間層次崗位相對減少，美國的新增就業增長緩慢且幾乎無一來自制造業等可貿易部門。但中國不一樣，中國的非農就業在擴大，其分布在可貿易部門與非貿易部門比較平衡。

　　正是由于就業的擴大和參與率的提高，雖然經歷了收入差距的擴大，所有收入組都從收入的快速提高中獲益。例如，在2002-2012年期間，在國家統計局的分組中，無論是最低5%或10%收入組、中間的幾個收入組，還是最高10%或者20%收入組，名義人均收入水平都以13%的年平均增長率提高，而且，較低收入組的收入提高速度還略快一些。這些都是形成一個中等收入群體為主社會結構的必要條件。

　　然而，收入增長過程仍然有煩惱，不同類型的中等收入群體，有不盡相同的煩惱甚至焦慮。處于較高收入組中的人群，仍然為日益高企的房價、年幼子女的入托入園、學齡孩子的高質量教育憂心忡忡。　處于較低收入組的人群，則為看病難看病貴、就業技能跟不上崗位調整的步伐、贍養老人以及自己未來的養老煩惱不已。

　　更具體來說，各類群體各有各的煩心事。

　　農民工為自己能否取得城市戶籍身份困擾，年輕夫婦抱怨生育二孩的負擔，大學畢業生面對著就業的不確定性。當然，這些煩惱大多屬于成長中的煩惱，改善中的煩惱。無論是勞動力市場還是公共政策，也在積極地促進著事情的變化。然而，從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緊迫的時間表著眼，仍然需要實施更大力度、更廣泛意義上的再分配政策，才能在各類人口群體收入提高的同時，增進全體人民的幸福感和獲得感。

　　迄今為止形成的龐大中等收入群體，是高速經濟增長、勞動力供求關系變化，以及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政策的結果，已經塑造了橄欖型社會結構的雛形。然而，從使每個人都有參與感和獲得感來看，培育這個橄欖型社會結構的中間人群，不僅要保持他們在當下收入意義上的中等水平地位，還應該真正在就業、消費、生育、社會保障意義上，解除其后顧之憂，才能提高全體人民的社會總體福利水平，釋放消費潛力，發揮橄欖型社會結構的功能。

　　用再分配政策增強經濟發展的共享性

　　總體而言，隨著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疾風暴雨式的勞動參與率擴大和收入增長階段已經過去，提高居民生活質量、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更多地需要靠再分配政策，把人口意義上的中間群體轉化為經濟社會意義上的中等收入群體，以增強經濟發展的共享性，提高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供給，改善收入分配狀況。

　　國際上在這方面有很多教訓。在那些忽視再分配政策，任由勞動力市場制度退化的國家，收入分配惡化，經濟社會意義上的中等收入群體反而減少。這也正是一些國家給民粹主義政府上臺機會的原因。

　　無論是經濟增長還是全球化，本身無疑都是有益的社會進步的過程，但是，這些過程同樣都不會自動產生涓流效應，不能自然而然保證每個人群自動均等獲益。因此，再分配政策首先應該是一個獨立的政策取向。另外，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收入再分配的力度應與時俱進，社會保護體系應更加完善，政府政策在收入分配格局形成中的作用應有所增強。這是一個具有規律性的政策演變趨勢，是形成和鞏固中等收入群體的關鍵。

　　這里所說的再分配政策，同時包括狹義和廣義的社會政策概念。首先是指對收入進行再分配的政策，諸如具有累進性質的稅收政策等。

　　更重要的是廣義再分配政策，包括保護財產權和調動每個群體參與經濟活動的積極性，推進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體制改革，實施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政策，加快構建中國特色的勞動力市場制度，以及形成針對各個特殊人群的扶助政策體系。這類政策的共同特點是具有較強的外部性，看似不能從市場上得到直接的回報，然而，如果不是從單個的參與者或局部著眼，而是中國經濟和社會整體來看，政策紅利則十分顯著。

　　第一，實施這些政策產生的結果，直接服務于發展的目的。正如一個國家的發展水平不能僅僅用國內生產總值度量一樣，一個家庭的幸福感也不單純表現在收入水平上。以政府為主提供的公共產品，特別是基本公共產品，可以同時在社會整體和個體兩個層面，增進公平公正，增強經濟和社會安全感，拓展惠及每個家庭和個人的發展空間，是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偉大目標中體現“全面”的關鍵。

　　第二，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如果從社會回報而非私人回報角度著眼，這類政策的實施，最終都能分別從供給側和需求側獲得實實在在的改革紅利。我們用一個旨在提高幼兒認知能力的政策游說例子，說明這個道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海克曼，在20世紀90年代曾經登門造訪同為經濟學家的財政部官員薩默斯，請求政府為貧困家庭3-4歲兒童的早期教育埋單。海克曼認為這項公共政策中，政府支出的每一分錢都會以加倍的幅度得到回報。他可以如此理直氣壯，因為他所依據的是得到充分檢驗的教育經濟學規律：相比其他教育階段，學前教育具有最高的社會回報率。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人力資源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中共十七大代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