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牛華勇

　　最高決策層所面臨的問題，遠遠不止腐敗那么簡單。腐敗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矛盾的焦點，而不是矛盾的本身。社會的矛盾更多的來自于，社會成員缺少共同價值觀，對于國家、改革等議題的認知混亂錯位，而社會缺少一種便捷有效的方法。

轉型期的中國，先富起來的都是什么人？

　　今天，“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完全實現了，讓我們抽絲剖繭，看看先富起來的人群的組成。

　　第一類是具有良好教育背景，擁有較強的專業、技術、特殊技藝或才能的群體，我們姑且可以稱之為專業型富裕群體，他們的特點是，依靠自己的能力面對完全競爭的市場，通過高質量地完成專業性工作取得較高收入，他們往往不是收入最高的群體，但人數龐大，是組成新興中產階級的中堅力量。

　　第二類是雖然不具備一流的教育條件，但為人精明，肯吃苦勞作，舍得本錢和利息，從小本經營開始，慢慢成長為具有相當實力的企業家。他們沒有什么特殊的社會關系，往往是底層窮苦人家出身，依靠聰明勤奮（有時候也會有些小聰明，但不會有觸動社會底線），積累了一定的財產。這些人往往是在生產、貿易、商業的第一線，所從事的行業非常具體，且附加值低，每天都要直面殘酷的市場競爭，正在受困于產業升級的苦惱之中。

　　第三類是混合了專業才能或聰明勤奮與特殊社會資源一起，利用自己的背景出身、個人選擇，與某些特定的社會資源結合在一起，放大自己的專業能力和商業能力，讓自己用更短的時間、更少的代價，進入到富裕階層的生活。第一、二類與第三類人群之間，其實沒有明確的界限，在條件合適的情況下，隨時可能出現轉換。

　　第四類是擁有極其強大的特殊社會資源，可以依靠這些社會資源聚集到其他人難以企及的巨額財富，直接把手中的政治資源，迅速變現為資產。這部分群體往往出身顯赫，周圍有一群人圍繞，形成一個以他的社會資源背景為中心的龐大利益共同體，這個利益共同體中，資金、項目、審批權合一，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能夠形成利益放大機制，并通過這種放大機制成倍地擴充財富。

　　第五類是擁有過人的膽量，利用轉型時期的制度真空，通過承擔額外的風險，劍走偏鋒，甚至是違法犯罪的方法，取得一般人無法取得的財富。他們中的部分人最終因為走的太遠而身陷囹圄，部分人在取得利益后轉換身份，進入穩定的實業或金融投資領域。

　　現實中的問題是，第四類和第五類人群，對財富的形成和積累機制起到了極大的破壞作用，他們不僅僅通過各種手段攫取財富，而且不斷地打破制度的底線，甚至通過掌握和影響社會政策的制定，讓制度變得對自己更加有利，從而實現不公平競爭。富裕階層不僅沒有能夠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反而因為自身的種種劣跡，損害了社會成員之間的基本信任，社會出現強烈的仇富心理，部分社會成員的不公正感淹沒了收入增長和財富增加給他們帶來的幸福感，生活的改善無法彌補收入落差帶給他們的憤恨。

　　與很多轉型社會類似，中國社會大部分階層，一方面生活都有了實質性的改善，充滿著對繼續改革的熱烈憧憬；另一方面又對當前的生活表現出高度的不安。底層民眾仇富，對財富原罪念念不忘，無法原諒；中產階層渴望良治，對社會治理的現狀耿耿于懷；資產階層內心不安，除了部分人確有原罪憂慮外，同時受困于底層民眾的仇富心理和不可預知的政治走向。這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大部人本質上都是改革的受益者，但卻無一例外地卻又對社會高度不滿。有統計認為有將近一半的中國富人有移民海外計劃，理論上，他們作為財富的擁有者，應該比窮人更加熱愛這個給他們帶來財富的國家，但數據顯示，他們比窮人更加急于離開。當然，這也很可能是因為，他們比窮人更有能力把抱怨變為移民。

　　2012年開始的反腐風暴，把若干高級官員的斂財手法和混亂的私生活公布于眾，這其中的很多情節，超乎了普通民眾的想象。海外媒體整版整版地報道中國高級官員與企業家共同構建的財富帝國，搬弄他們家族子女的各種奇聞軼事。這些曝光的細節，加上人們相互之間的收入差距，地產、股票和各種投資機會帶來的資產膨脹，日常生活中復雜難以突破的人際關系網，人們自動將自己分化于某一個階層，并按照這個階層特有的思維方式抱怨社會。

　　中國的最高領導人，在2013年1月22日，發表了一個關于“蒼蠅老虎一起打”的反腐敗講話。蒼蠅老虎這樣的說法，形象地比喻各種大小貪官。薄熙來和周永康的案子，是典型的“打老虎”的案例。每只老虎都有一片屬于自己的森林，成為圈外人士無法想象的森林大帝。中央政府的反腐口號迅速的演變成了一場風暴，得到了民眾支持的最高領導層，看來有決心與之前的腐敗決裂。反對腐敗本身找準了解決社會問題的突破口，如果處理得當，將對彌合社會因收入分配而帶來的裂痕起到積極作用。

　　我們需要的，絕不僅僅是反腐敗！

　　但最高決策層所面臨的問題，遠遠不止腐敗那么簡單。腐敗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矛盾的焦點，而不是矛盾的本身。社會的矛盾更多的來自于，社會成員缺少共同價值觀，對于國家、改革等議題的認知混亂錯位，而社會缺少一種便捷有效的方法，來拉近社會各階層之間的觀點分歧，社會治理體系傾向于掩蓋而不是解決根本問題。善良的說法是，隨著改革的深化，現在解決不了的問題，慢慢會隨著改革的深化迎刃而解。惡毒一點的說法是，只要我的任期內不出現難以收拾的局面就好，解決問題自有后來人。

　　事實上，實用主義，而不是任何一種舶來的或者原創的其他有名有姓的主義，成為中國真正居于統領地位的思想模式。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就拿到了認識中國問題的鑰匙。1979年，實用主義把中國人從理想主義悲劇的深淵中救上岸來，國民旋即感受到實用主義帶來的巨大變化。而今天，看來已經到了重新討論實用主義與中國未來之間關系的時候了。財富的增長與分化、媒體資訊的選擇性開放、國有部門的逐利沖動、市場管理行政化、裁判機制的不獨立，一眾糾結的現實，共同構建出一個自我認知混亂，價值觀潰敗的另一面的中國。這些或多或少都能與實用主義搭上一些關系。個人、企業、政府都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短期的利潤追逐中，少做長期打算。在一段時間中，經濟的高速增長與各種短期行為的聚集，讓整個社會認知都變得極其混亂。

　　實用主義給了人們打破原有體系的機會，鼓勵人們創特例，抄近路，繞規則，“先上車，后補票”，使新生事物有了發芽生長的空間，但也造成人們普遍性地無視任何規則，習慣于通過破壞規則的方法來謀求個人與組織的短期利益，無視集體和長期利益。

　　在個人層面，社會所表現出的是個人道德與社會公德的潰敗。當然，其中的原因非常復雜，簡單歸結為一個因素是不合適的。不過很顯然，對個人短期利益的惡性追逐，使得溫良恭儉讓的傳統，在文化革命以后， 受到了進一步的沖擊。傳統的中國社會，是建立在家庭、宗族、社群的約束之下的，人們生活在熟人社會，每個人的行為模式，都是建立在一套封建禮法的基礎之上。在熟人社會中，人們需要按照預先確認的規則約束自己的行為，如果不小心遵守，很快就有可能受到宗族禮法的懲罰。因此，人們在熟人社會中的表現，更加循規蹈矩。而一百多年的戰爭動蕩、幾十年的政治運動、三十年的工業化，將傳統道德存在的根基悉數摧毀。人們從鄉村或社群的熟人社會，來到滿街無關人等的陌生環境，不用再考慮熟人金字塔的約束，而自覺、謙讓的社會公德尚在學習過程中，沒有來得及完全建立。

　　在實用主義的指導下，個人、企業和政府，都沒有能夠很好地思考長遠利益，而是醉心于眼前財富的積累與成功。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三十年以后，平均主義思潮再次回到了底層民眾當中，仇富、仇官對于部分人來說，已經成為他們獲取心里平衡的重要釋放。平均主義雖然給中國帶來了災難，但實用主義正在矯枉過正，帶領人們走向另一個極端。嚴重的拜金主義、貧富分化，個人財富膨脹、社會秩序混亂，也將把社會引向另外一個災難。這種現實回歸到鄧小平所講的中國主要是防止“左”的局面上去了。

　　實用主義已然深刻改變了中國，但它無法許給這個國家更好的未來。

　　中國社會需要調整舊有的變革模式，尋求更高質量的轉型。今天改革所面臨的問題，不僅是經濟存量的改革，也不僅是增長模式的改革，而是整個社會變革模式的改革。

　　(本文作者介紹：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商學院院長，千燈湖產業金融高級智庫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