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石小敏

　　很多改革停在文件上了，落實不下去，但是這個文件的設計能不能跟反腐更多地結合起來呢？老百姓說守著糞坑打蒼蠅，還不把人累死，所以打蒼蠅要跟填糞坑結合起來，把治標和治本結合起來。

　　中國的改革開放歷經了三四十年了，積累了很多經驗和教訓，各方面的總結也挺多。之所以重溫改革實踐中的經驗與教訓，就是因為現在我們面臨著許多新的挑戰。新的挑戰是什么呢？我先從經濟說起。

　　今年以來，從中央到地方，越來越多的人，都感覺經濟增長愈來愈難，壓力越來越大。最近我看到一篇文章，是國內兩位教授做的一個很嚴謹的研究，文中說我們的統計方法用的是生產法，GDP增長還有6.7%。如果改用收支法，把進出口貿易的價格指數算進去的話，中國的GDP大概只有4%-5%，主要是因為近兩年進出口貿易，特別是大宗產品價格變化劇烈。

　　如果這兩年GDP增長6.7個百分點，實際只有4-5個百分點，那么兩年加起來增長不到10%，但是這兩年人民幣匯率貶值幅度也接近10%，從6.1%左右到了現在6.7%，接近6.8%。如果這兩年的GDP增長以美元計，實際上趨近于微增長或者零增長。

　　也就是說從現在開始，一個重大趨勢已經發生了變化。這些年來中國的高速增長，從老五到老四，從老四到老三，從老三到老二，快速跨越，在經濟總量上越來越快地接近老大，把老三、老四越甩越遠。現在開始停滯逆轉了，我們跟老大的距離在拉大，而老三跟我們的距離卻越來越近。

　　中國所有的經濟問題當下都聚焦在匯率上。我國的經濟總量在老二這個位置上已經好幾年了。現在的匯率卻回到08年了，下一步會是什么樣？有一些樂觀的看法說中國經濟已經到底了，還有很多看法卻不是這樣。

　　今年5月9日，人民日報采訪了有關權威人士，發表了一篇文章叫《開局首季問大勢—權威人士談中國當前經濟》，這篇訪談代表了國家最高層的意見，表達了他們對現在經濟問題的高度關切，對經濟走勢的判斷比以往要更加嚴厲了，不再像以前好像還有很多辦法去解決。而且這兩年，我們每一次對經濟做稍微樂觀的估計，實際壓力會變得越來越大。

　　現在有一種判斷，說人民幣貶值的可能還會繼續。國際金融界和國際投資界在2016年前后就這個看法達成了共識，其中一個表現，就是英國金融時報在今年5月份左右的一篇文章《中國的債務如何收場》。

　　緊接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中國進入SDR之前來中國商討中國如何處理債務問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中國最好的伙伴，堅決支持中國進入SDR。中國債務是一個什么情況呢？現在大致上的估判，取中位數，中國的債務總量是由政府的債務、中央和地方兩級，加上非金融機構企業債務組成，相當于GDP總量的200-300%之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各國都在解決債務問題，普遍認為這是一場資產負債表危機，簡稱美債危機、歐債危機。自2008年以來，全球總債務增長60%左右，而中國債務增長了4倍以上。這個壓力也明顯反映到中央最高決策上，隨后出臺了供給側改革方案，提出“三去、一降、一補”。

　　供給側改革推出來已有一年左右的時間，從觀察到的情況看，大概最難的是“去杠桿”。因為產能現在去了點，庫存去了點，就算政府不管，企業也要做這些事情，但是去杠桿太難了，我們實際上還在加杠桿。

　　有人說，2015年中國的債務增長超過了美日歐三個經濟體的總和。今年年初又出現了一輪房地產的房熱，國慶節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杭州G20峰會之后緊接著開年會，在會上對中國提出建議，一定要控制房地產泡沫。結果，十一期間我國十一個地方政府出臺了房地產調控政策。

　　國際輿論對中國也有很大的警醒。現在這個杠桿問題帶來的壓力是越來越大了。本來大家有點樂觀，說中國債務高沒有問題，外債沒有多少，主要是內債，我們可以解決，但是內部的債務主要靠發票子來解決，必定要影響到人民幣的匯率，導致匯率貶值。

　　過去，我們每收一美元發出6-7元人民幣，在10多年的時間里，中國央行實際上實行的是人民幣基礎貨幣投放的準美元本位制，這就是人民幣在國際市場長期堅挺的根基。這個根基在2014年6月脫落了，當外匯儲備到了頂峰開始回落的時候，人民幣的基礎貨幣投放便與美元脫鉤了。

　　如今人民銀行的基礎貨幣投放越來越多的是跟債務的延續相關。包括財政搞的轉換債，商業銀行買了轉換債，頭寸不夠了就到央行兌現，央行設了抵押貸款項目，人民幣基礎貨幣投放實際上便與債務鏈條連接起來了。這也就構成了人民幣不斷貶值的現實背景，所以壓力很大。

　　如果這個趨勢進一步發展，當人民幣貶值超過臨界點的時候，根據各種經驗，中國會遇到越來越大的挑戰和壓力，人民幣貶值會帶來進口的輸入性通脹，抬高國內的CPI指數。人民幣貶值使很多國內企業資產負債表發生變化，使其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大幅下降。

　　所以我們感到，去年到今年以來最高層把主要精力放在反腐敗這個問題上的同時，也越來越分出更多力量關注經濟，想辦法解決難題，包括供給側改革就是一種設計。

　　在中國，經濟和政治是不可分割的，是高度關聯的，所以，總結我們的經驗，正確處理好經濟和政治的關系，使兩者相互促進，甚至相互影響，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中非常寶貴的經驗。

　　那么，我們深切地理解反腐敗、調整人事的艱難，這件事情充滿了風險，極其消耗心血。但是，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越來越多地需要兼顧到經濟發展本身。

　　怎么兼顧呢？比如說很多改革停在文件上了，落實不下去，但是這個文件的設計能不能跟反腐更多地結合起來呢？

　　老百姓說守著糞坑打蒼蠅，還不把人累死，所以打蒼蠅要跟填糞坑結合起來，把治標和治本結合起來，填糞坑就是堵塞制度中那些導致腐敗、導致權錢交易的漏洞，在經濟領域就是更多地破除不必要的壟斷，促進法制化、規范化、透明化的競爭，這本身就是一種治本，本質就是解決現在發展中的瓶頸問題，把這些結合起來，恐怕是十九大前后的迫切需要。

　　經濟和政治的結合需要勇氣與藝術。1989年，我們遭遇了一場風波后曾經遇到極大的困難，怎么擺脫這種困境？1991年蘇聯解體，我們的壓力又加一重，最后是鄧公南巡，用開放帶動改革，沿海促進內地，用經濟變革的辦法走出了經濟和政治的雙困境。

　　但是，1997年我們又遇到亞洲金融危機，當時朱镕基總理堅持改革，推行幾項過硬改革，匯率改革、銀行改革、機構改革、住房改革、打走私、反對特權機構經營公司，包括企業改革，這些仗個個都是硬仗。

　　像企業改革，1996-1998年，國有企業從11.38萬家下降至6.5萬家，幾千萬國企職工下崗，堵塞了銀行壞賬和財政補貼的漏洞，而且連帶著把市場的基本勞務成本降到市場化的水平，更多地接近我們農民工的水準。同時調整了對外資的政策，放寬了原來跟國企合資合營合作的三資企業在控股權、產品內銷比例等方面的限制。

　　所有的改革，包括加入WTO，為之后的大開放，特別是跨國公司大量向中國轉移制造能力創造了條件，迎來了經濟增長的黃金時期，使得中國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在連續若干年里平均每年提高4個百分點以上，使得中國的中低檔制成品打遍天下無敵手，人民幣在別人逼迫下不得不進入漸進升值區段。

　　回想起來，上個世紀90年代下半期那個時候改革非常難，朱總理是在位上挨罵挨抱怨最多的總理，但是他挖坑種樹，惠及后人，也是離任之后口碑最高的總理。改革有時候會傷痕累累，要敢于擔當，把政治需求和經濟發展的缺口適當銜接起來，這是中國的一個經驗，體現了鄧小平式的高度智慧。

　　如果把中國政治上的改革和經濟發展的需要結合起來，它的效果要比單搞經濟改革大很多。比如說，我們過去的改革，農村改革就是政治和經濟一起動，兩條腿走路，實現聯產承包制，取消了人民公社，農村改革煥發了活力，支持了農村經濟十多年的超常規增長，加上鄉鎮企業和農民工跨省打工，支持了中國經濟增長二三十年，這都是我們的經驗。

　　在中國的改革史上，大道理管著中道理，中道理管著小道理，大道理是理念，中道理是制度，小道理是政策。比如說匯率的政策，大中小道理一起動，大道理的力量是中道理的十倍以上，中道理的力量是小道理的十倍以上，大道理動了方向就明確了。

　　鄧小平南巡就是大中小道理一起動，市場化是理念層面，開放性體制是制度層面的，小平同志話一出來，浙江的小業主們立馬把房子賣了辦企業，他們為什么信小平？所以要有這些層面的配合。

　　還要在中國樹樣本，在中國還有內在活力和后勁的特大城市，在我看來，一是深圳，二是重慶。深圳比一般的城市要超出一個發展階段了，基本沒有陷入上一次投資拉動的發展模式當中去，而是進入了社會和企業自主創新的階段。

　　重慶市在那個模式當中，發展城市化，解決大城市大農村結合的問題，做得相對好，重慶的房價始終比較穩定，城鎮發展惠及了廣大農民。聽說習近平總書記到深圳來，今年年初到重慶去，也給了好的評價。樹立樣本，讓大家仿效，也是向中央看齊。

　　我想，今后一兩年，我們吸取自身的經驗教訓，把政治的刷新和經濟改革的需求更好的結合起來，中國才能夠克服眼下的困難。我們其實有足夠的經驗，而社會也有足夠的智慧，問計于民，擴大參與。我們的大梅沙論壇辦得很好，我希望我們的大梅沙論壇繼續辦下去，成為能夠實現和落實“中國夢”的力量源泉之一！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