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賈康

　　美國減稅的效應追求是給經濟復蘇加碼，中國的情況是直接稅幾乎無足輕重，也幾乎無處可減，而講減間接稅，就變成了“順周期”框架里的“東施效顰”，作用與美國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了。

　　曹德旺議的結論還不到位

　　曹德旺被稱為“中國首善”，這位頗具社會責任感的企業家前兩天成為熱點，他最后歸結：中國綜合稅負比美國高35%。在我看起來，這個概括不夠到位。

　　先從對曹總的這套信息的評價說起。

　　他說到的企業負擔里，關于正稅部分有一些具體情況的中美對比，然后跟著的是大量非稅的部分，比如涉及美國和中國對比的人工費、電費、天然氣成本、物流中的過路費，其他開銷里的廠房、土地，各種各樣的融資、清關、配件的相關負擔，這些其實跟稅沒有直接關系，不是以稅的概念能涵蓋的，他把這些所有的項目都做了相關的考量以后，最后做的總結卻是一句話：中國綜合稅負高35%。我覺得這就需要澄清一點：他到底說的是稅，還是稅和其他負擔的總和。

　　這是一個我們可以進一步探討的問題。如果光是說美國的稅，美國是什么稅？關于美國，曹總專門說了沒有增值稅，企業感受到的就是所得稅，你盈利就要按照它那個法律規定，多賺錢多交稅，你如果不盈利，就沒這個稅。所以，即使先講稅，這個情況怎么可比，也還是需要進一步討論和澄清的。

　　曹德旺并未要跑掉，全球發展競爭中確有用腳投票

　　曹總說了這樣一些話以后，有些人說他是用腳投票，是在跟著李嘉誠往外逃，他很氣憤便可想而知。按他的說法，早在20年前他就在美國布局，那時候怎么不說他用腳投票要跑？“我都70歲了，在那邊(美國)語言都不通，根本進不了主流社會，我跑什么？”曹總說的這些，是在他已經有了20年對美國市場觀察的基礎上，在最新階段的有感而發，重點聚焦負擔問題。

　　在全球發展過程中，確實有不同主體會用腳投票，來實現資源配置的競爭。在這方面曹總提出這樣一個引起大家普遍關注的重要問題，形成社會廣泛的討論之后，應該乘勢引導理性的討論，更好地清晰地形成對真實情況的認識、分析、把握，然后建設性地提出應該盡快采取的一些對策措施。

　　全面、理性看待企業負擔問題，先從稅說起

　　討論稅問題的同時，要把所有能討論到的負擔一起放在我們視野之內。我想再強調一下，曹總這樣一個結論并沒有概括他所討論的全部信息，只講了綜合稅負高35%，現在很多輿論的討論越走越偏，簡單地說成中國稅負太重，重到了“死亡稅率”，那就很容易使人只關注到正稅上的稅率高低問題，在這里我就正面擺擺自己的看法。

　　第一，先說中國正稅。中國現在正稅就有十幾種，要想再減，具體減什么，這是最關鍵的。這么多討論，只有一個具體建議，就是李東升的說法，增值稅稅率由17%降到12%，這是指標準稅率。粗線條地匡算，增值稅17%如果減到12%，假定它代表的是整個收入絕對規模的話，就是要差不多砍掉1/3的增值稅，中國政府現在砍掉1/3增值稅收入，整個運行局面過得去過不去？(增值稅是中國第一大稅，營改增之后，更要占到全部稅收收入近一半左右)這是一個首先在“過日子”的運行上、方案可行性上繞不過去的問題。

　　那么降低增值稅是否合理？中國現在是間接稅唱主角的稅制，如果降低間接稅，企業可以在直接感受到稅負降低，后面跟著的是這個稅在“間接稅”概念下必然要完成轉嫁，從經濟學的理論來說，最終受益的是消費者，我們稅制改革的一個內在取向，本就是要逐漸提高直接稅、同時要穩定宏觀稅負，言下之意就是要降低間接稅的稅負。

　　降間接稅需同時考慮提高直接稅比重

　　但是，如果需要考慮穩定宏觀稅負或維持其不低于一定水平，降低間接稅的旁邊，就有必要提高直接稅比重，那就回到今天我們說的這個題目上了，光講減稅夠不夠？顯然是不夠的。

　　中央在減稅的同時要掌握整個政府系統、還要安排支出滿足一系列的目標要求，要保“民生托底”(社會政策托底)，要有一系列與精準扶貧相關的財力投入，和維持所有社會保障事項(從住房保障到教育、醫療、就業、養老)相關的所有投入，這些年支出是要不斷加碼的，使已經形成的“穩定宏觀稅負”這一指導方針下形成的財政赤字率2016年抬到了3%。

　　我們已經聽到口風，考慮不把3%看作絕對不可逾越的界限，如果沒有別的因素變動，財政可以再提高一些赤字率，但找不到新的替代財源的話怎么辦？中央說的降低宏觀稅負如果從正稅來說，有一個很明顯的制約：要增加直接稅是個很慢的變量，很慢的變量配一個很快的向下調整的變量(就是減少間接稅)，必須找到短期內填補它的收入來源，這時候可以通過宏觀稅負的降低和以提高赤字率沖抵一部分，但沖抵是很有限的，這是很現實的必須討論問題。

　　中美“減稅”基本不可比，防“東施效顰”

　　在此很有必要說明，人們高度關注特朗普所說的“減稅”，與中國現在社會上熱議的“減稅”大相徑庭，基本不可比。

　　特朗普的減稅與當年里根的減稅都在一個套路上，主要指降減美國聯邦政府的財力支柱來源——個人所得稅(也可能涉及適當減公司所得稅)，是直接稅概念下的減稅。美國減稅的效應追求是給經濟復蘇加碼，中國的情況是直接稅幾乎無足輕重，也幾乎無處可減，而講減間接稅，就變成了“順周期”框架里的“東施效顰”(偏熱時會繼續升溫，偏冷時升溫會很有限，還會刺激地方政府“正稅損失非稅補”的“刮地皮”行為)，作用與美國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了。

　　應把最寬廣眼界的各負擔因素合起來考慮

　　最簡要地歸納，宏觀稅負有三個口徑，最窄口徑是所有的正稅加在一起，以這個最窄口徑如果做國際比較，中國是相當低的，在20%以下。

　　中口徑是把這些稅收加上另外一些項目，比如社會保障方面的征收，形成一個中口徑，中口徑的意義不大。最有意義的實際上是廣義的口徑，即把所有政府收入合在一起和GDP比。這個廣義宏觀稅負的可比口徑，這幾年應該是在33%上下，往高可以估到36%，低則不到30%以下，發展中國家宏觀稅負的平均值大概就是35%，發達國家大概40%以上，北歐福利國家接近50%。

　　這樣一來，在降低宏觀稅負這方面按最有意義的廣義口徑考慮，我們至少應把正稅之外要討論的行政性收費、五險一金，還有一些隱性的各種綜合成本合在一起考慮。

　　那我們就要一個一個項目梳理一下。

　　正稅和行政性收費可以減什么？

　　第一個是行政性收費，要特別注意，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這種行政性收費曾經極度膨脹，這些年經過一系列的整治之后明顯收斂，收斂下來的行政性收費和其他經濟體相比，一定還是居于高水平的，在有關部門能取消的取消、能降低的降低之后，行政性收費仍然是我國企業的負擔。中央層級經過這么多年努力以后，審批權壓縮到還有400多項，但如果列成一個單子，感覺也是多如牛毛了。

　　現在甚至已有學者提出：趨勢是應該完全取消行政性收費，我覺得有些行政性收費似乎還取消不了，比如咱們現在支持航空港的建設、三峽建設，這些都是用行政性的公權確定出來的收費，有大量細節的問題，無法展開一一討論。

　　但是這里面的難度，大家可想而知，這些行政性收費能壓什么？我國現行開征的十幾種一一排過來，能打的主意在哪里？營改增這個結構性減稅，算是已經在框架上做到全覆蓋，但這里面就可能還有問題。比如說高科技企業必須不惜重金穩住一些人才來支撐發展，但給這些人才付的薪酬是形成不了抵扣鏈條里的進項抵扣的，如果這樣一個輕資產、重人力的資本投入類型的高科技企業過了某個臨界點后，它在營改增的情況下有可能就是實際稅負不降反增，這個問題怎么解決？還得做案例的專門調查，再具體化到措施的設計。

　　此外，小微企業所得稅的“起征點”還可以再抬高，但即使再抬高以后，實際減稅的規模其實已經不太大，充其量降個一千塊錢的稅，行政性收費也是這樣，你看起來這里取消一點，那里取消一點，具體到一個企業由此得到的好處，其實也是有限的。

　　減少行政收費，攻堅克難

　　行政性收費往下降還有一個難題，就是整個政府的架構需要有一個脫胎換骨、至少傷筋動骨的改造：大部制、扁平化，把這些廟拆了以后，整合以后做一個全新的設計，新建的“廟”帶有大部制特征，結合著減少政府層級的扁平化特征，使整個政府機構消腫，剩下的這些部門里面，怎么行使審批權和收費權，那就可能有了一個全新的系統性優化框架，政府職能實質性轉變，行政運行成本真正降低，更好地服務納稅人、服務社會發展中間的各類非政府的主體。

　　這樣的一個改造如果做出來，接著推進減少審批權，減少行政性收費，把能壓縮的減費空間都用上，這個事情就可能做得比較像模像樣。否則，會是流于空談。

　　大部制改革和扁平化改革中央已經明確了十幾年，但只走了一點“小碎步”、“小花步”。再看看法國，據說是市場經濟國家里最有集中特征的，但人家集中是集中，也早已把經濟、產業與財政部合成一個部，但中國這方面基本框架的問題沒解決。

　　除此之外，我國社保的五險一金一般人認為是應該降低的，但具體怎么降？如降了以后，基本養老等社會保障體系還能不能運行？這里相關聯的改革，是本來應該下決心實行基礎養老金的全社會統籌，把省級統籌概念下三十幾個蓄水池并成一個大的蓄水池，它的調節能力馬上升級，繳納的負擔程度便有可能適當調低。

　　企業隱性負擔問題在中國相當嚴重

　　再說說“五險一金”外面還有什么東西，很多隱性負擔是有苦說不出來的。比如我接觸到的一個企業家跟我說過：我這個企業開辦要蓋幾十個章，這里面有一個消防章，它不蓋我這里辦公的場所、車間生產的場所都不能用，一用就違法。但這個章反復交涉就是蓋不下來，不是這個問題過不去，就是那個問題過不去。

　　后來有人給我指了一條路：你出6萬塊錢，請個中介公司這個事能擺平。企業家當時很氣憤，整個開辦費一百多萬元，要蓋幾十個章，一個章就要我6萬塊錢，這是企業家的直觀感受，但是這種負擔是所說的稅負嗎？所有這些負擔，隱形的東西，綜合起來是個什么成本？

　　(本文作者介紹：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