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宋曉梧

　　除了政府和企業之外，社會，尤其是社會組織，包括行業協會和行業商會在創新發展和產業發展方面的作用。這方面我覺得國內關注得不夠。單個企業有了重大創新，成為成熟批量生產的產品必須有行業標準。這個行業標準誰來確定？行業協會最清楚。

宋曉梧：重視社會組織在創新中的作用

　　創新驅動作為五大發展理念之首，體現了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新要求和新特點。今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從戰略背景、戰略要求、戰略部署、戰略任務、戰略保障和組織實施對創新發展理念進行了全面的論述。這是我們貫徹落實創新發展戰略指導性的文件。但是具體怎么落實，現在在學者之間，不僅經濟學家，社會學、法學專家對政府、市場、企業之間的關系也有一些爭論。我就這些問題談談自己的一些看法。

　　我認為，創新發展應該是建立一個政府、企業、社會相互良性互動的機制，而不應該把政府、企業、社會對立起來，特別是政府、企業不應該對立起來。創新發展到了現在這個階段我們就不需要政府了？完全靠企業了？我覺得不是這么回事。

　　政府首先要為創新發展提供一個公開、公正、公平的競爭環境，要達到這一點，現在需要做得事情還有很多。比如產權保護，特別是知識產權的保護。企業家非常頭疼的一件事是，辛辛苦苦搞了一個創新產品，很快就被別人山寨。東北一個治高血壓的藥叫施慧達，效果非常好，很快就被冒牌仿制。最后企業家打官司都懶得打了，根本沒有精力去打官司。這方面事情很多。反過來，我們仿照國外產品，國外埋怨也很多。因此，在貿易方面我們經常受到一些指責。

　　政府如何提供監管、創造這樣一個環境非常重要。首先是知識產權的保護，也包括產權的保護，現在是不是到位了？很多民營企業家反映沒有完全到位。然后是在激勵機制方面要有利于創新的人真正先富起來。但是現在搗騰兩套房子比創新來錢快多了。這種分配機制也是政府需要下大力氣調整的。另外，我是國家教育咨詢委員會的咨詢委員，負責產學研一體化的研究。我做了很多這方面的調研。我們研究大學、科研機構的研究和企業之間的聯系，目前為止產學研一體化存在很多問題，這方面政府有很多工作要做。

　　另外在一些重大項目上政府也有自己的責任。像我們重大的基礎科學研究，量子通訊、大的射電望遠鏡研究，包括國外的哈勃衛星不是哪個個人自己創新出來的，這些方面沒有國家支持也不行。在小科學發展階段個人思維很起作用，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牛頓力學完全是自己實驗出來的。

　　發展到大科學階段沒有國家沒有集體的組織不行。對于微觀事情的進一步探索，對于宏觀宇宙進一步探索不是一個人可做到的。但是大科學階段仍然需要個人的智慧創造很多理論。比如大爆炸理論、多維世界理論等等，都需要充分的學術自由、個人自由才能夠創造出來。像大型粒子加速器就不是愛因斯坦、牛頓個人能搞出來的，需要國家統一組織。軍事工業等一些基礎的、國家要害的領域也不適合私人搞，需要國家來搞。這個階段的創新發展不是國家看著企業自己搞就行了，不是這樣，國家有它的重要責任。

　　從企業方面來講，企業毫無疑問是創新的主體。國有企業政企分開，使企業成為主體，創新才有潛力。企業在市場一線，最直接和消費者接觸，最直接參與市場競爭，知道消費者最需求什么，哪個方面是突破點，哪個方面可以打開市場。企業創新絕對是我們新階段的創新發展主體。

　　在趕超階段，在產業規劃、行業發展上，發達國家到了這個發展階段也是將汽車、鋼鐵、建筑作為主導行業，在歷史上中西國家都有這么一個過程。我們可以借鑒學習。但是到了創新的發展階段，政府就很難確定一個企業的發展，確定技術路線。這方面我們犯得錯誤不少。國際國內這方面制定的產業政策犯錯的也不少，所以我們的一些產業政策受到了批評。

　　總體來說企業發揮創新驅動主體的作用在國內認識比較一致。我今天想特別強調一點，除了政府和企業之外，社會，尤其是社會組織，包括行業協會和行業商會在創新發展和產業發展方面的作用。這方面我覺得國內關注得不夠。單個企業有了重大創新，成為成熟批量生產的產品必須有行業標準。這個行業標準誰來確定，行業協會最清楚。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在行業標準制定方面，行業協會和行業商會是主力，這方面我們現在差得還很遠。

　　我舉幾個例子，比如，日本民間行業團體獨立制定行業標準。首先是行業協會提出原始議案，然后交給日本工業調查會審議。審議通過后就成為行業標準。

　　再比如，德國規定任何個人團體、企業和國家行政機構都可以就某一方面的標準制定提出建議。目前德國60%的行業標準是協會制定的，不是國家制定的。我到西門子公司訪問，人家說自己公司的標準經行業協會認定以后成為了國家標準，甚至很多西門子公司的標準推廣以后成為世界標準。事實是，企業的創新最后轉成行業標準才能成為商業成熟的產品。

　　再來看看美國。美國可能更加市場化一點。美國國家技術轉讓促進法規定，所有聯邦機構在制定政策目標的時候必須使用行業標準組織制定或者轉化的技術標準，政府自己基本上不搞什么行業標準。在美國除了醫藥管理局之外，沒有獨立的技術法規制定機構，有關技術法規都來自于標準化制定機構。

　　美國有一個國家標準協會，下面參與的協會和社會組織近千家，大概有九萬多個行業標準是行業自己制定的，包括手機、通訊都是經過行業創新以后行業認定的組織標準。這些協會標準不僅在美國國內有影響力，在國際上也有巨大影響力。比如美國機械工程師協會、石油協會、包裝制造協會等等。

　　我們收集到一個資料，美國行業協會用于制定行業標準的費用，到上世紀末(2000年)平均每年高達145億美元。與政府制定相關標準費用相比要高400倍。美國行業協會在創新成果轉化成熟產品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這方面跟我們國內行業協會比較我們的作用差得很遠。

　　我覺得談創新也好，談行業產業政策也好，國內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都關注不夠。順便提一下林毅夫和張維迎的產業政策爭論。林毅夫強調政府在這方面發揮的作用，張維迎更加強調企業、市場在這方面的作用。但為什么他們都沒有提到社會組織、行業協會在制定行業標準和產業政策會發揮巨大作用？這是一個問題。

　　實際上，在剛剛結束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的年會上，我們的副會長樊綱介紹了美國治理產能過剩，美國行業協會如何發揮了作用，這個經驗我覺得很好。

　　目前，政府與社會組織沒有很好分離，行業社會組織仍然是政府附屬機構，它就不能發揮自己的作用。李克強總理有一個關于社會組織的改革方案，要求2017年所有行業商會要實行分離，這是我們看到發展的政策方向。

　　(作者在中國改革年會2016上的演講，《改革內參》記者賈存斗整理)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