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 周其仁 原載新華網

　　我認為城市還是需要自由的，如果沒有遷移的自由就沒有城市，這個問題到今天還沒有完全解決。不準土地流轉、資金流轉、技術想法流轉，就不會有城市的形態。我們必須承認自由要以不妨礙他人自由為前提。

周其仁：城市是需要有遷徙自由的

　　城市需要自由的發展空間

　　城市的內涵是密度，人往人多的地方靠，在一個不大的空間里所有人都在活動。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所有人的活動都有干擾，我的活動會影響到你，密度越高，這個挑戰就越大。

　　這類問題的處理要有一定的規則，城市社會比鄉村社會更嚴格、更復雜。處理問題時這個規則一定會有滯后性，隨著技術、經濟、觀念的變化，這些規則是不是應該相應地改變？這個問題對一個城市是否能健康發展是有影響的。

　　這里面涉及幾種不同的看法。一種是強調要嚴格管理，這樣城市就沒有多少自由可言。另一種看法，城市雖然有嚴格的規則限制，但是還是要保障自由。因為城市社會面臨很多的問題，沒有誰可以事先完全知道怎么處理。如果在城市的發展當中，僅僅強調自上而下的規則、法治，不強調自主性、創造性、創新性、企業家精神，找不到這個平衡點，即使這個城市有一個規則，但是它是僵硬的，不適合長遠的發展。

　　我自己偏向后一種看法，我認為城市還是需要自由的，如果沒有遷移的自由就沒有城市，這個問題到今天還沒有完全解決。不準土地流轉、資金流轉、技術想法流轉，就不會有城市的形態。我們必須承認自由要以不妨礙他人自由為前提，處理復雜的問題時，要保障各方面的因素，我們要增加很多以往經驗的知識。這個學期我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問，1916年紐約市開始實行分區制，通過了全美第一個全面的分區制法規，今年正好是第一個城市規劃法通過一百年。在訪問期間有很多總結、回顧和討論的問題，以及梳理紐約這個城市的發展變化。

　　城市發展沒有管制不行，沒有管制改革更不行

　　我今天講講為什么管制改革很重要，沒有管制不行，沒有管制改革更不行。1916年美國的新興行業都在發展，紐約是一個有吸引力的城市，人口密集，樓越蓋越高。樓高了之后會出現問題，就有經濟學里講的鄰里效果，太高之后影響別人，鄰居見不到陽光，最后這個問題可能會變成社會沖突，而且會挑戰原來土地所有權的概念。這種沖突怎么解決，就誕生了1916年的分區制，當時分為居住區和商業區。分區之后，對樓房的建設高度都有嚴格要求。人口集聚，開發商再想加高怎么辦，地價貴就分攤地價。1916年當時想了一個辦法，商務區的樓房到一定高度后就要收縮，往里抽一個尖頂，目的就是讓陽光、空氣灑到街道上來，不要因為你有高樓，讓你的鄰居永遠見不到天日。

　　隨著時間的推移，問題還會發生。技術、電梯、通訊都在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就要求1916年通過的法律開始調整。為什么說企業家精神很重要，因為法制就是守法，寫什么就照著辦，這里面會喪失未來發展的動力結構。總要有些人會例外，法制是過去定的，今天有新的情況能否變通一下？

　　這個標志事件就是當時美國的一家公司要蓋一棟樓，設計師是德國人，是包豪斯學校的總監。包豪斯學校的特征就是簡潔和實用，不要那些花里胡哨。這樣的要求跟1916年的分區制法規是沖突的，樓房超過2.5倍再蓋高，就要往里縮，縮了之后就是觀賞性的，沒有功能。如果沒有功能，對包豪斯學派是不能接受的。因為長期戰亂的原因，大家對方方正正、線條清楚的建筑物覺得踏實，另外戰后大量人口需要住在永久性的建筑里，去掉花拳繡腿和裝飾，就變成了潮流。

　　這個矛盾怎么解決？蓋房子的業主找到一個妥協的辦法，當年要房子縮回去就是讓陽光進來，那用別的辦法讓陽光射進來就可以了。這個地只蓋一半，剩下一半開放給紐約市民作為公共廣場，但是蓋的房子要高一點。這個樓是1958年蓋的，談判非常辛苦，后來這個樓成為紐約地標，因為門口有一個小公園對所有紐約市民開放，因為這個小公園，整個帕克大道都發生了變化。此時已經產生了大量的新技術、新想法、新變化，紐約市當局基于這個案例修訂了1916年的法規，這個規劃法非常重要，作為經濟學家更是值得學習。

　　建筑商增加一平方米向公眾開放，上面就可以增加10平方米的建筑，向公眾開放，來換一個更高的開發空間。這樣就把容積率控制的很好，市場的需求、業主的利益、公眾的利益，找到了一個平衡點。

　　我概括一下自己的看法。人口高度密集的地方一定要有規矩，這個規矩一定要有嚴肅性，但是隨著技術、生態、觀念的變化，規矩要有自我再生的能力，再生能力離不開世界各方的參與，不能因為某個信息來源就把事情定了，一定是多方互動。我去參觀紐約博物館時發現，很多市民參加了城市建設并提出了意見和建議，市民參與城市設計的規則，總體來說就比較容易自覺的遵守。這樣才能在秩序和動力，活力和有序之間找到更好的平衡點。

　　(本文作者介紹：教授、博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