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 周其仁

　　無論起點、過程和機會的不平等怎樣難以避免，給普通人多增加一點機會吧。無論今天還是將來，增加人民自食其力的機會是扶貧的第一要務。

周其仁：增加人民自食其力的機會是扶貧的第一要務

　　沒有誰喜歡貧困。歷久以來，各國的執政者和有識之士常常把反貧困作為一面旗幟來高舉。不過口號歸口號，愿望歸愿望，能不能實際做到，是另外一回事。要是拿效果來衡量，欲大幅降低貧困、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究竟什么事情最重要？

　　從我略知一二的一段歷史經驗講起吧。1978年中國農民差不多全部是貧困人口。官方統計報告農民的人均年純收入好像只有130多元——那是把公社分給老鄉的糧食和柴草之類通通折價算進去的，現金收入每人每年不過幾十元而已。我自己下鄉的地方，屬于國營農場還好一點，因為好歹每月開現金工資。不過走進老職工的房子，連接大、小兩盤火炕的地方能放上一個刷了紅漆的木板箱子的，就算富戶了。農場周圍的老鄉，遠要苦得多。“人民公社是金橋”唱了20年，家徒四壁的所在多有。東北可是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地”，所以正常年景種地的還可以吃上飯。全國情況就沒這么好，當時約2.5億農村人口常年缺糧。

　　怎么弄呢？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的第一招是“休養生息”，就是降低國家征購農產品的數量，城市需求的不足部分，動用外匯進口。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給農民“減負”——橫豎政府少拿人家10斤，農民就多了10斤。是新政策，因為多年來統購統銷壓得農民沒有喘息余地，“賣油娘子水梳頭”，種田人吃不飽飯。

　　外匯有限——沒有今天直逼10000億美元的儲備——港口糧庫也沒有那么多。所以在減少征購的同時，國家決定提高糧食、棉花等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是最早的“兩軌制”：征收任務內低價，超任務部分加價。這一招重要，因為與單純的“減負”不同，提價有刺激農民增加生產的作用。當然也是收入分配的調整——農副產品價格上漲，財政要給尚領低工資的城鎮職工發食品補貼。

　　第三招就是包產到戶，廢除吃大鍋飯的人民公社制度。不錯，提升糧價可以刺激增加生產的意圖。但農民要對價格信號做出增產的反應，非通過生產體制不可。如果你想多干，但多勞不能多得；別人磨洋工，卻照領報酬，你還會保持增產的意圖嗎？不幸的很，人民公社就是這樣一套不刺激增產意圖的生產體制。結果是，一頭市場迫切需要糧食和農副產品，另一頭農民更迫切需要增加收入，可是中間架上了公社這座“金橋”，就兩頭滿擰，怎么也不搭調。

　　早就知道問題所在，否則為什么最早的包產到戶在1956－57年就出現了？為什么后來幾起幾落，怎樣“斗爭”也無從根除？無奈那僵化得比化石還要硬的死教條，活活捆住幾億農民的手腳。非弄到天大旱、饑荒和死亡的威脅迫在眼前，才逼著農民采取秘密行動。這是1977年安徽等地農民故事的背景。謝天謝地，這一波來自底層的包產到戶，遇到歷史上沒有出現過的“上層建筑”——“實事求是”成為執政黨的思想路線，凡事可以先試驗再定奪。

　　從此發生了一場農業革命。以我的第二故鄉黑龍江為例，“糧豆總產300億斤”喊叫了多少年——任什么辦法也用過了，包括讓昔陽大寨干部接管省地縣農業指揮權，也包括“用無產階級專政辦農業”——硬是在包產到戶之后才達標。全國看，糧食年增產量翻番，農民增收，“希望的田野”就是那個時候唱起來的。

　　依托這個實例——上世紀80年代初幾億農民大幅度提高收入、顯著減輕了貧困——我們可以討論本文的問題：究竟什么最重要？我看到的經驗說，大規模解決貧困問題需要多種條件的配合，但決定性的一招是增加人民自食其力的機會。

　　不是說治標不重要。給定當時的歷史條件，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壓得那樣苦，不立竿見影地調整一下，緩一口氣，真翻了大船，就什么也不要談了。問題是，僅靠“減負”所能解決的問題非常有限。即便完全減除農民的負擔——當時根本不可能做到——農民還是很窮。根本問題是農業生產率低，而數量巨大的人口又被城鄉隔絕體制強制在低生產率農業部門“就業”。不改變基本構造，提升生產率，從何大規模提高農民收入？

　　有沒有讓農民增加生產、增加收入的可能空間呢？有，很巨大。最明顯的，就是糧食、農副產品的市場供應嚴重不足。工業化幾十年了，只容納2億城鎮人口，還每家每戶發了糧本和五顏六色的票證。后人所謂“短缺經濟”，首當其沖就是食品短缺。我小時生活在上海，媽媽要在陽臺上養雞，受到干預后，就把雞養在壁櫥里！這是說，潛在的農產品市場容量巨大，只要生產出來，農民就可以增收。

　　奇怪的是，就是不讓農民靠他們的力氣增產農副產品來致富。其一是統購價格過低，其二是公社生產體制吃大鍋飯。加到一起，農民要自食其力也施展不開。于是，窮困不但與生俱來，而且仿佛永遠難以改變。每年的扶貧款、救濟糧，把農村干部忙的一天世界。

　　先讓人家把可以賺的錢賺到手不好嗎？區區在下總算當過十年農民，知道很多普通的農民群眾如果不是生活所迫，根本就不愿意靠救濟和補助過日子。自食其力在哪里都給勞動者帶來莫大的愉快。沒有勞動能力的是另外一件事，凡有謀生能力的，第一位的要求不是給點救濟，而是給致富的機會。真正把機會之門打開，到底誰是“弱勢群體”還未可預知哩！

　　實在是匪夷所思的邏輯：一手緊閉機會之門，一手扶貧救濟幫困。也是那個年代，我和同道去過一個“老、邊、少”地區調查，那里產的木材、藥材、礦產——都可以在市場賣大錢的——全部被低價統購，或者干脆就是國家壟斷專營，本地老鄉不得染指。同時，年年自上而下撥付大量款項，分配再分配，干部忙得不亦樂乎。記得調查報告有一個概述，叫“一手白拿，一手白給”。

　　很幼稚地想過，白拿100，再白給100，當地人民是不是就沒有吃虧？或者更慷慨一點，白給大于白拿，那個地區豈不就發了？后來才知道錯、錯、錯！道理是，讓當地老百姓在市場上掙他們可以掙得的錢，除了掙得當期收入之外，還有能力的提高、信息的獲得、以及契約關系的培育——下一步登堂入室的機會就大大增加了——這在“白拿”體制下全然不見了。至于“白給”，要把補助發到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手里，又談何容易？別的不提，一晃差不多20年過去了，那個地方官員坐騎之高檔和新潮(進口的日本越野汽車)，至今歷歷在目。

　　不曾回應關于起點平等、過程平等、機會平等的議論，因為我不清楚，它們究竟是人們的一種愿景(vision)，還是對現實的記錄和陳述？如果是后者，那么很對不起，我自己從來沒有看見過。于是我的愿景就只好實際一點：無論起點、過程和機會的不平等怎樣難以避免，給普通人多增加一點機會吧。無論今天還是將來，增加人民自食其力的機會是扶貧的第一要務。

　　(本文作者介紹：教授、博導、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