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陳志龍

　　高層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時間表一直持審慎態度。根本原因還是我們對自身金融體系的安全性有個正確而清醒的評估和認知，在國內產業轉型尚未完全成功、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的環境下，倉促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風險是比較大的。

人民幣國際化不能“霸王硬上弓”

　　最近一段時間，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連續下行，已逼近7.0重要關口和防線，人民幣兌美元跌回8年前。慢升急貶，升值時翻山越嶺好幾年，貶值如坐升降機。人民幣兌美元的匯率過快的俯沖式下跌引發了市場對人民幣持續貶值的擔憂，市場亟待加強對人民幣匯率的預期管理，呵護、提振對人民幣的信心。

　　官方回應稱，近期人民幣貶值加快主要是由美元強勁走勢造成的。但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的應對經驗不足，與市場有效溝通不夠也有很大關系。從國家經濟的宏觀治理來看，宏觀調控的本質是預期管理。對經濟進入持續調整期的中國經濟而言，經濟減速伴隨著各種風險的疊加，宏觀調控的一項重要工作是保持金融體系穩定，防范金融風險。去年以來，權威人士三次重要講話都講到要穩預期，保持大政方針不動搖、宏觀政策不搖擺、重大政策出臺要善于與市場溝通，要有底線思維，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這個底線。去年，資本市場的異常波動就暴露出這方面的問題。匯率牽一發而動全身，應避免犯同樣的錯誤，避免“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

　　保證一國金融市場的穩定，首先要讓市場參與者對本幣有信心，穩定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根本。困難的時候信心是金，信心勝金，信心十分重要。去年，資本市場異常波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信心潰散導致的市場恐慌。這也提醒監管當局，要密切關注市場情緒，避免因為市場有效溝通不足，誤讀政策信號和恐慌情緒蔓延導致的整體性潰敗，觸發系統性金融風險。如果市場情緒出現高度一致的預期并一再為市場驗證，情況就會變得十分微妙。在內外環境都較復雜的情況下，如何保持戰略定力，穩定幣值，其實，這方面我們是有歷史經驗的。

　　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剛剛從過熱中走出來的中國經濟面臨國內高通脹和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東南亞國家出現貨幣危機，索羅斯攻擊香港聯系匯率，國內有限的外匯儲備捉襟見肘，加之外部需求萎縮，出口形勢嚴峻。這時一些部門給國務院領導寫報告，建議人民幣一次性貶值，以刺激出口。朱镕基同志在多個重要場合明確表示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不搞競爭性貶值。在給人民銀行、財政部等部委負責人的批示和信函中，他明確提出可通過加快出口退稅來防止出口大量下降，強調“人民幣貶值的辦法不可取，這將影響對整個金融的信心……” (見《朱镕基講話實錄》第二卷)

　　當前的中國經濟體量、規模、抗風險能力與二十年前已是天壤之別，但風險防范的緊箍咒仍不可忪。匯率市場，雖然存在著嚴格的資本管制，如何任由貶值預期不斷強化，容易形成恐慌性的羊群效應和骨牌效應，并極易向其它領域擴散。加之“影子銀行”泛濫，“貨幣滲漏”“貨幣暗流”洶涌，它們相互強化共振，恐慌的踩踏效應一旦出現，極易“影響對整個金融的信心”。茲事體大，不可不慎察。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下行過程中，政策溝通、解讀以及輿論引導似乎出現了明顯偏差。伴隨著“不具備貶值基礎”到“不具備持續貶值基礎”再到“不具備大幅貶值基礎”等提法，市場走勢卻大相徑庭，容易引發領導同志所說的“塔西陀”陷阱式的信任危機。此間，一些并非外匯領域的“萬金油”式專家不負責任地叫囂“人民幣跌回八年前怕什么，跌回十八年前也沒什么了不起”、“鼓吹現在是人民幣兌美元貶值的最好窗口期”，說什么“樂見其成”，這種無厘頭的跌回“十八年前論”極不負責任，噪音干擾某種程度上加劇了市場恐慌和混亂，放大了恐慌情緒，由此引發的“蝴蝶效應”亦值得警惕。

　　過去兩年間，匯率貶值已近14%，與之相伴的是是外匯流失速度加快，后續供給吃緊，付出了近萬億外匯儲備的代價。如果預期仍然得不到扭轉和矯正，外匯流失會進一步加快，整體金融風險就會上升。當年，朱镕基總理稱外匯儲備是“政治儲備”，面對國內外復雜的經濟金融形勢，為保持金融市場的信心，堅持人民幣幣值穩定。現在，市場信息蕪雜，人民幣匯率如果不是按既定的實行有管理的雙向浮動，而是短時間持續單邊下行，極易加劇資金外逃，導致資產價格整體重估甚至潰敗，加大系統性金融風險。10%以上的貶值區間應該說幅度不小了，為呼應政策面一再表態的“人民幣匯率不具備大幅貶值基礎”的判斷，央行適時進場干預也是穩定幣值、穩定信心、乃至穩定整個金融體系的必要行動。

　　過去幾年間，隨著經濟規模和貿易增長，競爭力的增強，人民幣升值過程中，越來越多的貿易伙伴國愿意持有人民幣作為貨幣互換工具和保值性儲備資產，人民幣國際地位得到有效提升，人民幣國際化是歷史的必然。

　　擁有可自由兌換的國際儲備貨幣的債務國比沒有國際儲備地位貨幣的債權國更有利，這是美國次貸危機給我們上的一課。但從非自由兌換貨幣到可自由兌換的國際儲備貨幣不是一帆風順的，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戰略性相機決策很重要。它需要國內穩定健康的經濟和金融環境推動，同時也需要外部金融市場的配合。顯然，現在不是最佳時機，這方面萬萬不可“趕工期”，不能“霸王硬上弓”。

　　任何政策出錯都可以修補調整，唯獨這方面不能出錯，因為它不給你糾錯機會。去年的“8.11”匯改，是在資本市場十分脆弱的環境下實施的，2%的貶值釀成資本市場二次股災，央行說法是“匯改”使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機制進一步市場化。今年10月，人民幣正式加入特別提款權(SDR)，向成為全球儲備貨幣目標邁進了一步。

　　但我們注意到，高層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時間表一直持審慎態度。根本原因還是我們對自身金融體系的安全性有個正確而清醒的評估和認知，在國內產業轉型尚未完全成功、結構性矛盾依然突出的環境下，倉促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風險是比較大的。當年日本倉促邁出這一步，“護城河”失守，結果泡沫破滅，匯率下跌如巨石隕落，股市、樓市等資產價格重挫，“付出的代價超過了二戰戰敗的損失”。

　　好事不在忙中取。一國貨幣成為國際儲備貨幣，意味著資本賬戶可以完全自由兌換，參照蒙代爾的“不可能三角理論”，它會面臨匯率的穩定性、貨幣政策的獨立性以及資本自由流動的多重挑戰。上世紀90年代，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經濟進入失去的20年。在諸多教訓反思的文章中，有一點是達成共識的，即日本在成為第二大經濟體的同時，過于自負、過于樂觀地推動了日元升值和匯率自由化進程。

　　一位著名位學者在關于匯率問題的失誤檢討中引用了一句西諺來打比方：跑得太快，可能丟掉了靈魂；跑得太遠，可能忘了從哪里出發。這給我們以深刻的警示，特別是最近一段時間，隨著美元強勢不改，美元回流潮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貨幣普遍面臨較大沖擊，這時候如果草率地拆掉“防火墻”、或者不加遏制地任其下跌，可能會自毀長城，釀成難以估量的損失。

　　2012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新一屆領導人表示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這個底線”。近年來，局部市場不斷出現的險情一再向監管體系預警，特別是經濟進入下行區間，多重因素疊加造成中國金融風險正在上升。轉型經濟體的金融風險往往蘊藏在政策風險之中，政策魯莽草率多變冒進會誘發風險。

　　這方面，別人的經濟教訓和我們自己已經交的學費都不算少。作為一個大的轉型經濟體，我們金融體系還處在強身健體的初級階段，還十分脆弱。國內經濟轉型到了攻堅階段，金融市場不發達、有效供給不充分，資產泡沫化嚴重，加之資本市場不成熟、缺乏彈性和韌性，風險應對緩釋機制和監管機制不完善，這一切都需要人民幣的國際化應該水到渠成，而不能急于求成。

　　人民幣國際化，不但要有獨立的貨幣發行機制、匯率形成機制，還必須建立在自身經濟轉型和結構改革已經成功，金融體系十分健康，產業部門有足夠的全球競爭力，整個經濟體具有應對復雜內外沖擊的能力。

　　否則，如果不顧客觀條件、發展階段和國情特點，急于求成，盲目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推動本幣變身國際可交易貨幣，把自己脆弱的風險敞口毫無遮蓋地暴露在老練的狙擊手的伏擊圈內，風險極大。很容易重蹈上世紀80年代“廣場協議”后的日本，或者90年代中后期的東南亞國家的覆轍。

　　本幣在條件不具備情況下匆忙實現自由化國際化和金融市場開放，脆弱的金融體系經不起沖擊，極易把自己引入金融危機的深淵，那將導致國家和民族的深重災難，幾十年的發展成果可能毀于一旦。在金融開放和本幣可自由兌換的問題上，必須小心謹慎，不可魯莽，因為如果處之不當，“你的下一步可能就是你的最后一步”。

　　從較長時間來看，中國經濟要擺脫對投資和出口的過度依賴，轉向供給側改革下提質增效的內需增長戰略。短時間內本幣過度升值和過快貶值都是容易誘發經濟金融風險的重大宏觀事件。面對復雜的國際國內形勢，維持人民幣幣值的相對穩定是從容開展國內經濟轉型的一項前提條件。

　　否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匯率不穩，地動山搖。當前一項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加強人民幣匯率的預期管理，穩定政策，外匯當局要善于與市場溝通，正確引導輿論，真正讓人民幣匯率實現有管理的雙向浮動，防止短時間過快貶值導致預期惡化造成恐慌效應蔓延。要讓市場各方對人民幣幣值穩定有信心，避免資產價格的劇烈波動，從而保證金融體系穩定，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這個底線。

　　(本文作者介紹：南京大學長江三角洲經濟社會發展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財經作家。微信公眾號njchenzhil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