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機構 秦朔朋友圈 作者 秦朔

　　我在倫敦拜訪了多家著名媒體，每到一處，頭條都是特朗普。那就從這里寫起吧。我的聚焦點是，如果說特朗普的勝利是草根大眾對精英階層的一次逆襲，那么今天，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精英和大眾？　　

　　有點潮，有點霧，有點堵，有點蒙蒙細雨，但走在街上，還是那個多元化的、古典和現代混搭、人文薈萃、充滿活力的國際大都會。這就是倫敦。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口號Inspire a generation（激勵一代人）猶在耳邊，一個新單詞Brexit（英國脫歐，Britain+exit）已成現實。不過表面看，倫敦沒什么變化，房地產穩健繁榮，Google剛剛宣布繼續推動在倫敦建總部，投資規模可能超過10億英鎊，因為“這里有充實的人才資源、教育機構和創新熱情”。

　　原本我打算寫Brexit的文章。英國計劃明年3月前正式啟動脫歐程序，之后將與歐盟在兩年內就貿易和投資等政策達成一致。未來的英國邊境還會不會如此開放、移民政策是否還鼓勵技術人才的自由流動都屬未知。有人說英國將自由如故，也有人說變化在后頭；有人說英鎊貶值提供了在倫敦置業的絕佳機會，有人說還不能消除不確定性。所以，我會觀察一段時間再寫。

　　我在倫敦拜訪了多家著名媒體，每到一處，頭條都是特朗普。那就從這里寫起吧。我的聚焦點是，如果說特朗普的勝利是草根大眾對精英階層的一次逆襲，那么今天，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精英和大眾？

　　《經濟學人》為什么反感特朗普？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墻倒塌的那一天，曾被看成是“歷史的終結”。誰贏了？開放市場和西方自由民主。2016年11月9日早晨，當特朗普跨越了270張選舉人票、被選為美國總統，這個幻相（illusion）終結了。歷史又回來了，這一次它帶著報復。

　　這是我在《經濟學人》（Economist）編輯部，在最新一期雜志封面文章的第一段看到的內容。

　　《經濟學人》一直把特朗普看成危險人物，去年9月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特朗普的秘笈有兩個，一是脫離現實的自我拔高，他承認“我迎合了人們的幻想。我稱之為真誠的夸張”（I play to people‘s fantasies． I call it truthful hyperbole）；第二，特朗普能說出別的政客說不出口的話，所以人們認為他不是政客，他的支持者把他的粗魯看成真誠，認為他能夠傳達那些感到自己被精英（elite）背叛、被社會變化遺棄的群體的憤怒。上述兩點，都是在拔高民粹（towering populism）。

　　在《經濟學人》的這篇文章中，還提到特朗普對外交事務同樣粗暴，比如他說凡是和美國做生意的國家都在揩美國的油，“中國從美國賺走的錢是我們國家歷史上最大的盜竊”。

　　顯然，在《經濟學人》那里，精英的對立面是民粹。

　　在很多精英眼中，民粹主義（populism）都是負面含義。其實populism也是平民主義、大眾主義、人民主義、公民主義的意思，作為一種政治哲學，它認為平民被社會中的精英所壓制，國家這個工具應該離開自私的精英的控制，用在全民的福祉和進步上。就此而言，民粹主義的形成有其合理性。

　　民粹主義強調平民化、大眾化是政治合法性的最終來源，主張依靠平民大眾對社會進行激進改革，認同平民統一、全民公決等價值。民粹主義強調人民是一個整體，它崇拜抽象意義上的“人”，而并不關注具體的、個體意義上的公民權利，主張從整體上對平民大眾實施有效控制。民粹主義反對精英，反對權威，甚至不允許“旁觀者”、“第三方”的存在，用俄國民粹派當年說過的話，就是“誰不和我們在一起，誰就是反對我們；誰反對我們，誰就是我們的敵人；而對敵人就應該用一切手段加以消滅”。

　　那么，《經濟學人》的立場是什么呢？就印在每期雜志的版權頁上。我試譯如下：從1843年9月創辦開始，投入一場激烈的競賽之中，一邊是讓我們向前的智慧，一邊是沒有價值、怯懦、阻礙我們進步的無知。（take part in a severe contest between intelligence， which presses forward， and an unworthy， timid ignorance obstructing our progress．）

　　從這里可見，《經濟學人》的宗旨與身份地位和名利無關，而和讓我們向前的智慧有關。intelligence這個詞，和邏輯、認知、理解、學習、創造力、解決問題的能力連在一起，和它最接近的詞應該是知識趣味或智慧。

　　由此就不難理解，為什么《經濟學人》反感特朗普？并不僅僅因為他習慣自吹自擂、爆粗口、說話隨意的風格，而是因為他偏離了知識和邏輯的一致性。關于墮胎，他一會說“我強烈主張女性有選擇權”（I‘m very pro-choice），一會說“我支持生命權”（I’m pro-life）；關于槍支，他既說過“我最喜歡的就是沒有人擁有槍支”，又說過“完全支持并贊同憲法第二修正案”（保障持槍權利）；他把各族裔之間彼此尊重的倫理規則拋到九霄云外，也不把氣候變暖的共識當回事；他所代表的“民意”實質上是讓一部分人仇視另一部分人，與其說他要的是“人民的利益”，毋寧說是“票選的多數”；最奇葩的，2000年他尋求過改革黨的總統候選人提名，希拉里擔任紐約州參議員時他有好幾年直接給希拉里捐款，2001年到2009年他都是民主黨人，這一次他又成為共和黨人。

　　《金融時報》為什么反對特朗普和堅持英國留歐？

　　什么是精英？

　　在倫敦，過去的一個標準畫像是一個40多歲的中年男子，手里拿著一份橙色的《金融時報》（FT），從地鐵出來，走進某家金融機構，在上班前讀上幾十分鐘甚至一個多小時。

　　我在《金融時報》見到了主編Lionel Barber，他很自豪地說：“我們為自己的independent（獨立）而驕傲。”我說，你怎么確切地定義“獨立”？他說，FT換了股東（注：日本經濟新聞社去年收購了金融時報集團），但“different owner，same FT”（不同的股東，同樣的《金融時報》），股東不會干預內容。也沒有任何人或廣告客戶能在文章發表前要求審查內容，“包括我采訪的溫家寶總理和李克強總理”。最后他說，“without fear，without favor”（不畏懼，不迎合），就是《金融時報》的一貫立場。

　　美國大選前一周，《金融時報》發表社評，認為希拉里比特朗普更勝任美國總統。該報對特朗普的批評，放在了一個更大視野上，就是“過去70年的國際秩序正在產生裂痕，甚至可能崩潰。6月英國脫歐公投可能撤掉了歐盟的一根支柱。中東秩序顯然已四分五裂，俄羅斯在總統普京治下變得更加大膽，并且顯然精心安排了泄露事件以影響美國大選本身”。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應該選擇誰呢？《金融時報》的看法是，雖然對許多美國選民來說，希拉里幾十年的公共服務并不代表什么，“她是高高在上的、自私自利的權勢集團的一個縮影”，她的競選也缺乏靈感，沒有得到絕大多數選民的信任，“但是她顯然比特朗普更能勝任，后者日日上演著自吹自擂、挑撥離間和卑鄙惡劣”。《金融時報》批評特朗普擅長詆毀，而不是外交。

　　《金融時報》也提到了民粹主義，“中產階層被壓榨了幾十年，最富的1%人群卻變得日益富有。民粹主義再度抬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兩極分化的媒體對其提供了支持。”無論是民主黨內自稱是“社會主義者”的競選人桑德斯，還是特朗普，他們都抓住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一直滋長對美國政治的懷疑，都抓住了“選民的神經”。

　　選民的投票反映了對現實的不滿。但是，走向孤立主義、反全球化的方向是否真的會讓他們如愿以償呢？

　　我問Barber英國脫歐的問題，他說所有報道都是獨立的，但社評的態度是remain，英國應該留在歐盟。社論批評那種認為“脫歐是為英國爭取主權的想法”，認為這是一種錯覺，而且也挑戰了當今世界密切互聯、相互依存的現實。

　　社評說，很多懷疑論者認為歐盟是針對民族國家的陰謀、是為了在歐洲超級大國中破壞英國的自由，但加入歐盟后，德國仍是德國、法國仍是法國、英國仍是英國，而且歐盟把歐洲各國從20世紀上半葉的暴政和沖突中解救了出來。

　　關于主權，社評指出，真正的主權是促進國家安全和繁榮的能力。自1834年英國外交部開始統計以來，英國已簽署了13000多份條約和國際公約，涵蓋從戰爭、和平、貿易到環境和人權等方方面面的議題，每一份協議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侵蝕”英國理論上的主權。但多數乃至所有條約，都增進了英國的國家利益。雖然歐盟有些條約確實更深地探入成員國的國民生活，比如在允許人口自由流動方面，但共同主權（注：指歐盟各國政府接受歐洲法院作為這些領域的最終裁決者）不能算剝奪了英國議會的決策權，在國家安全、經濟管理、稅收和財政支出、社會政策、衛生和教育、規劃等許多方面，所有的決策都由英國政界人士做出。

　　全球化、歐盟一體化是好是壞？社評說，英國經濟現在躋身歐盟前列，應該歸功于“更激烈的競爭、能夠自由進出全球最具價值的單一市場、高技能勞動者供應充足”，世界經濟重心向東、向南轉移，這是趨勢，“在這樣一個世界中，那些仍然開放地接受競爭和變化的國家將受益”。

　　道理是非常清楚的，但投票的結果，卻是Brexit。

　　精英與民眾的命運矩陣

　　在倫敦的短短時間里，我一直在思考精英與大眾、精英主義與民粹主義的問題。丘吉爾說，永遠不要浪費一次好的危機（Never let a good crisis go to waste），我想，如果一場危機能夠幫助我們真正進步，改進和超越自我，那它就沒有被浪費。

　　陪我們參觀的是一位在倫敦住了20多年的媒體人。她說之所以投票的結果是脫歐，和資本力量膨脹、社會分化帶來的影響密不可分。比如說，受金融危機影響和收購荷蘭銀行的拖累，幾年前蘇格蘭皇家銀行瀕臨破產，其起源是當時的工黨政府鼓吹“不只是寬松監管，而且是有限監管”，支持資本自由擴張。資本擴張獲利時民眾分享不了什么，等瀕臨破產了，卻要國家施救，蘇格蘭皇家銀行破產事件讓英國納稅人光是股權注資就花了450億英鎊，是全球金融危機中規模最大的解困。

　　除了資本問題，在社會生態中，階層固化、流動性衰退也讓大眾越來越喪失對權貴精英的信任。斯蒂格利茨在《不平等的代價》一書中指出，最底層的20%人群進入最上層的20%人群的機率，丹麥是14%，英國12%，美國是8%。美國知名大學的學生構成比例為：9%來自底層50%的人群，74%來自上層25%的人群。來自低收入家庭但學習成績很好的學生中有29%大學畢業，來自高收入家庭但學習成績不好的學生中有30%能大學畢業。階層固化導致精英與底層民眾的分離，加劇了撕裂的程度。如果不能解決精英與非精英之間的流動，正如意大利社會學家帕累托在《思想與社會》一書中所說的，“流動是保持社會平衡的基本因素，如果沒有正常的流動，就會造成政治不穩定，釀成革命形勢”。

　　在倫敦，我想到，如果精英是指基于知識和智慧的文化群體，我們的社會應該需要更多的精英，同時，社會需要精英階層更多地關懷大眾特別是弱勢群體；如果精英是指資本權力的無限擴張，既要創設高杠桿、高回報的復雜金融產品，又要尋找低稅收的避風港和政府保護，那這種精英和掠奪者并無區別；如果精英是指在政經、教育等方面越來越牢固的圈層、姻親和互惠，那么這樣的治理模式勢必無法長久。

　　所以一個好的、健康穩定的社會，一定是“高創造、廣分享”的模式，而不是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的“高創造、窄分享”模式，更不是債務累累、不管未來的“低創造，高分享”模式，或者普遍貧窮的“低創造，低分享”模式。

　　從精英和大眾的關系看，最佳的模式是力爭上游、互助互信、合理流動、合理分享，糟糕的情況則有四種：

　　精英害精英：比如為爭權奪利而斯文掃地地互撕；

　　精英害大眾：比如金融市場上的“釣愚”和政治特權階層利用權力“設租”；

　　大眾害大眾：比如“集體無意識”的假冒偽劣和形形色色、特別針對弱勢者的詐騙；

　　大眾害精英：比如“文革”。

　　如果一個社會不努力推進制度的變革和文明的進步，那么，在不公正、畸形的制度和缺乏獨立思考與理性態度的文化的雙重作用下，將難以避免精英變成自私的掠奪者、大眾變成極端的破壞者、精英專制、群氓暴政等等悲劇和慘劇。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里的天下，指的不是政治權力的更迭，而是文明、文化的發展與傳承。人人有責，不僅是對自己負責，還包括對家庭、社區、社會負責。“個我”和“他人”的良性的融合互動，才有完整的“大我”的出現。人人向上，人人向善，人人求真，人人求智，人人進取，人人謙卑，人人自省，人人超越，則我們才能穿越各種困頓與危機，不被浮云遮蔽，共赴天朗氣清的未來。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文明聯盟創始人、秦朔朋友圈發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