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作家 周天勇

　　這次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由于人口收縮和老齡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而拽力特別大，要使L型下行的經濟增長，重啟為J型增長，甚至力度要比前兩次經濟增長下行翻為上行時所采用的突破性改革力度還要大才有望實現翻轉。

　　考慮和選擇能夠啟動新一輪國民經濟J型增長，在基本不觸動國有和集體土地等最終所有制形式的前提下，需要有突破性、大強度的知識和土地等使用財產權突破性體制改革。

　　20世紀1978年后30多年來，文革后期、80年代后期、世紀末后期三次經濟增長下行，將其翻轉到上行，并實現J型增長，不是短期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實現的，也沒有看到技術進步和產業革命是其啟動的初始力量，而是黨和國家經濟工作重心轉變、農村聯產承包，確立市場經濟體制和允許外資進入，加入WTO倒逼改革等，三次力量非常強大的突破性改革啟動的。

　　這一次新的中高速經濟增長，還不可能由顛覆性創新和產業革命啟動。有的學者認為，這一次經濟增長速度拉起，將L增長型翻轉到J型增長，可以依靠技術和產業創新來實現。我判斷可能性不大。理由是：

　　（1）需要至少10年以上的時間。從第一次和第二次顛覆性技術出現，到形成工業革命，在百年左右的時間；第三次信息顛覆性技術到形成工業革命，時間在50年以上；第四次技術革命，到第四次工業革命，可能時間更加縮短，但是至少可能需要10到20年的時間。

　　（2）與前幾次單一，或者幾個少數顛覆性技術出現不一樣的是，這次產業暴發式革命，需要一組、多個、交叉、復合，互為影響和配套的顛覆性技術出現。中國現在開始，培育、發現、試驗到成熟，以及大規模應用，形成一組顛覆性的技術及其引暴的產業革命，可能不是10年內能完成的事。

　　這一次新的J型增長，也不可能由擴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啟動。這在2008年底時有一次操作，即計劃投入4萬億元，而且在2009年新增人民幣貸款9.5萬億，新增外幣貸款折合1萬億元人民幣，到2012年經濟增長速度還是跌破8%，一直到2016年上半年。而且，在經濟主力人口收縮的情況下，量化寬松貨幣和財政擴張政策的刺激，有時不起作用，主要是因為以經濟主力人口為基礎的消費總需求在萎縮。特別是由于傳統工業化提前結束，制造業全面過剩，即使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貨幣也不能流入現有的實體經濟領域。比如，2016年貸款部門7月新增貸款4636億元，較去年同期減少仍超1000億元，而且其中的4575億元是居民住房貸款，可見實體經濟貸款少之又少。[1]也就是說，中國遇到了日本一樣的問題，即在人口萎縮的情況下，擴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失去有效的作用。

　　而且，選擇一般性、單項性、成本過高性的改革，比如國有企業改革、農村耕地體制改革等，也很難啟動新一輪的J型經濟增長。

　　我認為，從目前已經從事過的改革領域看，只有產權體制改革，還是沒有到位；然而，這也給通過進一步產權改革來釋放各方面的活力和動力，提供了足夠大的空間。其涉及到各個方面，如知識產權的明確和保護，國有企業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國有企業股權換安置和搞活的改革，建設項目的PPP模式，農村宅地林地耕地的優化配置，城鎮資金以市場的方式流入農村，事業中土地等閑置資產的盤活和企業化，廢棄地鹽堿地改造利用，護林育林與林下經濟，形成現代股權和治理結構合理的跨國公司，以房養老保障的推廣，用土地和閑置資產等安置下崗職工，房地產永佃制換取征稅權等等一系列改革和搞活，都與產權體制的進一步改革有關。

　　制度經濟學認為，在一個國家的發展過程中，產權制度是制度集合體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所謂產權，按照德姆塞茨的定義，它是一種很重要的社會工具，有助于人們在與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理性預期，這種預期一般通過社會的法律、習俗、道德規范來表現。

　　產權的所有者擁有對自己資源的處置權，他希望社會能阻止他人對自己行為的干涉，只要這種行為又受其產權約束條件的限制；簡言之，產權是一種權利，它包括一個人或其他人受益或受損的權利，是一個社會所強制實施的選擇一種經濟品的使用的權利。[3]在產權經濟學家看來，產權制度的變遷必然會影響人們的行為方式，并通過對行為的這一效應，產權安排會影響資源的配置、產出的構成和收入的分配等。

　　從人類社會發展來看，對產權的界定經歷了由“易”到“難”、由“簡單”到“復雜”的過程，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建立排他性的產權制度；第二，建立可轉讓性的產權制度，產權的交易、轉讓是與社會分工、市場經濟制度的發展聯系在一起的；第三，建立與各種組織形式創新聯系在一起的產權制度，如股份公司制度的建立和演進等。

　　產權制度實質上包含一組產權，其中最重要的是關于資源的控制權和資源的收益權。如果收益權與控制權相脫離，就只會有殘缺產權；如果收益權與控制權被結合在一起，并落在同一主體上，那就是一個完整的產權。從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來看，社會制度的演變都朝著建立與健全完整產權的方向發展。因此，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建立和完善產權制度是促進其經濟發展的前提和基礎。

　　前面我們也已經討論，從這幾年國民經濟運行的情況看，一是經濟形勢下行，國內需求相對萎縮，勞動力土地環境等成本上升，許多國內企業或者轉移產業，或者向外轉移資金，到外投資設廠，買地置業；二是在意識形態方面，前多年有輿論爭論私營企業家的原罪問題，這幾年不時地有報刊載出堅決不搞私有化的文章，也有學者甚至以共產主義目標為由，提出均貧富；三是重慶等地，確實發生了“唱紅打黑”，先將私營企業家抓捕入獄，再進行“犯罪”偵察，期間就沒收拍賣企業家財產的現象。

　　一時間全國各地許多企業家人心惶惶，覺得經營、財產和人生不安全，相當多的私營企業家辦理投資移民。產業和資金的外流，對于中國國民經濟處于下行的勢態，更是雪上加霜。

　　從保護和鼓勵創新的方面看，我國科技產權和市場制度仍然還不完善，一是在單位中，發明的集體和個人之間的貢獻不能以產權的形式來明確，特別是國有事業和企業中，個人貢獻往往被集體和團隊化，利益被平均和大鍋飯化，知識產權被單位化；而在市場上，新發明應用的技術，往往被盜仿，由于地方保護主義，司法制度不健全、審判不公正等，侵犯知識產權者卻無法被追究。這樣集體和發明者個人不分和盜仿得不到懲罰的環境中，創新艱難，積極性難以調動，發明者保護自己產權的成本很高，風險很大。使創新推動國民經濟增長的動力大打折扣。

　　如果要遏制住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下行，并且重新啟動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從前面的分析看，只有一個選項，即大力度和突破性的體制改革：

　　（1）這項突破性的改革，政府無成本，無涉及利益受損的阻力，受到全體人民的贊同，與前三次突破性改革一樣的是，遇到的可能是只是意識形態的上的阻力；

　　（2）這項改革，可以使持有資金、技術、經營能力的投資創業者，對未來的經濟安全、市場前景、經濟盈利等有一個可靠的預期；

　　（3）它可以使資金、勞動力、技術、經營管理等要素，向這種改革起作用的國內各經濟領域大規模流入，形成投資需求和新的生產能力；

　　（4）在對外的經濟循環中，它可以增強國民經濟本體對資金、人才、技術等要素和營養的吸引和吸收能力，改善各種國民經濟增長要素過度外流造成的經濟下行癥狀；

　　（5）它可以在各個方面和多個領域，調動個人和企業的積極性，通過投資、創新、創業、創造和就業，形成較多的新的GDP，創造更多的國民財富；

　　（6）這項改革，可以通過在創業和就業創造財富的同時分配財富，實現收入支配的需求與擴大供給的財富相平衡；并且使低收入階層向上流，中產階層規模擴大，減少失業而貧困的人口，在創造更多財富的同時，用積極的方式實現共同富裕。

　　那么，這項突破性改革是什么呢？需要的是牽一發而能帶動全身的改革。我認為是財產權明晰、使用財產權永佃、司法確保私人財產安全。

　　（1）個人創新要得到承認，集體和單位創新成果，知識產權要盡可能分解到創新者個人，以激勵發明新的專利技術，形成技術—產權—財富行為動機，給不斷的技術進步，特別是顛覆性技術的發生一個產權激勵的土壤；

　　（2）所有的農村和城郊集體性質的庭院、耕地、林地等，以及城鎮中國有性質土地的院落和住宅，在最終城鎮土地國有、國有農場林場等土地國有、農村和城郊土地集體所有等最終所有制度格局不變的情況下，明確使用者的使用財產權，也即用益物權，確權發證；

　　（3）無論是知識產權，還是與土地有關的永佃使用財產權，都要承認有出租、出售、入股、抵押、繼承等市場經濟中資產的所有特征；

　　（4）廢除土地財產使用的有限年期制，國有和集體土地，實行承租人永佃制，除非公共利益，國家不得強制征用和收回屬于個人和法人的永佃使用權土地，公共利益需要的，也必須按照市價征收；

　　（5）最嚴格保護私人產權的司法等體制，知識產權不得仿冒和侵犯，懲罰使其傾家蕩產；除了防止欺詐、貪污、偷盜、破壞等這樣侵害私人產權的以外，特別要最嚴格的司法防止公權力對私人財產的侵害。2016年9月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發布《關于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提出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堅持全面保護，保護產權不僅包括保護物權、債權、股權，也包括保護知識產權及其他各種無形財產權。[5]

　　從一系列顛覆性技術的出現，需要最嚴格的知識產權確認和保護制度。除了以上所述的，還要建立市場化的知識產權評估和交易體系，包括規范知識產權評估機構的認證制度，促進知識產權評估機構健康發育；建立知識產權交易市場，完善知識產權的轉讓、入股、抵押、處置、繼承等制度；形成業內自律和業外監管有機結合的運行機制。完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強化知識產權保護意識，提高知識產權管理水平。在制定與國際接軌的知識產權保護規則時，要指導國內個人和企業運用知識產權作為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工具。

　　我們現在許多改革的卡點在錢從哪里來，人往哪里去。如黨政事業精簡，國有企業改革，養老金不足等等，都需要支付成本，但是，政府均拿不出足夠的錢來，特別是在經濟下行時期，更是捉襟見肘。如何克服這一難題，只有推進產權改革，才能破解。而土地產權的改革，實際是一次土地財產價值的釋放。

　　國家可以在國有與集體最終所有制不變的情況下，用土地使用產權的明晰和確認，進行永佃制改革，賦于其交易、入股、出租、抵押、繼承等市場經濟屬性，用釋放的價值，推進一系列低成本的改革。以花錢買改革、求穩定的思路，調整為以產權促改革、生穩定、引活力的思路。

　　（1）將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資源性經濟比重較大的地區，其僵尸企業下崗職工，運行企業中富余職工政府花錢安置，變為利用林地、改造的廢棄地和其他鹽堿地等產權分配，發展生態農林業、旅游業、農林業產品加工等，以產權換身份的形式加以消化；也可以用此方式，消化一部分黨政事業機關和單位中的富余人員。還可以通過國有企業事業綜合資產的改革，以產權明晰、事業企業化和混合所有制，以及職工承改企業的方式，消化企業中的冗員。

　　（2）黨政機關和國有事業，冗員也較多，也可用低利用率、多余和閑置的房產和土地，劃出一部分，他們可以用其創辦企業，企業化運營，走向市場同，用產權換下崗花很多的錢安置。如車隊、食堂、印刷廠、綠化園林、幼兒園、雜志出版社、招待所等企業化和市場化，資產處置換離崗，鼓勵黨政機關干部停薪留職，再一次去創業，精簡供養規模，降低執政成本。

　　（3）將農村發展的思路，從政府和城市反哺，變為以產權吸引城市社會資金，市場機制調節，平等流入農村，形成造血機制。通過土地財產權的進一步明晰和分配，可以利用改造的未利用土地，農民可以與城鎮居民合作，城鎮中的資金可以進入農村，興辦農家樂等，發展經濟；通過國有和集體林地產權改革，變國家花錢護林育林，適宜的地區，分林到戶，國家護林育林經費不變，在嚴格護林育林標準的同時，林戶和農戶可以用地權入股，吸引城鎮社會資金投資，發展林下特色經濟，生產中藥材，發展林區旅游等，富余農民和林區居民。實現錢從城中來，業從鄉興起。

　　（4）政府可以用產權換征財產稅權，以及穩定以房養老，從另一渠道解決養老金不足問題。從現代國家的經驗看，未來基層地方政府的稅收大量地將來自于房地產稅。但是，對沒有土地財產權的房地產征稅，沒有法理上的合法性，過去也沒有開征過房地產稅，阻力很大。可以給以居民以房地產使用財產權，并改革為永佃制，加上以當地居民平均5年收入可買一套合適面積的價格，換取房地產稅等征稅權；并且，消除房屋使用權年限所剩價值不同、存在再出讓收取出讓金等因素的干擾，穩定地推進以房養老，緩解養老金短缺的壓力。

　　這樣的改革，將政府的一些改革，需要多花錢，不可持續，變成了少花錢，不花錢，甚至資產出讓還能有一部分收入，發展企業后有稅收；將花錢買穩定，反復性大，依賴政府，沒有活力，變成了產權換穩定，反復性小，依賴產權創業，有活力，還創造財富；將政府投巨資造林、改造土地等，投資大、效果差，變成了吸引社會民間資金投入，國家定法律，定標準，在土地利用規劃管制前提下，放活具體使用和經營，既綠化祖國，又發展經濟；將東北、西北和其他資源性工業地區人口流出、投資不入、發展不平衡，變成人口回流、資金進入、經濟恢復增長。

　　這種方式，其實是過去產權漸近性改革，在今天經濟下行時期，釋放巨大的知識、土地等資產價值，調動億萬人民的積極性，以及以此而形成經濟增長的活力和動力，留給我們非常寶貴的空間和機會。

　　這樣的改革，可以明確要素所有者對其財富，有未來不會以擴大公有制比重、均貧富運動等而被再分配，不會被偷盜、搶奪和破壞，不會被公權部門隨意罰沒和拍賣的確定性和安全的預期。形成這樣突破性、大力度促進經濟增長的格局：向外因財產安全預期恐慌的人口移民、變賣資產、或抵押于銀行、資金轉出、產業轉移緩解和停止；通過產權明確，拓展和擴大新技術產業化、鹽堿沙漠廢棄等土地改造、生態護林造林等新的民間資金進入的投資領域，將流出國外過多的資金吸引回來一部分等。與前述突破性改革6個目的的要求非常符合。

　　這次經濟增長的下行壓力，由于人口收縮和老齡化的問題越來越嚴重而拽力特別大，要使L型下行的經濟增長，重啟為J型增長，甚至力度要比前兩次經濟增長下行翻為上行時所采用的突破性改革力度還要大才有望實現翻轉。而各種比較來看，除此之外，找不到其他牽一發可動全身，力度更大，或者與此一樣的突破性改革。

　　特別需要提出的是，在中國人口萎縮和經濟下行壓力這樣大，人口眾多而生產力水平還不高的情況下，我們需要一個有活力，有動力，能創造更多財富的社會主義模式。而讓許多人從無產者成為有產者，有恒產，是其模式最核心的部分。

　　除了盡快出臺大力度的產權方面突破性的改革外，對于非國有經濟產權的保護也至關重要。需要營造一個私營企業家放心和安全的國內經營和財產環境。首先，時刻提醒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一個很長很長的歷史過程，在大力發展生產力的這個階段中，一定要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一定要堅持發展公有制和堅持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兩個毫不動搖的大政方針。

　　就此類問題，在輿論宣傳和學術研究上堅持和貫徹鄧小平同志倡導的“不爭論”原則。而過度剝削、非法收入、血汗工廠等，違法犯罪要追究，用法律的手段去解決和抑制；合法的收入和財富差距，可以用鼓勵創業創新、擴大中產階層、稅收杠桿調節、完善社會保障、擴大轉移支付、發展公益慈善等現代社會主義方式去縮小。

　　其次，保護私營企業家產權和法人企業合法經營權。嚴格禁止公檢法系統，在沒有偵察和證據的情況下，隨意拘留、批捕企業家；嚴格禁止政府和公檢法隨意查封、關停正在正常經營的企業。

　　（1）個別違法企業典型處理，大多數企業警示教育為主。在以往生產經營活動中，由于辦事關卡多、需要公關等形成的請客送禮，需要看是普遍化還是個別行為，是索賄還是主動惡意行賄，除了一些情節惡劣、民憤極大的，應當以黨的“十八屆”的反腐規定為屆，區別對待；否則，在當時環境下，大多數企業有不法公關行為，全面清查處理，可能會使企業大面積關停。

　　（2）自然人違法，與法人經營分開。相當多的企業，因董事長、總經理，或者其他如副董事長、總經理，以及財務等人員行賄，或者有其他不法行為，有時公檢法機構，同時查封企業，使可能正常經營的企業停業，甚至資金鏈斷裂，導致企業破產。因此，只要企業經營項目不違法，在自然人犯罪時，應當追究自然人責任，而不應當擴大到法人范圍，應當允許法人企業仍然正常運營。

　　（3）公檢法對違法自然人的企業財產處置，應盡可能地保護私人財產權利，要按照法律程序進行。不得沒有法律允許和結論，就查封企業法人和投資者的財產；不得不征得財產所有人的同意，就強行處置、拍賣、重組其資產，特別是低價處置和拍賣私人和法人財產；不得在涉案私人和法人財產中，提取所謂的辦案經費，辦案經費全部由財政撥款支付，杜絕公檢法部門，以利益冤案、錯案、假案和過頭案。

　　2016年9月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意見》也提出，要堅持有錯必糾，抓緊甄別糾正一批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剖析一批侵害產權的案例。對涉及重大財產處置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民營企業和投資人違法申訴案件依法甄別，確屬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的錯案冤案，要依法予以糾正并賠償當事人的損失。[6]我認為，非常及時，但可能需要認真加以落實。

　　應當在新聞輿論上，在保護產權的制度建設上，以調動社會投資創業創造積極性、營造各種所有制經營財產安全放心環境、推動生產力發展為第一要務。使萬眾創新、大眾創業、民間投資，安心、放心和自信，進而使中國未來的國民經濟增長，有強大的投資創業動力。

　　(本文作者介紹：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