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江濡山

　　繼續保護國有資產，未來幾年則可能出現這樣一種“由表及里”的經濟惡化趨勢：國有企業的持續低效率、房地產業的日漸低迷和民營企業大規模倒閉，直接導致兩大危情：財政收入滑坡、就業壓力加劇及資產泡沫破裂。

不惜代價保國有資產后果可怕

　　日前，中國官方公告的數據表明，民間投資增速在各個行業全線下滑，今年上半年民間投資增速已由去年的10.1%下降到2.8%，而與之形成鮮明比照的是，今年上半年國有控股投資增速從去年的10.9%大幅拉升至23.5%。很多媒體都在熱炒這一數據。

　　其實，這一現象不足為奇，因為過去幾年來，整個中國民營企業已經潰散了“半壁江山”，該死的已經死了，不該死的也半死不活、茍延殘喘，只有極少數民企通過業態創新“突圍”到新的發展階段。令人糾結和后怕的是，仍有相當一些質地良好的民企只能“坐以待斃”。

　　出現這種狀況，既有國際國內市場環境疲軟的客觀因素，也有國家經濟政策跑偏的原因，但根本原因還在于中國經濟體制固有的頑疾一直在體內作怪，深層腐蝕著國民經濟循環功能。

　　比如：近年來，在球性“產能過剩”的背景下，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各大經濟體，都實施了持久的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但是，中國只有國企成為這一政策的主要受益者，而歐美日經濟發達國家的貨幣量化寬松及超低利率，保護和支持的是其境內所有的企業。

　　加之中國各級政府有“財政信用和行政手段”做隱性擔保，銀行更愿意將資金輸出口對準國企。因此，民企們最大的埋怨是：政府對民企只有冠冕堂皇的安撫性政策口號，卻沒有實質性舉措及路徑。

　　現在，整個中國經濟運行格局大致是這樣的：與廣大民眾日常生活的密切相關的各個生產及消費服務領域，被國際資本及其知名品牌和國內民營資本“分享”，并處于嚴重的產能過剩和殘酷的競爭狀態；創新類、科技類企業的被年輕人及民間投資大佬把控，但體量太小，尚不足以支撐國民經濟大局；金融、投資、能源、城建、交通等領域，大都被國有資本高度把控并處于政策及資本保護下的高成本低效運營狀態；房地產領域則是國有資本與民間資本“共融”發展狀態，而房地產行業的發展也處于騎虎難下、進退兩難的境地。這種格局的背后是資源配置結構、利益分享結構的極大扭曲。

　　現在學界及體制內外爭議很大的一個問題是：在市場環境持續“低迷”的背景下，國家資本及政策要不要不惜代價首先支持國企和保護國有資產，如果是這樣的策略，必然導致經濟結構日益被扭曲。

　　這種趨勢若延續下去，未來幾年則可能出現這樣一種“由表及里”的經濟惡化趨勢：國有企業的持續低效率、房地產業的日漸低迷和民營企業大規模倒閉，直接導致兩大危情：財政收入滑坡、就業壓力加劇及資產泡沫破裂。現在，大家都明白，總理手里可打的經濟牌只有兩張而且邊際效用越來越低：一是貨幣工具，二是行政權力及政策干預。

　　很顯然，這兩張牌在明顯失效，在危情趨勢日益加劇的情況下，到底如何力推中國經濟有效突圍，并保護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安全，已經是無法回避的相當嚴肅的課題。要破解這道難題，還得從源頭診治---至少有下面兩個問題需要結合當下全球化經濟發展趨勢及中國現階段的發展特征痛徹反思、明辨是非，然后優化調整改革的策略。

　　一是支撐國民經濟安全運行和保障執政安全的“中流砥柱”真的是國有資本及其控制的國有經濟嗎？經濟全球化大趨勢下，真的還要給資本及企業形態注入“政治的階級的屬性”嗎？

　　在中國投資發展的任何渠道的民間資本，其本性是追求利潤并承擔經營風險，而這個過程對國家帶來的最大貢獻是創造了社會財富、提供了就業機會、增加了政府稅收，同時維持了良性經濟循環和政局穩定。這是亞當-斯密高度概述經濟運行規律的思想精髓，國民經濟的運行只要是基于市場化公平的交易行為，這一規律放之四海而皆準。

　　作為一個21世紀大國的執政集團及政府，有理由有這樣的自信心：每一位勤勞的中國公民的生產勞動、每一個中國民營企業家、每一個外來資本的投資者，他們的生產經營活動，必然會優化國民經濟健康的循環機能，必然強化國家治理的經濟基礎，必然給中國創造了更多的社會財富、提供更多更好的就業機會、增加更多更持久政府稅源。更重要的是，他們的生產經營過程中的風險全部“自己來扛”，不會像國有企業那樣給政府制造很多負擔和麻煩，政府只需要專注于法律和規制的監管即可。

　　有人說，中國國有企業一旦“被民間資本擠垮”，就會大大動搖執政黨的執政基礎。這顯然是一個悖論。說白了，中國執政黨的執政基礎一是民意，二是財政，三是國家機器。這三點跟企業屬性、資本屬性有幾毛錢干系？連這個問題都整不明白、連這點自信都沒有，還怎么運籌帷幄、決勝千里，還那什么跟美日叫板？其實，體制內很多明白人都知道這個道理，只是處于某種原因不愿明說而已。

　　當然，對于國有企業的發展命運，不必太多糾結，一個最簡單的思維就夠了：對于基礎良好的、尚處于優勢競爭地位的國有企業，實施基于資本層面市場化條件的“混合制+供給側”改革即可；對于已經半死不活、缺乏競爭力及發展后勁的國企，則應加速讓其“安樂死”，不要再為其輸血、不必再讓其消耗寶貴的資源。

　　二是在市場環境持續低迷，經濟運行處于低谷時期，通過政府有形的手，加大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力度，通過投資持續支撐經濟發展，這樣的投資思維真的能消解經濟運行的周期性波動，抵御經濟下滑嗎？

　　千百年來，任何社會形態下的經濟運行的核心規律是：民眾終端消費需求結構及需求能力，牽引經濟投資價值取向及投資結構。當下，政府扭曲的投資體制和持久過度的行政投資作用，不僅投資邊際效用下降，而且不斷加劇經濟結構的扭曲，并抑制市場元氣的恢復。這種現行投資體制的最大特點是：自上而下的投資由各級政府自主把控，因此導致無論國企還是地方政府，想法設法攢項目、套投資。無效的基礎設施投資、產能過剩領域的投資、背離市場規律的投資比比皆是。

　　這種政府把控經濟資源和主導投資行為的體制，不僅吊高了下級政府和國有企業用項目套取投資的“釣魚胃口”，而且也慫恿民企以不軌手段跟政府核心部門套近乎。總之，一個畸形的投資體制構建起來畸形的利益鏈和畸形的供給鏈。

　　(本文作者介紹：香港環球經濟電訊社首席經濟學家、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訪問學者、高級研究員，政府及財團大型投資項目顧問，產業項目風險及可行性評估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