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賈康

　　地方政府收入一落千丈，日子過不下去，就開始出現動作變形。地方政府的一個動作變形，跟過來就變成了“穩定壓倒一切”的事情，就不再是微觀經濟層面能簡單調整的一個問題，涉及的是帶有社會意義、政治意義的事情。

經濟問題不要用政治手段處理

　　國像一個“兩個輪子的自行車”，我覺得特征上面是非常明顯的： 2012年經濟下行帶來壓力，在企業層面非常困難，而首先凸顯的矛盾反映，是地方政府收入一落千丈，日子過不下去，就開始出現動作變形。

　　一個比較典型的事例，是東北一個著名的省會城市，地方政府看著財政收入迅速滑坡，想出一招什么呢？ 動員干部力量上街，一個一個店鋪逐一去“打擊假冒偽劣”，找人家毛病，意圖通過罰款增加點非稅收入，沒想到這個動作迅速激化了一個集體罷市，有關部門不得以馬上采取一個反向操作，“大字報”式地到處張貼“緊急通知”： 本次運動到此結束，請大家迅速恢復營業。 這種事代表了什么意味呢？ 我的說法叫做“經濟問題政治化”。

　　地方政府的一個動作變形，跟過來就變成了“穩定壓倒一切”的事情，就不再是微觀經濟層面能簡單調整的一個問題，涉及的是帶有社會意義、政治意義的事情。 2012年我們看到這個年度在穩增長措施加碼過程中，卻有在我們過去用得比較得心應手的投資上項目這個事情上，一連串出現三個群體事件帶來的投資受挫。首先是上半年，我們災后重建的代表性區域什邡，一個很有規模的鉬銅項目，按照原定計劃地方政府要舉行隆重的開行典禮。 結果老百姓卻完全不認同，認為會造成環境污染，激化群體事件，這也是十年八年以前根本想不到的———本來想的應該是大家一起敲鑼打鼓，歡慶這么一個大項目、好項目放在我們什邡，沒想到老百姓高度不認同，雙方對抗起來。 當地原來的書記還想來硬的，結果使事態嚴重升級。 互聯網時代，全世界都知道了。 接著我看到的就是很快由公開渠道宣布，上面給什邡派去第一書記。 新書記去了以后，很快宣布這個項目在什邡“永不上馬”，算是平息事態了。

　　接著到了這個年度中間，江蘇這個增長極區域———啟東的一個大投資項目，又是出現群體事件，開始市長到現場說服不了群眾，后來書記去了，他試圖把這個事態管控下來，沒想到去了以后，仍無法控制局面，別無出路，又是很快宣布這個項目在啟東永不上馬，算是一個了結。 沒過去多長時間，進入秋天，寧波這個非常著名的沿海開放城市，又發生了一個事件。寧波鎮海要上一個大投資項目，又是兩邊對峙，老百姓覺得這個項目會造成污染，堅決不接受，甚至造成事態失控，果然那天傍晚又是無線電波一下子傳來消息，政府說這個項目在寧波永不上馬，這才算了結。

　　一連串三個群體事件表明什么？ 中國過去穩增長得心應手的投資，在新的階段上受挫，在不少項目上沒有操作空間了。 如要從結果來說，這里面似乎有輸有贏，輸的肯定是政府，而且一線領導你再也不要想受到重用，為官一任沒有造福一方，還惹了這么大的事，不能保一方平安，不能夠守土盡責，誰還敢重用你？ 但說其他人誰贏了？老百姓的訴求似乎得到滿足，那你從長遠來看，專家早就認證了，鉬銅項目、PX項目、重化工項目，我們的工藝完全可以控制污染，跟國際經驗對比，與中心區隔了多少公里，人家多少年就在那里運轉，中國怎么就不行？ 但說什么都沒用，老百姓就是不接受。 看起來老百姓似乎在這方面還勝出了一盤，但實際上想一想，在什邡這樣的地方，這么好的一個項目喪失之后，未來多少年，當地的就業機會、經濟增長的景氣支撐，付出的機會成本是非常高的，實際上還會影響到當地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向往的落實。 通過投資支撐發展過程的受挫，老百姓其實絕對不是贏家，從根本意義、長遠利益上看，是受損的。

　　另外還有一個“軟柿子”， 這方面最有苦說不出來是誰？ 企業。如講法治社會，一個項目前期做了多少投入，有多少研究認證，合同是簽了字的，但是不得已給了一句話“永不上馬”，前期所有投入就都打了水漂。 這事情就等于我們現在說的“兩輪自行車”在一個一個具體項目運作過程中間，過去沒想到的約束已經收得非常緊，這種約束過不去的話，一切的什么穩增長效應免談。 我們現在想“好字當頭” 軟著陸，但是一旦出現硬著陸跡象和壓力，就不得不采取一些我們過去比較得心應手的措施，比如說投資，但現階段投資卻又屢屢受挫。

　　為能控制物價，很明顯需要壓景氣，但同時還要考慮，要讓就業這方面過得去，如果就業壓力較大就還要抬景氣，這又是一個兩難。你要靠市場上形成的壓力淘汰落后產能，就要有嚴格取向，往往還要幫企業，還要呵護以求保穩定，不可以太嚴格。 這些種種的“兩難”和“多難”合在一起，實際上的問題是市場它本來有“看不見的手” 的作用，可以通過優勝劣汰的競爭擠出落后、過剩產能，但我國實際生活中，在市場作用還發揮不了特別大的時候，政府就不得不介入進去，要使用“看得見的手”了，而這個看得見的手處理不好，就變成“閑不住的手”，實際操作過程中間種種不合理的地方，又被人們所批評。

　　中國“兩輪自行車”的把握、權衡，過得去還是過不去，跟別的經濟體大相徑庭。 比如說到日本，進入高收入國家階段以后，后邊跟著的是二十多年的停滯，增長速度歸零了，有的年度是負增長，所以現在總量上被中國甩到后面去了，但你看日本的老百姓還不斷地出手買本國的公債，雖然他們的媒體上也說什么日本列島沉淪，日本經濟崩潰，也有這種說法，但普遍社會心態已經接受了這樣的一個調整。 你得承認，日本至少是4個輪子、6個輪子的車輛。

　　美國人金融創新走過了頭，鬧出金融海嘯，又升級為沖擊全世界的金融危機，大家看一看，美國自己內部也曾折騰得很熱鬧，什么占領華爾街等，但是鬧完了以后，看看這些運動，一無綱領二無領袖，泄一泄憤，然后大家該干什么干什么去，自調節機制接著走。 現在美國已經在運行過程中作為發達經濟體率先告別了復蘇階段，在退出量化寬松之后，轉過去開始對付通脹壓力，進入升息通道了。 美國人在自己惹了禍以后，全世界卻把美元資產作為首選的避險資產， 這是一個很荒謬的事情嗎？實際上它符合邏輯，美國人金融創新走過了頭、惹了禍以后，全世界風雨飄搖，結果大家一看，手中持什么東西最可靠？ 歐元、日元不行，還是得持美元資產。

　　中國人也是這樣，我們三萬多億美元當量外匯儲備，有一大半是美元資產，別無選擇。 美國那個調節機制有這么一個彈性調節空間，從正面說，這叫所謂國家治理現代化。 美國的情況可以認為是一輛十輪大卡，它的速度高一點兒，低一點兒，或者停下來，它不會關系到翻車的問題，中國還做不到。 所以我們一定要審慎處理兩輪自行車這樣一個特定階段上面的速度底線。 在這底線之上，你要說到我們具體發展中間的運行掌握，更是有一大堆的矛盾。

　　我們的城鎮化，本來是“引擎和動力源”，但是怎么才能在城鎮化建設、城市中心區域不斷擴大、未來幾十年還要有4億人進城這個過程中間，保證我們的基本農田守住“紅線”，以使我們一系列的征地拆遷補償能夠相對平穩運行，不要動不動激化一個極端事件？ 農民工進城以后，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前面已累計差不多3億人里面，80%以上是兩地分居狀態，而且兩地分居多少年，后面的社會問題可想而知。他們90%的孩子，是不能跟父母在一起，是“留守兒童”狀態，后面的社會問題這幾年也是屢屢沖擊我們的神經，這些都是我們現在看到的問題。

　　短期你要平衡，要妥協、遷就，而中長期化解深層矛盾，要不妥協不遷就。 這些處理不好，那帶來的就是一大堆的兩難和多難。于是在“兩只老虎賽跑”這方面，我們看到的形勢是不是會越來越嚴峻？ 改革和社會問題兩只老虎賽跑，最早是一位“海歸”———證監會研究部主任用過的比喻，他說中國社會有兩只“老虎”，一只叫改革，一只叫社會問題，這兩只老虎看來各自要素齊全，彼此似乎也看不清楚對方，但是都在往前跑，哪只老虎跑得更快一些，將決定中國社會的命運。 對他這樣一個比喻，我是高度認同的，實際上就是要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要看到我們的矛盾凸顯隱患疊加。不克服隱患，我們可能往前走的路越走越窄。

　　政治家過去比較謹慎，這方面說的少，現在五中全會之后，從總書記到總理到有關部門，大家其實都在說，我們要怎么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意味著非得要解決我們現在矛盾凸顯的現實問題不可。

　　(本文作者介紹：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