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莫開偉

　　在企業家曹德旺他看來，中國企業外遷及企業家不安心國內創業，關鍵是國內各種稅費及用地、用水、用電等各種生產要素資 源價格遠高于美國；尤其營商環境比如制度性成本、知識產權保護、政府公信力、執法隨意性等方面也遠比美國差，這是導致企業外逃的真實隱秘。　

中國企業外遷該怎么辦？

　　中國民營企業代表人物之一、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投資6億美元、在美國莫瑞恩建造的汽車玻璃廠正式投產，這個消息猶如一枚重磅炸彈，刷屏了各大媒體門戶網站。

　　該新聞反映了企業家曹德旺對媒體采訪的真實回應，在他看來，中國企業外遷及企業家不安心國內創業，關鍵是國內各種稅費及用地、用水、用電等各種生產要素資源價格遠高于美國；尤其營商環境比如制度性成本、知識產權保護、政府公信力、執法隨意性等方面也遠比美國差，這是導致企業外逃的真實隱秘。

　　聽到曹德旺先生的真心話，的確令人心酸；中國政府喊了這么多年減輕企業負擔，而且在稅費負擔上確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大量精簡行政審批事項減少企業不必要負擔、實施多次中小微企業征稅額度提高及擴圍、全面營改增為企業減少了近5000億元稅收負擔。應該說，企業負擔沒有減不下去的道理，可為何企業依然感受到難堪重負，不得已將企業轉身海外投資？這只能有三種解釋：一方面，可能原來的稅基過高，中央政府對企業減稅的力度依然不夠，邁的步子過小，使企業無法感受到優惠財稅政策的“陽光雨露”；如我國多年來稅收增長幅度一直高于GDP增長速度，近年隨著大量企業盈利能力繼續下降、經濟“脫實向虛”的問題更為嚴重，稅收收入增速才略低于GDP的0.3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可能一些稅收優惠政府仍難落實到位，地方政府因財力困難，只說不做，紙上談兵，在落實中央政府優惠稅收政策上陽奉陰違，讓不少稅收優惠政策懸空，比如一些地方政府收“過頭稅”就最好說明。再一方面，可能是名義稅負有所下降，其他不明不白的費用閘門又重新打開，企業各種變相負擔依然不減甚至有所加重。

　　正因為存在上述可能，才導致企業外遷國外的不利情勢，且這種現狀不變性，會帶來嚴重的經濟“后遺癥”，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無窮無盡的影響：首先，會逼迫更多中國企業“出逃”海外，將更推動中國實體經濟尤其是制造業的“空心化”浪潮到來；中國將會有更多員工下崗失業，稅收增長進一步趨緩，經濟“全面出血”不可避免，經濟穩健企穩回升也將是一個永遠難以企及的“夢”。其次，會催生大量社會資金“脫實入虛”，因為實業企業無利可圖，只會讓越來越多的企業家對投資實業失去信心和興趣。

　　而且，企業家的思想具有高度社會“傳染性”，它會使中國企業家們整體感受到實業投資的無助和絕望，這絕非危言聳聽。再次，進一步加劇民營企業衰退，影響中國經濟振興和社會穩定。由于國有企業有國家稅收返還和其他補貼，日子相對好過，而民營企業則無法享受“最惠國民”待遇，導致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更加不平等稅負環境，使民營企業生產經營越發陷入泥潭，每況愈下，中國“雙創”將只能永遠停留在“文件上”，無法落地生效。最后，更會惡化實體企業生存環境，為滋生腐敗提供更大空間。由于稅費高及政策不透明性，誘發執法隨意性，很多企業對政府一些執法部門違規收費行為敢怒不敢言，甚至為了減輕一些稅費負擔，總是想想方設法去“運作”，如僅消防設施這一項就讓不少企業苦不堪言；近年暴露贓款燒壞點鈔機的馬超群，一個區區科級干部自來水公司經理家中搜出贓款一億多元等等，只能使企業營商生態更加惡化。

　　顯然，切實降低企業負擔不亞于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要徹底砸碎伸向企業“亂征稅、亂收費、亂攤派”的政府“有形臟手”，破除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必須采取過硬措施，進行一次觸及靈魂的變革。而且，最近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著力振興實體經濟”、“穩定民營企業家信心”、“保護企業家精神，支持企業家專心創新創業”、“加強產權保護制度建設”、“堅持有錯必糾，甄別糾正一批侵害企業產權的錯案冤案”等表述，無一不是為企業家、尤其是民營企業家量身定做。可見，降低企業成本已到關鍵時刻，再也不能紙上談兵，更不能有任何遲疑了：

　　第一，加大降低稅賦讓利力度，在全面營改增基礎上，進一步降低企業各項稅率，讓企業真切感受到優惠稅收政策帶來的利好。據專家學者測算， 我國企業綜合稅負達到50%以上，在21個亞太經合組織國家中排名第四，中國企業稅收負擔遠高于國外其他國家，無論宏觀稅賦還是微觀稅賦，都有較大降幅空間。

　　第二，加大對企業稅費政策執行情況的檢查力度，建立懲處機制，將其納入地方政府施政考核目標，凈化稅費環境。即由國務院督查組牽頭對全國各地政府在優惠稅收政策、行政審批收費事項等執行情況進行定期或不定期大檢查，將對民營企業的優惠稅收政策全面落實到位；對優惠稅費政策執行不力或陽奉陰違的行為堅決從嚴從重懲罰。

　　第三，加大減少行政審批事項力度，將能放開的審批事項全面放開，將更多的政府“權力”讓位于市場，給企業更多大、更多的主動權和自由裁量空間，消除一切捆綁企業手腳的制約性因素。

　　第四，采取切實可靠措施，降低各項要素生產資源成本，為降低企業成本提供現實可能。主要是改變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依賴，加大財政體制改革力度，實現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相匹配，消除由“地王”催生的土地體格猛漲；加大對水、電、氣等價改力度，防止價格過快上漲，對任何亂漲價行為依法依規進行嚴厲查處，營造降低企業生產成本的良好氛圍。

　　第五，各級政府樹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理念，消除唯GDP政績觀，提高經濟發展的前瞻性和遠見性。正如曹德旺先生所言：“投資化的重復建設，拖一年嚴重一年”；而且一些地方政府“寵愛”虛擬經濟，而對周期長、回報率低的制造業和實體經濟愛答不理，使金融、房地產等“高富帥”行業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掌中寶，這一切確實到了該徹底改變的時候了。

　　尤其要重視的危機是，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企業也不再只屬某一個國家的企業，每一個企業都具有世界性，哪里營商環境好，企業就往哪里跑；企業追求資本利潤最大化，哪里利潤高，企業就往哪里搬，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營商法則！企業外遷其實也是好事，它向我們敲響了警鐘，只有加快進行全面、深刻制度性和觀念性反思及改革，才能挽回更多中國企業繼續外遷的命運，除此別無他法！

　　(本文作者介紹：知名財經評論人、中國地方金融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