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王培霖

　　曹德旺當然沒跑，我相信他永遠不會“跑”，他只是被中國的高成本（部分地）擠走了。

中國經濟靠什么留住曹德旺

　　坊間熱議，中國民營企業的代表人物之一、福耀玻璃董事長曹德旺投資6億美元的美國工廠正式投產了。有好事者甚至聯想到李嘉誠，聲稱“曹德旺跑了”。

　　曹德旺當然沒跑，我相信他永遠不會“跑”，他只是被中國的高成本（部分地）擠走了。

　　坊間熱議的工廠開工，其實是兩個月前的舊事。只是近日曹總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十分耿直，直言中國的若干弊病：“中國實體經濟的成本，除了人便宜，什么都比美國貴”、“中國制造業的綜合稅務比美國高35%”、“投資化的重復建設，拖一年嚴重一年”、“整天講明年會好，明天會好。誰不想明天好。不切實際的去做那明天會好嗎？我不這樣認為。我認為我們應該改變這個方式。特別你們這些做傳媒的”，等等。這才引起了廣泛共鳴。

　　曹德旺被擠走了，在他身后，還有很多人在排隊。其背景是：中國仍是貧窮國家，卻已經成了高成本社會。眼下，制造業正在被擠出中國；下一步，輪到別的產業。

　　2016年中國經濟有一個特點：民間投資在國內表現十分低迷，在海外卻掀起了狂潮。

　　今年上半年，中國海外并購激增，“中國買斷全球”論盛行。《2016年第二季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I）報告》顯示，二季度制造業海外并購同比和環比分別翻了10倍和8倍，占中國企業該季度海外并購總完成額的70%。

　　以德國為例，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GTAI）官員此前與筆者交流時表示，近兩年來中國在德綠地投資（GreenfieldInvestment，指到國外投資設廠的投資模式）數量連續增長，并在2014、2015連續兩年成為在德國綠地投資數量最多的國家。

　　回到曹德旺的例子來說，這兩天網上辯論很熱鬧。試問：中國的成本高不高？中國的稅負到底重不重？

　　先說成本高不高。

　　我在此前的一篇專欄中曾經指出：中國仍是貧窮國家，卻已經成了高成本社會。

　　美國波士頓咨詢公司的一份調研數據顯示，“中國制造”成本已接近美國。該報告分析了全球出口量排名前25位的經濟體，以美國為基準（100），中國制造成本指數是96，也就是說，同樣一件產品，在美國制造成本是1美元，那么在中國則需要0.96美元，可見雙方的差距已經極大地縮小了。該公司另外一份報告稱：“（中國等國）自2004年來面臨著成本優勢大幅減弱的壓力”“制造業相對成本的這些動態變化將促使企業重新評估它們的制造業選址，從而導致全球經濟發生巨大轉移。”

　　買什么都貴，這是國人的切身感受，這還是在石油、基礎資源價格十分低迷的情況下。更何況，還有環境污染等眾多隱性成本需要承受。

　　春江水暖鴨先知，在成本壓力之下，曹德旺遠走美國，富士康、蘋果探路印度，中國資本溢向全球。連華為這樣的明星企業都感到壓力，其創始人任正非接受新華社專訪時曾說：“生活設施太貴了，企業就承擔不起；生產成本太高了，工業就發展不起來。”

　　公正地說，在中國，有些成本天然就得高，例如中國人多地少，牛羊肉、海鮮偏貴就是合理的（同理，在德國，汽車便宜，但蔬菜特別貴）。我們所探討的高成本，主要是體制性的或者說行政扭曲帶來的高成本，這才是實業成本居高不下、利潤漸減的重要根源。

　　稅負高低問題，僅憑感覺就能準確判斷，不太有必要陷入學術化的論爭。“宏觀稅負水平”口徑有很多種，財政部為自己辯護所采用的口徑（以IMF指標計算，對應的宏觀稅負水平為29%左右，在世界上偏低），從老百姓的角度看意義不大。老百姓面對的是政府整體，所交的不僅僅是稅，還有各種費，還有不少隱形的東西，財政部的口徑對此視若無睹。

　　財政部沒有統計的體制性的“隱成本”，淹沒了民營企業，例如：上游能源資源壟斷帶來的高價格；國企、地方政府擠占信貸額度導致的融資成本高企；高房價推高了企業人力成本，而高房價背后是地方行政之手（所謂“經營城市”）因素；非稅收費居高不下，難以裁減；行政審批的直接成本和時間成本；腐敗成本，等等。

　　在當下的中國，做實業為什么特別苦？因為跑了和尚跑不了廟，實業家不是流寇，面對各種叮咬，沒有自衛能力。

　　去年開始，高層提出“供給側改革”思路，主體內容為“三去一降一補”（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降成本”正是其中之一。具體舉措方面，有推出一批簡政放權改革措施、取消數百項審批事項、階段性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等等，這些方向無疑是有價值的。

　　不過這不是企業成本高企的大頭所在，也沒有觸及到上文所說的高成本生成的根源。對企業綜合營商成本，必須到達體制性和行政性扭曲的深度層次，才能真正降下來。對于中國的高成本，揚湯止沸沒有意義，能不能釜底抽薪，才是關鍵。

　　(本文作者介紹：知名財經評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