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西方知名的日裔美國學者、《歷史的終結》一書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在美國《大西洋月刊》上刊文，就“到底什么可以決定一個國家抵御新冠病毒的能力”進行了分析。

　　他認為，識別不同國家能否有效應對危機的那條主要分割線，已經并不再是“民主”或“集權”這種體制之分了。

　　在這篇文章開頭，福山先是回顧了今年1月當新冠疫情在中國暴發時遭到的種種抨擊，稱當時由于李文亮醫生這類事件，外界一度認為中國的疫情暴發是因為中國的政治體制導致的信息傳播受到阻礙，由此認定中國的疫情展現的不是疫情的可怕，而是中國那種“集權”政治體制的失調。

（截圖來自《大西洋月刊》刊登的福山的文章》）

　　“可如今情況對于民主政府卻并不那么樂觀了”，福山在文章的下一段里緊接著轉折說道。

　　他表示，歐洲現在面臨比中國更巨大的疫情負擔，其中人口只有中國1/20的意大利，其新冠肺炎死亡人數更是已經超過了中國官方給出的死亡人數。

　　“看來許多民主國家的領導人們也在出于各種各樣的壓力而在淡化疫情的危險，不論是為了避免傷害經濟還是保護他們個人的利益”，福山寫道。

　　福山甚至還認為這其實才是美國特朗普在過去2個月里并沒有進行防疫準備的原因，并提到如今隨著中國的疫情已經趨于平穩，在英國留學的中國學生，反而對于英國鮑里斯·約翰遜政府馬馬虎虎的防疫措施感到震驚了。

（截圖來自《大西洋月刊》刊登的福山的文章》）

　　接下來，福山便亮出了他的第一個觀點，稱在這種已在全球暴發的疫情面前，以往對于政治體制簡單的二分法已經不適用了，識別不同國家能否有效應對危機的那條主要分割線，已經不再是“民主”或“集權”這種體制之分了。因為集權國家和民主國家中都出現了應對得好和不好的案例。

　　“決定應對疫情表現的關鍵性決定因素并不是政治體制的類型，而是一個政府的能力，以及更為重要的是，對政府的信任”，福山寫道。

　　他進一步介紹說，這因為在面對像新冠疫情這種危機的特殊時刻，任何政治體制都會將更多權力集中給行政層面，民眾也會去依賴政府，所以政府中那些做決策的人，那些頭頭腦腦，他們是否值得信任，是否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們的判斷和決策，將決定一個國家應對疫情的好與壞。

（截圖來自《大西洋月刊》刊登的福山的文章》）

　　“但不幸的是，這種信任今天在美國并不存在”——在文章接下來的數段內容中，福山突然縮小了在文章開頭部分展現出的宏大視角，將他的眼光鎖定在了美國以及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身上。

　　他首先表示“自由民主”制度并不會導致一個“弱勢政府”，并再次強調了民主制度比集權制度好的地方，尤其是權力的“制衡”。他還稱頌起美國的過去，稱美國的政治文化雖然孕育出對政府權力強烈的不信任，在內戰、二次世界大戰和三次金融危機期間，美國政府這些時期的領導人們都為了應對危機而擴大了政府的行政權力，并有效地應對了危機，并且在危機結束后又“還政于民”。

　　而福山之所以會寫下這些內容，從他文章后面的段落來看，則是為了證明美國如果“認真”起來，應對疫情的能力不會不如“集權”國家，甚至在創造力上還會超過這些國家。至于美國為何如今表現得不行，則是因為美國出了一個特朗普總統。

　　換言之，福山這篇文章似乎也沒有跳出“特朗普是美國體制的最大軟肋”這種在過去幾年已經被西方媒體嚼爛了的，并且有些“避重就輕”甚至“自欺欺人”的說辭…．．

（截圖來自《大西洋月刊》刊登的福山的文章》）

　　因此，福山接下來的批判，雖然也是實情，卻失去了“新意”。他說，特朗普從上臺以來就沒有表現得讓人信任，他只顧著取悅他那占美國總人口35%-40%自己的支持者，從沒有嘗試去獲得那些不支持他的人的認可，與內戰時期的林肯、一戰二戰時期的威爾遜和羅斯福都沒得比。他還說特朗普還一直在損害那些他認為不服從他的機構的能力，任人唯親，不看重能力，這都在疫情襲來時，進一步加劇了美國對他的信任危機，并撕裂了美國的政治和社會。

　　在文章的最后，福山表示他無法判斷民主和集權政體哪個能更好的挺過新冠疫情。他還再次強調比起政治體制的類型，最終起決定性作用的是民眾是否相信他們的領袖，以及這些領袖執掌的是不是一個有能力有效率的政府。

　　“在這一點上，美國越陷越深的‘部族主義’讓人很難樂觀起來”，他說。

（截圖來自《大西洋月刊》刊登的福山的文章》）

責任編輯：張玉潔 SF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