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對中國是前所未有的壓力測試，中國交出了一份優異的答卷。

2020年的成績單，可以用“一個好于預期”和“兩個標志性事件”概括。“一個好于預期”，主要宏觀經濟指標，包括經濟增長、就業、通脹、國際收支都好于預期。

“兩個標志性事件”，一是經濟總量邁上百萬億大臺階。“十三五”收官邁上這一大臺階具有標志性意義，也為“十四五”開局奠定了堅實基礎。二是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勝利。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我國提前10年實現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減貧目標，對人類減貧事業作出巨大貢獻。

2021年經濟穩定復蘇面臨六方面挑戰

展望2021年，我認為，內外環境將繼續深刻復雜變化。新冠疫情仍面臨新的變數，世界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顯現，經濟恢復基礎還不牢固，保持經濟穩定復蘇仍面臨諸多挑戰。

第一，新冠疫情仍然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目前全球疫情形勢仍然嚴峻，歐美發達國家疫情出現反彈，新興市場國家確診病例突破新高。全球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均創新高，累計確診病例破億，累計死亡病例突破200萬。國內出現多點散發病例和局部聚集性疫情，外防輸入和內防反彈壓力增大。受疫情的不利影響，去年12月我國社會消費零售總額增速回落0.4個百分點。

第二，世界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發達經濟體去年三季度經濟強勁回升，但四季度重新陷入收縮。全球產出缺口短期內難以填補，經濟復蘇可能更加漫長曲折。如果疫苗不能有效覆蓋，今年上半年世界經濟仍可能籠罩在疫情陰影之下。多國疫情防控隔離措施收緊，產業鏈供應鏈斷鏈風險上升。主要經濟體為應對疫情沖擊，推出空前的財政貨幣政策，債務水平突破歷史高位，潛在風險不容小覷。

第三，國內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顯現。消費恢復仍然滯后。2020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3.9%，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低6.8個百分點。疫情沖擊下居民收入增長放緩，消費傾向明顯下降，這也導致最終消費下拉經濟增長0.5個百分點。從投資看，制造業投資比上年下降2.2%；民間投資增長1%，低于全部投資1.9個百分點。制造業投資中70%以上為民間投資，制造業投資低迷反映民間投資尚未完全恢復。

第四，中小微企業發展仍面臨困難。中小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受疫情沖擊更為嚴重，受市場需求不足、企業庫存和應收賬款增加、原材料成本較高、用工成本上升等因素影響，中小微企業虧損面仍然較高。從行業看，餐飲、旅游、交通、娛樂等服務行業仍沒有完全恢復，給就業恢復帶來挑戰。今年大學畢業生數量再創新高，就業壓力明顯增大。

第五，穩增長與防風險的平衡仍面臨壓力。一些地方財政收支矛盾突出，地方政府債務壓力增大，企業債券違約事件屢有發生。受疫情影響，中小企業貸款延長到今年3月底還本付息，信貸違約風險有可能積累，商業銀行不良率有可能反彈。

第六，外部短期資本流入壓力增大。西方發達國家采取的超寬松、近零利率、非常規紓困政策將持續一段時間，并繼續與我國保持較大的利差水平，短期資本流入和匯率升值壓力仍然存在。如果外部短期資本持續流入，可能增大我國資產泡沫化風險。

除了面臨多重風險和挑戰，今年經濟走勢也將呈現新的特征。由于去年基數較低，預計今年經濟將強勁回升，全年經濟增速有望達到8%甚至更高，并呈現前高后低的特征，經濟運行也可能出現宏觀指標大幅轉好，而微觀主體仍面臨較大困難的局面。

應對挑戰的政策建議

2021年是“十四五”開局之年，是現代化建設新征程的開啟之年，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尤為重要。考慮到外部環境仍然復雜嚴峻，國內經濟恢復仍不平衡，一些風險會逐步暴露，要把握好政策調整的節奏和力度，穩定市場主體預期。在政策操作上要更加精準有效，不急轉彎，這對宏觀調控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財政政策方面，中央強調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提質增效和增強可持續性，同時又要保持適度的支出強度。從這個基調來看，政策調整具有漸進性。制度性減稅降費政策要進一步完善，而應對疫情的階段性稅費“減免緩”政策要分類調整。考慮到“十四五”開局之年建設項目資金需求較大，需要一定的資金支持，建議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保持適當規模。

在貨幣政策方面，中央明確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精準、合理適度，既要保證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與名義經濟增速大體匹配，又要保持宏觀杠桿率基本穩定，在促進經濟恢復和防范風險之間做好跨周期平衡。對中小微企業扶持政策可適度接續，延期還本付息等紓困政策應有過渡性安排，適當延長普惠小微企業信用貸款支持計劃實施期限,逐步提高信用貸款比重。

積極有效擴大國內需求。針對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應加大相關政策措施力度。在經歷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我們在調控投資方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體系，但在引導消費方面政策工具相對有限。近年來消費已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第一動力，貢獻率穩定在60%左右，宏觀調控需要更加注重引導和擴大消費。短期政策上，要穩定大宗消費，推動汽車等消費品由購買管理向使用管理轉變，鼓勵新能源汽車消費。隨著90后、00后逐步成為消費主力軍，要鼓勵發展新型消費，促進新型消費擴容提質。還要加強對房地產市場監管，降低高房價和居民高杠桿對消費的擠出效應。從中長期看，要推進制度性安排，完善收入分配、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制度，深化戶籍制度改革，促進形成消費穩定增長的內生機制。

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性。從供給端來，全球供應鏈調整趨勢進一步強化。增強產業鏈供應鏈的自主性可控性尤為重要。針對“卡脖子”問題，要下決心推進技術攻關，推動國產替代，依托龍頭企業帶動供應鏈本土化。實施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加強“四基”技術和重要產品技術攻關與工程化，并為自主創新產品市場化應用創造良好環境。此外，要利用我國產業規模優勢和配套優勢，加快工業互聯網建設。“十三五”是消費互聯網發展的高潮，“十四五”時期可能形成工業互聯網的發展浪潮。要推進工業互聯網建設，帶動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提升制造業創新力和競爭力。

發揮好改革的引領和先導作用。越是面對挑戰風險，越要深化改革開放。健全以公平為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激發民營企業的投資熱情。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放開放寬除個別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戶限制，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加快建設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深化探索農村宅基地“三權分置”改革。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深化改革開放，不僅可以增強市場主體信心，也將改善國際社會對我國經濟的預期。

（作者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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