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混沌大學

　　作者：蔡昉 中國社科院副院長、學部委員

　　老齡化是個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我們必須學會與之共舞。解決老齡化帶來的供給側、需求側沖擊，必須用改革的辦法，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必須關注那些重點的群體及其帶來的機遇。應對人口老齡化，我們既要有長期的預期，也要有應對風險的未雨綢繆的預案。

　　我們每個人都是人口的組成部分，是這個整體中的細胞，所以我們應該關心它。

　　人口是經濟、社會的重要影響因素，如果說人口大趨勢是“未富先老”，就會對經濟、社會發展有一定的挑戰和機遇。

　　宏觀方面的經濟大勢、產業結構，微觀方面蘊藏的商機等，其實都跟人口有關。從世界范圍來看，人口增長越來越慢，而經濟增長也是越來越慢，長期來看，兩者之間高度一致。

　　我們過去提到經濟增長，最多考慮的是技術變遷、自然資源等。但從上世紀，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相當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高速增長得益于人口紅利。

　　世界銀行依據一個國家的人口年齡結構決定了這個國家能否享受潛在的人口紅利這個特征，把國家分成了四類，第一類是“前人口紅利組”，人口的很大部分都是還沒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新生孩子、青少年：第二類是“早期人口紅利組”，過去生的孩子，現在陸續進入勞動力市場；第三類是“晚期人口紅利組”，勞動力年齡變大，但還在發揮著積極作用；第四類是“后人口紅利組”，人口老齡化，人口紅利大勢已去。

　　總體上來說，前人口紅利組就是現在的低收入國家；早期人口紅利組就是現在的中等偏下收入國家；晚期人口紅利組對應的是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后人口紅利組對應的高收入國家。

　　最近這幾年，前人口紅利組和后人口紅利組都是沒有人口紅利的，因此它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就差一些。增長最快的還是早期和晚期人口紅利組，是否有人口紅利，確實會影響經濟增長速度。

　　我們也可以想象，中國未來有沒有人口紅利，或者還能不能開發第二次人口紅利，對我們未來的發展是一個先決的條件，即便你決定不了這些條件，也必須知道它是什么樣的。

　　我們大體上從這么幾個部分來論述，第一部分是中國的人口變化帶來的三大新國情；第二部分是人口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轉折點及經濟影響；第三部分是中國人口紅利消失后的比較優勢拓展版；第四部分是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幾個重點人群。

　　01

　　人口變化帶來的三大新國情

　　第一部分就是人口方面的三大新國情。

　　中國有最快的老齡化發展速度 

　　大家看這張圖，藍色線代表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發達國家早就開始迅速老齡化了，我們到歐洲旅游時，在一些小鎮子的街上，基本看不到年輕人了，來來去去都是老人，日本也是這樣。

　　紅色線是發展中國家的老齡化，已經開始起步，迅速向高收入國家靠近。灰色的線是中國，中國比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老齡化速度要快得多。那么總的來看，在2000年，中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經達到10%，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已經達到7%，按照聯合國的定義，就已經算是進入了老齡化社會。

　　中國老齡化的頂點是在2055年，在這超過半個世紀的時間里中國都處在迅速老齡化過程之中。總人口已經不怎么增長了，平均是0.06%，但是60歲以上人口的年平均增長速度是2.6%。

　　中國有規模最大的老年人口群體 

　　到現在為止，我們還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但10年后，印度很可能會替代我們。目前我們人口數量占到了全世界的18%，老年人口的占比高達23%，就是說，我們的老年人口在世界的占比遠遠大于我們總人口在世界的占比。

　　那么2050年后，中國總人口早已是負增長，所以占世界總人口的比重會降到14%。但到那時候，中國60歲以上人口所占比重仍然是23%。

　　當然，中國的一個重要優勢叫“超大規模市場潛力”。如果說現在我們超大規模市場潛力是我們的總人口規模，那么未來說超大規模市場潛力應該考慮到我們的老年人口，他們將來也會對中國市場做出貢獻。

　　未富先老 

　　其實每個國家的人口都要變老，但是中國變老的挑戰更嚴峻。中國是在經濟發展水平還處于中等收入的時候，人口就變老了。

　　這張圖是人口學家經常說的人口金字塔圖，縱坐標是人口年齡，圖的形狀代表人口的年齡結構。大家可以看到，右邊是不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人口數據，接近于是金字塔的形狀。左邊是中國的，越來越像一個橄欖形狀，但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還沒有進入到高收入國家的行列，但是老齡化程度已經越來越接近高收入國家了，這就是未富先老。

　　為什么中國會出現未富先老現象呢？

　　一般來說，生育率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結果，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越高、程度越深，生育率就越低。中國正是如此，我們在過去40多年的時間里取得了全世界最快的經濟增長速度，所以生育率下降。但我們還有一個特殊的因素，那就是計劃生育政策，執行了30多年。

　　所以，經濟社會發展加上我們獨特的政策，就使得我們的生育率下降更快一些，從而形成未富先老的特征。

　　最快的老齡化速度，最大規模的老年人口，未富先老成為我們的三大新國情，決定了我們未來的挑戰要比其他國家更多一些。

　　02

　　重要人口轉折點及其經濟影響

　　人口是個長期的過程，人口轉變看上去似乎漫長持續、波瀾不驚，但是，我們可以挑出一些重要的人口轉折點，使這個過程起伏跌宕，籍此看看它們對經濟、社會產生了什么重要影響。

　　對“人口轉變”這個詞的最簡單理解，就是從高生育率向低生育率的轉變過程。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叫做“高高低”——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就是這時候人口增長不多，雖然生得孩子多，但死亡率高，這是很落后的狀態。

　　后來衛生條件、營養條件改善了，死亡率就下降了，但出生率保持慣性，也就形成“高低高”——出生率還比較高，但是死亡人數減少了，人口數量就是高增長。任何國家在社會進步后都出現這樣的階段，新中國成立后，人民安居樂業，經濟恢復，生活水平提高，死亡率就降下來了，迅速出現了一個“高低高”的狀態。

　　經歷了“高低高”后，中國從1980年就開始了嚴格的獨生子女政策，但是大家從這張圖可以看到，我們的生育水平其實從70年代就開始大幅度下降，1980年之后的下降幅度反而沒那么大。

　　這里有一個知識點叫“總和生育率”，是指一個婦女終生生育的孩子數，也就是說夫妻兩人終生生育多少孩子才能替代我們自己呢？應該就是兩個。但是人口學上有一些特殊規律，所以2.1這個總和生育率正好能把父母替代掉，所以叫“替代水平”，高于2.1就算是高生育水平，低于2.1就是較低的生育水平，而長期低于2.1就意味著，終究有一天人口會負增長。

　　早在1992年，我們的生育水平就降到了2.1之下，也就是說到現在為止，我們已經有接近30年的低生育水平。

　　談到生育率，大家過去比較關心能不能要二孩，現在很多人關心國家怎么保證我能夠養得起二孩，還有人會考慮，我可不可以要三個、四個孩子。

　　關于這些問題，學術界有兩個重要假說，一個叫“低生育率陷阱假說”，是說生育水平一旦降到1.5以下，那就永遠回不來了，就掉到陷阱里了。

　　還有一個假說叫“二孩意愿假說”，聯合國有專門做人口統計的，他們在各個國家都做大量的調查，最后匯總的結果認為，在全世界，無論是在平均1個婦女要生5個孩子的發展中國家，還是在只生不到兩個孩子的發達國家，比如北歐國家，大多數人都宣稱，最理想的是養育兩個孩子。但是很多人實際上根本不愿意生兩個孩子。

　　在實行“單獨二孩”和“全面二孩”政策前，一些人口學家會告訴我們，放心吧，這政策一出，大家都會紛紛生育，可以增加幾千萬人。結果沒這么回事，大家就批評他們。他們確實不如聯合國的人口統計學家了解得多，聯合國的專家說大家都說要兩個孩子，但其實大家都不生兩個孩子。

　　我們的生育水平大概在1.4到1.5之間，但是這個水平比全世界其他地區都要低，發達國家是1.59，中等偏上收入國家，也就是跟我們屬于同一組的國家是1.87，而全世界的平均水平在2.4以上。因此，中國確實已經是低生育國家，很可能已經在1.5這個所謂的低生育陷阱之中。

　　老齡化作為一個不可逆轉的過程，會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對經濟增長造成兩方面的沖擊和挑戰。

　　圖中藍色部分是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一般來說，說到勞動年齡人口時，準確地說是指符合16歲到60歲法定工作年齡的人口，但我們用的是15歲到59歲的人口，一是因為統計部門給的數據都是按5歲分組，所以挑不出16歲來，只能從15歲開始；二是因為絕大多數情況下，60歲之前的人的確已經退休了。從這張圖可以看出，201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達到了最高峰，在此之后是減少的，也就是負增長。

　　這就改變了我們長期以來具有的“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的人口特征。從那以后，我們經歷了勞動力短缺，工資上漲非常快，這對勞動者來說是好事，但長期來看會提高企業成本，降低制造業的比較優勢。

　　這是第一個轉折點，導致我們的經濟增速下行——2012年之后，我們的經濟增速從兩位數逐年往下走。

　　下一個人口轉折點預計出現在2025年到2030年之間，總人口到達峰值，進入負增長。聯合國在2015年時做了一個預測，認為2025年中國人口達到頂峰，隨后就負增長了。2019年聯合國又做了一版新的預測，認為中國人口數會在2030年到達峰值，之后負增長。

　　我認為2015年的預測更準，為什么2019年的預測反而不準呢？因為聯合國獲得的數據是所預測國家提供的，同時它還要廣泛征求這個國家相關統計學家、人口學家的意見，那么很自然，聯合國的人口學家、統計學家在工作過程中得到了一個重要的信息：中國已經在2014年、2016年進行了兩次人口政策的調整。我們一些學者告訴他們，這兩個政策是30多年來的第一次，中國的年輕人會很高興地多生很多孩子。聯合國的人口學家受到了這個影響，高估了我們的生育率，就把對人口峰值的預測向后延了。

　　但事實已經證明，他們這個估算不太可靠，因為聯合國的專家是在2019年進行的新版本的預測，其中對2019年的人口數據也是預測的。但預測的數字已經超過2019年的實際數了，說明沒有測準。實際上我們去年的人口數據更接近2015年的預測，所以我更傾向于相信，2025年也就是十四五規劃期結束的那一年，我們的人口很可能到達峰值。

　　這就意味著從此之后中國人口就是負增長了，而在到達2025年之前的這個區間，人口增長越來越慢，對供給側和需求側均帶來沖擊。

　　供給側沖擊之前已經發生了，2010年第一次人口轉折時，勞動年齡人口到達峰值，之后都是負增長。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正好經歷了經濟增速下行的趨勢。

　　為什么是這樣呢？

　　勞動力短缺導致成本上升 

　　因為GDP增長必須得有投入，首先就是勞動力，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勞動力當然不足，價格就要上漲，于是工資上漲，降低了企業的利潤。

　　人力資本改善放緩 

　　GDP增長還跟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有關，中國勞動者的受教育程度不斷提高，是通過新一代勞動者不斷替代老一代導致的，新一代人受教育程度越來越高，新勞動力的不斷涌入工作，會以更高的人力資本把整體的勞動力受教育程度提高。然而，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意味著新人越來越少，改善人力資本的速度就會放慢，這個因素也就弱化了。

　　投資回報率下降 

　　老一代創業者經常說，以前做什么都賺錢，現在大家基本感覺做什么都賺不到錢。在經濟學家看來，這叫資本報酬遞減，因為勞動力短缺了，你就要用資本、機器人替代勞動力，替代的速度太快了，你的投資就得不到原來那么高的回報了，投資回報率也就下降。

　　生產率增長減速 

　　過去的生產率的提高是靠勞動力從農業轉到非農產業，資源重新配置，現在沒那么多勞動力轉移了，生產率也就沒有了那么快的速度。

　　上面說的就是一個生產函數。從中可以看出，所有因素都不像過去那么有利于經濟增長了，潛在增長能力就必然下降，就是下圖中畫的那條紅線。

　　相應地，實際增長率也跟潛在增長率保持一致，因為這時有多大的生產能力就有與之相應的需求，既需求沒有構成制約，生產出來的可以出口、投資、消費。所以說這是第一次供給側沖擊的影響。

　　但是當2025年到2030年間的第二次沖擊來臨時，會有什么影響呢？首先，最簡單說就是沒那么多人了，也就沒那么多的消費者。前面提到供給側受到沖擊后，所有生產函數的變量都變得不能保證我們有過去那樣的增長能力，所以增長能力是下降的，但是如果能充分利用下降的增長能力，也還能保持一定的增長速度，還是合理的速度。然而，我們今后的需求會受到制約，比如能增長4-5%，可沒人買我的產品，那只能增長3-4%，就會有增長缺口。

　　當然，我們還沒到這一步，但是未來有沒有這種可能？日本是最好的例子，日本是個老齡化國家，而且也經歷了人口負增長，如果把日本過去那些年的實際增長率減潛在增長率，多數年份是負的增長缺口。

　　日本是前車之鑒，我們應該也要有需求側的考慮。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了需求側改革，這是我們第一次提出，也是我們當前的一個重要制約。為什么需求會受到老齡化和人口的制約呢？

　　大家可以看上圖，隨著過去這些年中國經濟增長有所減速，我們的比較優勢也在降低，出口減少，經濟增長越來越靠內需即投資、消費拉動。但是投資拉動是不可持續的，因此更轉向了靠消費需求拉動。

　　而消費需求又受到老齡化的制約。20歲前人們沒什么收入，隨著年齡增長，收入逐漸提高，在30到40歲之間達到高峰，隨后逐漸退出勞動力市場，收入減少，到60歲后基本沒有勞動收入了。

　　再看消費，年輕人雖然掙錢不多，但他們消費水平還是蠻高的，就業的時候消費達到最高。但退休后，消費就趨于下降，因為收入減少了，而且還有很多后顧之憂。因此，老齡化社會的消費需求是受到制約的。

　　我們中國的老年人都不太富裕，而在很多發達國家，老年人是富裕的，一是他們的工資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提高；二是他們退休后，保障程度也比較高；三是老年人還積累了很多資產，有資產性收入。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全世界真正人口負增長的國家只有20個，并不算多，而且多數是前蘇聯和中東歐國家，他們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遭遇了沖擊，有些國家也分裂了，1990年前后就已經出現了人口負增長，主要是因為死亡率提高，后來雖然得到了恢復，但是生育率一直很低，于是后來就穩定地進入了人口負增長階段。

　　去掉這些由于特殊因素導致的人口負增長的國家案例，有4個發達國家——葡萄牙、日本、希臘、意大利也經歷了人口負增長。它們人口增長到達零的時候，GDP也受到了巨大沖擊，消費水平也跟著同步變化。所以說如果人口不增長，經濟就不好，消費就會下降。也可以說消費導致增長減速。這是一個教訓，我們要保持未來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必須靠發展內需，擴大消費需求。

　　在人口增長減慢的過程中，我們的撫養比也迅速上升，撫養比是指我們的勞動年齡人口支撐的老年人口，撫養比上升說明我們的負擔越來越重，不是“生之者眾，食之者寡”，反而是“生之者寡、食之者眾”，所以我們未來的一個必然出路就是提高退休年齡。

　　現在包括中國在內的大多數國家，都實行“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意思就是我們現在收的養老保險金，不是留給你未來退休用的，是支付給現在已經退休的人。

　　那你靠誰來養呢？靠的是未來那一代交養老保險的人。這就帶來一個問題，今天我們可以支撐這批老年人，但未來有那么多年輕人支撐我們嗎？因此說現收現付制度是建立在撫養比相對低的基礎上的，未來撫養比是在不斷提高的。

　　2020年，我們的退休人員和勞動人口比是0.46，假設這是可持續的，那未來要保持這個比例，比如到了10年后的2030年，就必須把退休年齡提高5歲。再往后到了2050年的時候，盡管提高到65歲退休，提高了10歲，但還是不能保證0.46這個贍養比。

　　因此在老齡化的情況下只有三條出路：一是延遲退休；二是減少給付，就是養老金的水平要下降；三是增加繳費。

　　大家想想，延遲退休能延遲到多少歲取決于很多條件，比如足夠的受教育水平、良好運行的勞動力市場、有健康的身體等；減少支付也要在保證人的基本生活水平的前提下，否則也會對經濟產生影響；而如果繳費水平過重，人們的生活也會受到影響。因此，這里遇到了現實的可持續發展問題，人口不但影響我們經濟發展，也影響了我們的社會發展。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一點，在人口低增長時代，也就意味著老齡化，會帶來相應的結果，這在西方已經充分表現出來了：一是低通貨膨脹率，需求不足，物價就漲不起來；二是低長期利率，在人口負增長的情況下，投資需求就不足，相應的儲蓄率有超過投資率的傾向，儲蓄過度利率就漲不起來。

　　低人口增長率、低通貨膨脹率、低長期利率就導致了低經濟增長率，合起來就是世界經濟的新常態，叫做長期停滯。我們能不能避免這種長期停滯，取決于我們的政策選擇。

　　在這種情況下，微觀上你要記住一條，就是暴利時代已經消失了，必須靠生產率的提高，靠競爭能力，靠創新。我們必須改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要增加收入，增加收入的重要的做法就是讓GDP的增長速度能夠體現在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上，也就是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未來5年到15年的發展目標，講到了“十四五”的目標是中國人均GDP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在2035年基本建成現代化的目標上，則是中國成為中等發達國家。怎么理解這兩句話？

　　世界銀行把全世界分成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高收入四個組。我們“十四五”的目標是從現在的中等偏上收入組畢業，進入高收入組，這個門檻大約是12000美元。那么我們按照潛在增長率做了預測，到2025年，我們能達到13000美元甚至14000美元，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沒有問題。

　　但是高收入國家這個行列很長，我們必須往前走。我們到2035年想進的那個行列應該是什么呢？就是高收入國家處在中間的那些國家，門檻就相當于今天葡萄牙的水平，也就是23000美元。我們按照現在的增長能力大體上也可以達到，但要不斷提高潛在的增長能力，還要保證需求的支撐，所以必須增加人民的收入，讓人們去消費。

　　增加人民的收入要和經濟增長保持同步，同時還要有更好的收入分配。改善收入分配有不同的辦法，一是通過工資的不斷提高，這叫初次分配，讓農民工成為市民，讓他們工資水平更高一些，就業更穩定一些，也是初次分配。二是再分配，國家通過稅收，通過轉移支付，通過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縮小社會的收入差距。

　　03

　　人口紅利消失下的比較優勢拓展版

　　我們再看第三部分，人口紅利消失之后，我們的比較優勢真正喪失了嗎？經濟增長不能找到新的增長點和增長極了嗎？

　　不是這樣。到目前為止，中國的改革開放靠的是國際大環境，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們發揮了自身的比較優勢，贏得了全球化紅利。

　　在融入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們利用的是一個什么機會呢？我們把它叫做“雁陣模型”，大雁飛起來形成了雁陣的狀態，有一個領頭雁，其他的雁追隨在它后邊，很多經濟學家把東亞國家和地區之間的產業轉移，比做一個雁陣模型。比如說，早在五六十年代，日本生產服裝、鞋、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品，但后來日本收入水平提高，勞動力短缺，生產這些就沒有比較優勢了，就轉向鋼鐵、彩電等資本密集型產業，而把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了亞洲四小龍。后來亞洲四小龍勞動力也短缺了，比較優勢喪失，再把這些產業轉移到東南亞國家。后來我們改革開放，就轉移到了中國沿海地區。這就是隨著不同國家之間的勞動力短缺，產業也在不斷轉移。

　　今天我們勞動力也短缺了，工資上漲，比較優勢看上去也弱化了，那我們怎么辦？我想可以提出三個拓展版的比較優勢，未來我們要在這三個拓展版的比較優勢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跟上中國產業發展的趨勢。此外，如果你要創業或者選擇投資方向，也要關注這些點。

　　第一個比較優勢拓展版是從產品貿易到價值鏈貿易

　　過去李嘉圖的比較優勢學說告訴我們，國家之間進行貿易是因為國家之間各有各的比較優勢，但是人們后來發現，越來越多的世界貿易從產品貿易轉向了價值鏈貿易，當年東莞人會說，我具有生產服裝的比較優勢，德國人說，我具有生產大眾汽車的比較優勢。但現在沒人這樣說了，最典型的是蘋果手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一個廠商說具有生產蘋果手機的比較優勢，你只能具有生產蘋果手機某個部件或某個環節的比較優勢。因此，全世界的產品都變成了價值鏈的結果，這是新的機遇。

　　中國有個最大的優勢是，我們的產業部門是全世界最齊全的。因此世界貿易從產品貿易到價值鏈貿易的轉變，使得中國越來越具有產業的穿透力，生產要素的穿透力和技術的穿透力。目前世界貿易的2/3以上已經是價值鏈貿易了，這是我們未來的機會，你必須得在所有的價值鏈中找到自己能夠介入的優勢。

　　第二個拓展版是雁陣模型從國際到國內 

　　日本的勞動力成本提高了，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到其他國家和地區，現在中國就不一樣了，中國是一個大國，有大國效應，具備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我們的變化會產生全球影響，一個小經濟體，比如哥斯達黎加，發生任何變化也不會對世界經濟產生影響。

　　二是難以形成完全的替代者，勞動力成本提高后，孟加拉國、越南以及非洲的國家，都沒有我們那么多適合的勞動力，印度雖然人口也多，但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比我們低很多，因此中國短期內很難替代。

　　三是國內區域之間的差距巨大，會比國與國之間的差距更大。因此雁陣模型到中國這里，就從過去的國際版變成了國內版，也就是說我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在轉移到其他國家前，還有足夠的機會在國內東部、中部、西部三類地區之間進行轉移，給了我們足夠的時間窗口，讓我們繼續保持一定的比較優勢。

　　第三個拓展版是從供給側考量到需求側考量 

　　過去我們進行國際合作、國際投資、貿易等，考慮的是供給側，也就是我買你的產品是因為你生產的這種產品便宜。但現在越來越考慮需求側，比如說我為什么到你那投資，因為你有足夠大的市場。中國就有足夠大的市場，第一，中國14多億人口是全世界最多的消費者；第二，中國還有不斷擴大的中等收入群體。

　　我們現在講雙循環，意味著國內大循環越暢通，國際大循環也就越暢通。因為你如果能開發出你的消費需求，對進入國際大循環也是個巨大的優勢。

　　04

　　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幾個重點人群

　　最后一個部分，我給大家提示三個需要重點培養的中等收入群體，這三個人群還不是中等收入群體，但他們潛力巨大。

　　中等收入群體的核心是我們俗話說的“有恒產者有恒心”，恒產并不是說要有不動產，而是要有穩定的就業，有穩定的合理性收入，有較充分的社會保障及公共服務，有適度的財產收入，還有充分的社會流動性，不僅有從農村到城市的橫向流動，還要有能得到城市戶口，不斷改變自己收入的縱向流動。因此國家必須改善收入分配，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反過來也是這個道理，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過程也是不斷改善收入分配的過程。

　　我們需要培養農村脫貧人口邁向中等收入行列 

　　我們2020年年底前已經實現全部農村貧困人口脫貧，脫貧的標準是人均一年4000元人民幣，那怎么就能馬上進入中等收入行列呢？這里說的是說要培育他們。因為這部分人群很龐大，十八大以來，我們有接近1億農村絕對貧困人口脫貧，這部分人是個重要的人群，而且不進則退，如果不能建立起解決相對貧困的機制，還會有重新返貧的情況。

　　什么叫絕對貧困脫貧？就是人能夠“兩不愁三保障”（“兩不愁”是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就是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如果確定一個絕對標準，比如世界銀行的標準是1.9美元一天，中國的標準要比這個高。還有一個相對標準，我們以OECD國家確定的相對貧困標準為例，他們認為社會的中位收入即正好在中間的那個收入水平的50%，就是相對貧困線，如果你的收入還沒有達到中位收入的50%水平，你就處在相對貧困狀態。

　　我們去年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可以分成五個組，每組是20%的家庭：高收入組、中等偏上組、中等收入組、中等偏下組、低收入組。

　　按照這個標準，去年的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數收入是14389元，那它的50%就是7195元，那么大家看，至少低收入組那20%的家庭只有4000多元，還遠遠沒有達到這個水平。那也就是說，我們要以這些人群為對象，不斷解決他們的相對貧困問題，不斷向中等收入跨越。這就能保證我們居民收入的增長，消費的提高。

　　農民工市民化才能進入中等收入 

　　城鎮化是經濟發展的規律，轉移就業是個長期的趨勢，但目前農民工轉移出來后，在城市待的時間比較長，對城市發展也做出了貢獻，但是相當多的人，包括絕大多數農民工都沒有得到城鎮戶口，我們目前的城鎮化率是60.6%，就是說我們已經有60.6%的人口穩定居住在城市，但全部人口中得到城市戶口的人群只有44.3%，兩者之間差16個百分點。

　　沒有城市戶口并不是一個抽象的概念，現實中沒有城市戶口的人，就沒有穩定的就業崗位，沒有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孩子上學就有困難，自己的養老也不能得到很好的期待。因此即便這些人群收入還可以，但也不會放心去消費，因為他們的后顧之憂太多。因此，要通過戶籍制度改革，讓農民工落戶。

　　我把戶籍制度改革稱作“一石三鳥”。

　　從供給側可以增加勞動力供給，同時促進勞動力的繼續流動，可以通過改善資源配置效率提高生產率，有利于提高潛在增長能力。從需求側就更重要了，可以讓農民工得到城市戶口，他們的基本公共服務就保障了，后顧之憂解除，即使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他們的消費一下子就可以提高27%，這是計量經濟學的估算。

　　這個群體也很龐大，有1.17億人轉移出農業但沒離開本鄉鎮，叫本地農民工。有1.74億離開了自己的戶籍所在鄉鎮，其中穩定在城市的是1.35億。總的有差不多2.9億農民工，幾乎相當于所有發達國家的勞動力總數，這些人如果能通過戶籍制度改革逐步成為中等收入群體，是一個巨大的潛在需求。

　　我們的“十四五”和到2035年的規劃，都提出了“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所以會給這部分人，也可能包括我們，帶來新的發展機會。

　　讓老年人過上中等收入群體生活 

　　我們目前65歲以上的人口有1.76億，這也是一個龐大的數字，60歲以上人口大概2.45億，那就更大了。如果能讓這部分人成為中等收入群體，帶來的發展機會就要多得多。相反，如果讓這些老年人貧困，不僅不符合我們以人民發展為中心的思想，也會影響中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勞動參與率、受教育程度是制約老年人就業的因素，因此讓老年人成為中等收入群體的根本，一是提高勞動參與率，要創造好的條件，消除技術鴻溝，提供更好的培訓等；二是要提供更好的社會保障，使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不讓他們有后顧之憂，還要保障好他們的子女，如果整個社會的社會保障不好，老年人不僅要幫著孩子解決問題，還要幫助孩子的下一代解決諸如住房問題，他們的消費意愿就不可能提高。

　　這三個群體會成為我們未來很重要的發展引擎，也是我們每個人的發展機遇。

　　最后要說的是，老齡化是個不可逆轉的發展趨勢，我們必須學會與之共舞。解決老齡化帶來的供給側、需求側沖擊，必須用改革的辦法，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必須關注那些重點的群體及其帶來的機遇。應對人口老齡化，我們既要有長期的預期，也要有應對風險的未雨綢繆的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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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薛永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