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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周小川：中國儲蓄率仍有45%，為全球最高  11月12日，主題為“預測與戰略”的財經年會2020今天在北京召開。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出席并演講。 以下為演講要點： 很多民企感到制造業產能過剩 而服務業不讓投 周小川認為靠市場機制理順國內服務業的發展。他分析稱，國內部分行業的產能已經過剩，處于“去產能”階段，需要發展新產能，投資新產能，“這個產能可能在服務業，服務業有空間，有人去投資。但是不是允許你投資？允不允許私營企業去投資？投資的時候有沒有一些附帶的限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周小川看來，因為產能過剩，很多民營企業家感到制造業已經投不出去了，投資機會也在減小，但服務業的部分領域又“不讓投”，“這樣的話就減少了投資的機會”，周小川稱。 他強調，確實有一些服務業的發展要考慮到產業發展和國家安全之間的關系，這其中需要找到平衡點，“這個平衡能夠使我們權衡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具體產業的發展，從而穩定GDP的增長。在多大程度上考慮安全？很難用一個絕對杠桿來劃，這是需要考慮的”。 中國儲蓄率仍有45%，為全球最高 周小川表示，中國十年前儲蓄率達50%，現在是45%，仍是全球最高。 金融業占GDP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跟一個國家的儲蓄率有關，儲蓄率越多，需要金融服務就越多；沒有儲蓄，或者是儲蓄很低的國家，既然沒什么存款，大概也就做不了多少貸款。所以，中國的金融業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會和儲蓄率相關的。 金融業應該說還是和實體經濟處于共生的關系，金融業占GDP的比重提高到10%，是不是這就意味著泡沫化，意味著自我循環，需要做深入的分析，不能太簡單化地看待。 住房抵押貸款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作用越來越大 金融業所謂收入再分配的作用，最主要的做法是住房抵押貸款。住房抵押貸款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的作用越來越大，可以大致地解釋，高收入的人存錢多、低收入的人借錢多。特別高收入的人買房直接拿現金，低收入的人必然要依靠抵押貸款。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它也是一個收入再分配的角色。[詳情]

　　原標題：周小川：中國儲蓄率仍有45%，為全球最高  11月12日，主題為“預測與戰略”的財經年會2020今天在北京召開。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出席并演講。 以下為演講要點： 很多民企感到制造業產能過剩 而服務業不讓投 周小川認為靠市場機制理順國內服務業的發展。他分析稱，國內部分行業的產能已經過剩，處于“去產能”階段，需要發展新產能，投資新產能，“這個產能可能在服務業，服務業有空間，有人去投資。但是不是允許你投資？允不允許私營企業去投資？投資的時候有沒有一些附帶的限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在周小川看來，因為產能過剩，很多民營企業家感到制造業已經投不出去了，投資機會也在減小，但服務業的部分領域又“不讓投”，“這樣的話就減少了投資的機會”，周小川稱。 他強調，確實有一些服務業的發展要考慮到產業發展和國家安全之間的關系，這其中需要找到平衡點，“這個平衡能夠使我們權衡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具體產業的發展，從而穩定GDP的增長。在多大程度上考慮安全？很難用一個絕對杠桿來劃，這是需要考慮的”。 中國儲蓄率仍有45%，為全球最高 周小川表示，中國十年前儲蓄率達50%，現在是45%，仍是全球最高。 金融業占GDP的比重在很大程度上跟一個國家的儲蓄率有關，儲蓄率越多，需要金融服務就越多；沒有儲蓄，或者是儲蓄很低的國家，既然沒什么存款，大概也就做不了多少貸款。所以，中國的金融業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是會和儲蓄率相關的。 金融業應該說還是和實體經濟處于共生的關系，金融業占GDP的比重提高到10%，是不是這就意味著泡沫化，意味著自我循環，需要做深入的分析，不能太簡單化地看待。 住房抵押貸款在整個國民經濟中作用越來越大 金融業所謂收入再分配的作用，最主要的做法是住房抵押貸款。住房抵押貸款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的作用越來越大，可以大致地解釋，高收入的人存錢多、低收入的人借錢多。特別高收入的人買房直接拿現金，低收入的人必然要依靠抵押貸款。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講，它也是一個收入再分配的角色。[詳情]

　　新浪財經訊 “《財經》年會2019：預測與戰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舉行。中國電子信息行業聯合會專家委員會主任董云庭出席并演講。 董云庭直言，知識產權不清晰、產權保護不到位和文化因素是導致我國在高新技術領域難有突破的幾個因素。 在文化方面，他認為一是缺乏包容失敗的機制，“一個大的項目怎么可能不出錯呢？愛迪生發明電燈經過一千多次實驗。但是我們如果項目出錯了，一下子就沒戲了”。第二是社會心態浮躁。第三是專利變成圈項目的工具。“去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全國專利已經有714萬，我認為可能90%都是垃圾，只能充當花瓶，圈項目的錢”。第四是教育缺乏培養創新與探索精神的機制。 他建議，第一，為企業減輕稅負。第二，保護企業家的產權，有了安全感才會考慮為長期發展去做投資。第三，應將突破關鍵技術瓶頸上升為國家戰略，做好頂層設計。“企業要成為創新的主體，把創新作為第一要務，企業家的精神非常重要。我們創新的動力可能真的不太足”。[詳情]

　　新浪財經訊 “《財經》年會2019：預測與戰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舉行。中國工程院院士倪光南出席并演講。[詳情]

　　新浪財經訊 “《財經》年會2019：預測與戰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舉行。北極光創投創始人、董事總經理鄧鋒出席并演講。 鄧鋒建議政府改善營商環境，是的中小企業可以再競爭中持續發展。他提出，第一，改善“強關系”的營商環境，嚴懲行賄和受賄的人。“今天在中國基本上所有2B的生意都是強關系。你的技術多好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打進這個客戶”。“不把灰色的打掉，不嚴懲受賄和行賄的人，中國2B真的做到科技創新很難做到”。 第二，改變國企欺負中小企業的現狀。鄧鋒以三大運營商舉例稱，“看看中國三大運營商的財務指標，看看它的應付款有多少，它的應付款代表了我們的應收款，很多企業被逼著先去做服務，根本不給你錢”。甚至“有一個運營商，基本上平均要兩年時間才能付企業錢”。“有一個現象很有意思，凡是跟運營商做生意，沒有一個企業長期做得很大。一時由于一個領導的關系做起來，但過兩年又不行了，它在商業上就沒有說遵守商業規則，也沒有雙贏的概念，從來都是“我贏你輸”，從來都是這種思路，把你壓榨到最后”。 第三，改變低價中標的招商模式。鄧鋒認為，低價中標導致企業不重視研發投入，只想著如何節省成本。他以安全設備為例稱，“安全設備全都是看著好像不錯，挺好的，但其實很多問題都是擺設，就是一個表面文章，根本給沒有把真正的科技開發做好，反正不出事的時候看不出來，好幾年以后才出了事”。 第四，部分行業規則定得過高，導致執行效果很差。鄧鋒以臨床實驗舉例稱，“新的技術臨床要求特別高，沒有人能達到。怎么辦呢？實際執行當中就變得很低，違反就違反了，那你當初定那么高規則干嗎？好像聽著跟世界接軌了，但誰都做不到，最后變成誰都不按照那個標準來，又都變得很差”。 以下為實錄摘編： 鄧鋒：我是一個在中美兩地都做過科技創業，也做過科技風險投資的人，每個地方都做了超過十幾年，每個事也都做了超過十幾年，所以可能看的面更有國際視野。我站在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微觀的業界實踐者、從業者的角度，來跟大家分享關于“自主技術的瓶頸與突破的問題”的想法。 過去的十幾年來，中國的自主創新有了非常大的進步。我剛回國的時候想做科技投資，2005年找到好的企業都很難，真的非常難，大家投資都投到一些商業模式創新的地方。今天再來看中國的風險投資變化，誰都說自己是做科技投資的，因為確實科技投資的機會也多，包括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芯片、生命科學、生物技術等等，都出現了很多很多機會，已經不能跟當年同日而語，甚至有些地方已經到了國際領先水平，跟美國、歐洲、日本都可以媲美，這是毋庸置疑的。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確實都是一些點，沒有連成線，沒有一個面。所以，實際上在很多地方都是跟世界水平相差很遠，而且相差的水平不是以五年、十年來計，都是二十年、三十年的差距。 制造業可能是大家比較自豪的領域，中國制造業很強大，但是，制造業里稍微碰到精密制造的東西我們就不行了。半導體的設備，芯片我們比美國差，其實制造芯片的設備差距就非常非常遠。簡單的精密儀器上的四列導軌中國就找不到一個做得很好的。大家可能以為中國已經很先進的地方，其實有很多很多地方還差得很遠。 所以，這些方面我們沒有什么可以自大的。不光跟美國比，就是跟日本、歐洲比，我們在很多地方也相差很遠，這需要做投資的、做創業的多少年的努力。這其實也提供了一個機會，到處都有創新的機會。 今天中國的人才也已經非常多了，回來的海歸也好，本土的也好，都非常強大了。資金上的支持跟當時不可同日而語，已經很多了，怎么用好其實有很多機會。 說到自主技術創新的瓶頸和突破，還不是基礎的科學。最大的可能還是人才的問題，我們培養人才的方式有問題。中國人才的培養是應試教育，不是為了創新型人才培養，有一條我想強調，今天中國跟硅谷相比，很大的一條是全球人才，有沒有可能吸引到全球的人才？為什么硅谷那么強大？人家都說硅谷叫“IC”，IC不是集成電路，叫Indian And Chinese”，Google是全球人才聚集的地方，這是創新最基本的要素。 我們看看大陸，今天講“千人計劃”，回來一些海歸，但是能不能吸引全球的人才，跟世界上幾大城市比較，北京是外國人才居住比例最低的，我們其實不是一個移民國家，更不要說今天在北京居住的外國人，有多少是搞科技創新的？大量的可能是商人，跟他的國家做生意的，這樣的人很多，真正做科技創新的很少。 我們是不是需要只把硅谷的人才引進？不需要，現在我們投的公司，有些在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的數學非常好，它做計算機軟件非常厲害，AI也非常厲害，工資還很便宜，俄羅斯就不用說了，莫斯科大學數學系的老師就一千多個，非常厲害。這些國家的工資又低，人才又多，能不能把他們吸引到中國大陸來參與我們的創新？怎么吸引這些人才？就需要一些基本的環境，有時甚至不是說給他多少錢。 比如說國際學校，我們跟北京市政府談，北京最大的優勢就是能夠吸引人才，因為醫療資源、教育資源，北京跟很多地方比很好。即便如此還是不夠，真正把教育做好，把醫療資源做好，就能吸引全球最好的人才，再加上稅收和更好的環境，包括空氣，如果能夠逐漸改善，就可以把全球的人才吸引過來。平常我們老講產學研，科技成果轉化，其實科技成果轉化這個詞不應該這么用，這是錯的，大家現在可以看到，學術界和工業界之間有一道很厚的看不見的圍墻，各干各的，兩邊的交流很少。 硅谷就不是這樣，硅谷有斯坦福大學、加州伯克利大學分校，老師們經常看到業界的大公司，包括英特爾都是斯坦福老師參與創立的。包括很多業界的人去學校講課，講的都是業界實際發生的內容。確實現在創新的重點是在工業界、企業，而不是大學。 我是清華大學畢業的，我可以說一下清華，有些系就跟個體戶一樣，每個老師自己搞一個小課題組，搞不了大項目，根本不可能搞大項目，而且他沒有那些資源。現在做一個計算機的人工智能，需要的是數據，數據從哪里來？需要上百臺、上件臺的服務器同時工作才能做出一些研究，學校哪有這個？所以，從研究開始，選題開始，也不知道選什么樣的題目，因為碰不上這樣的題目，從選題開始就要跟業界結合。 不要說我先做出一個科技成果去轉化，現在不是一個算法就解決問題的時候，說我做了一個很牛的算法，不是這樣的，你需要大量的數據，在數據上去做一些新的創新。包括重視企業的創新，包括企業和大學的結合，我覺得這是硅谷成功的因素，也是今天我們碰到的一個問題。很關鍵的產學研結合的問題，這道墻打不破是不行的，我也在清華推動這件事，這是非常需要的。 整個營商環境，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營商環境特別重要。今天的問題是怎么深化市場化和法制化的改革。市場化當中，企業是創新的主體，我想說中小企業是創新的主體。您可能會說美國都是大公司，Google、微軟都是大公司，你要知道他們開始做創新時都是小公司。過去三四十年，你看今天進入世界500強的大企業，所有的科技企業基本上都是由風險投資催化的，所有這些公司都是市場化的。給中小企業提供一個好的營商環境，是非常重要的，自主創新對科技企業是很重要的。 我們碰到很多實際的問題，你去裝修一下就知道，你要過多少個關卡，有很多障礙，中小企業根本不可能做到，除非你有很強的關系。我自己碰到一個問題，我想把公司從海淀移到朝陽，不允許。為什么？因為稅的問題。這種營商環境不改善，根本沒法做好科技創新。 硅谷有B2B的科技創新和B2C的科技創新，很多2B的企業做得很好。中國呢？百度、阿里巴巴、騰訊、BAT，還有京東、頭條、滴滴、美條，都是2C的，做得很好，市場化。2B的有嗎？華為可能算是一個，其它很難找得出來，華為還是出口國際上做的多。2B的科技創新有一部分，但是前面是靠商業模式創新。 為什么中國就出現這個問題？因為是強關系競爭生意，不是靠科技、靠技術。今天在中國基本上所有2B的生意都是強關系。你的技術多好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打進這個客戶，打進客戶靠什么？什么叫強關系，說得好聽一點是做好客戶關系，說不好聽點，有多少灰色東西在里邊。我們說領導腐敗，下面每一個層次的人有多少腐敗？渠道有多長？鏈條有多長？中間有多少個人要打點？能做得好嗎？企業的利潤全被這個吃掉了，根本做不好。 不把這些灰色的打掉，不嚴懲受賄和行賄的人，中國2B真的做到科技創新很難做到，這就是營商環境的事，不是說花多少錢做一個什么科技創新的新的行業，你把整個商業環境給改善才是最重要的。 中小企業創新，中小企業多受大企業欺負，受國企欺負太多了。不說別的，看看中國三大運營商的財務指標，看看它的應付款有多少，它的應付款代表了我們的應收款，很多企業被逼著先去做服務，根本不給你錢。中國有一個運營商，基本上平均要兩年時間才能付企業錢。今天你干這個事，兩年以后才能付你錢，多少企業被拖垮。有一個現象很有意思，凡是跟運營商做生意，沒有一個企業長期做得很大。一時由于一個領導的關系做起來，但過兩年又不行了，它在商業上就沒有說遵守商業規則，也沒有雙贏的概念，從來都是“我贏你輸”，從來都是這種思路，把你壓榨到最后。 你起到的是不遵守商業規范的壞典范的作用。今天不遵守商業規則，大量的這種大國企，也有政府不遵守商業規則。“為什么投資不過山海關？”一個是人才缺乏，一個是我們不敢到那邊，一個沒有商業信用的社會誰敢投？不是說所有，東北也有好的，就是說背后帶有大家的一些考慮，都在這上面考慮。 低價中標，導致什么？本來應該是幾千萬的成本，結果幾百萬就中標了，甚至一分錢不要都中標了，這完全阻礙科技創新。因為我自己本身的創業和我投資的很大一塊是信息安全，低價中標你自己就受害者。因為大家不去搞創新，不去搞研發，信息安全是一個科技含量極高的，但是我再好進不去。結果你今天用的安全設備全都是看著好像不錯，挺好的，但其實很多問題都是擺設，就是一個表面文章，根本給沒有把真正的科技開發做好，反正不出事的時候看不出來，好幾年以后才出了事。結果用這種方法，真正的科技創新沒法干。低價中標聽著好像是好的規則，但其實都是害了整個科技創新。 有些地方規則定得特高，甚至定的比美國還高得多，比如說臨床的實驗，可能新的技術臨床的要求特別高，沒有人能達到。怎么辦呢？實際執行當中就變得很低，違反就違反了，那你當初定那么高規則干嗎？好像聽著跟世界接軌了，但誰都做不到，最后變成誰都不按照那個標準來，又都變得很差。 這些東西我都覺得是營商環境需要改善的，其實也可以改善的。我選的這些聽著好像是很大的問題，其實都可以改善，看怎么進步。其實可以制定規則，大企業不付款，一個規則下去，不付款就可以起訴你，罰你，國家可以規定“國企不能拖欠中小企業的錢”，像這些東西其實可以做到。我說的某些東西可以做到，所以我提出來。 投資上，國家原來說直接投給它認為好的企業，現在說不行，要跟市場結合，通過引導基金，投到市場化的基金，讓市場化的基金投到科技創新企業。但是大家知道科技創新時間拉得很長，市場化的基金怎么辦呢？政府給我20%，我自己再從市場上融80%，那80%的LP要求是短期的回報，結果導致整個基金的走向都是投向短期回報，沒有人投早期，人民幣基金一般是5年、7年，不會投10年。所以，現在早期的科技創新沒有人投，或者說有一部分還可以是美元基金在投。政府的這種做法一定要改，投特別早期，就是投10年期或者更早，而且要給市場化，讓市場化參與，同時利益讓給他們，人家才愿意來。否則都做早期，聽著好像挺市場化，但實際操作的效果達不到。 像這些東西都是可以改善的，也是有方法，也是應該改的。 知識產權也是另外一個問題，聽著我們這么重視知識產權，多少個專利，幾個專利是有用的？其實知識產權的問題不僅僅是專利的問題，在知識產權方面其實最大的問題不是有沒有規則，是怎么執行的問題。遇到地方保護主義，你去起訴它不行。現在可以跨境抓人，好多東西一做，真正執行當中就發現不可能落到地。大家都知道知識產權保護有用，都知道中國未來發展需要做，執行層面、操作層面的東西沒有設計好做不到，再好的規則放在那兒也是擺設。 這些問題提出來不是抱怨，都是可以一步步進步的。只要多提取我們這些在第一線實踐者的聲音，一步步改善，其實是可以做到的。在制定規則的時候如果能夠很好地跟第一線的人了解一些情況，設計一些可行的方法都是可以做到的。 總的來說我還是很樂觀的，雖然有這些問題，但實際上你可以看到中國還是在前進的。十幾年前我剛回國，2005年時問題比現在多多了，今天看有這么大的進步。再往后看，十年以后進步可能會更大。所以，從大的角度來說，我為什么還持續地做高科技早期的風險投資？就是看到了機會大于問題，也是可以突破的。 謝謝大家！[詳情]

　　新浪財經訊 “《財經》年會2019：預測與戰略”于2018年11月13日-14日在北京舉行。北極光創投創始人、董事總經理鄧鋒出席并演講。 鄧鋒建議政府改善營商環境，是的中小企業可以再競爭中持續發展。他提出，第一，改善“強關系”的營商環境，嚴懲行賄和受賄的人。“今天在中國基本上所有2B的生意都是強關系。你的技術多好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打進這個客戶”。“不把灰色的打掉，不嚴懲受賄和行賄的人，中國2B真的做到科技創新很難做到”。 第二，改變國企欺負中小企業的現狀。鄧鋒以三大運營商舉例稱，“看看中國三大運營商的財務指標，看看它的應付款有多少，它的應付款代表了我們的應收款，很多企業被逼著先去做服務，根本不給你錢”。甚至“有一個運營商，基本上平均要兩年時間才能付企業錢”。“有一個現象很有意思，凡是跟運營商做生意，沒有一個企業長期做得很大。一時由于一個領導的關系做起來，但過兩年又不行了，它在商業上就沒有說遵守商業規則，也沒有雙贏的概念，從來都是“我贏你輸”，從來都是這種思路，把你壓榨到最后”。 第三，改變低價中標的招商模式。鄧鋒認為，低價中標導致企業不重視研發投入，只想著如何節省成本。他以安全設備為例稱，“安全設備全都是看著好像不錯，挺好的，但其實很多問題都是擺設，就是一個表面文章，根本給沒有把真正的科技開發做好，反正不出事的時候看不出來，好幾年以后才出了事”。 第四，部分行業規則定得過高，導致執行效果很差。鄧鋒以臨床實驗舉例稱，“新的技術臨床要求特別高，沒有人能達到。怎么辦呢？實際執行當中就變得很低，違反就違反了，那你當初定那么高規則干嗎？好像聽著跟世界接軌了，但誰都做不到，最后變成誰都不按照那個標準來，又都變得很差”。 以下為實錄摘編： 鄧鋒：我是一個在中美兩地都做過科技創業，也做過科技風險投資的人，每個地方都做了超過十幾年，每個事也都做了超過十幾年，所以可能看的面更有國際視野。我站在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微觀的業界實踐者、從業者的角度，來跟大家分享關于“自主技術的瓶頸與突破的問題”的想法。 過去的十幾年來，中國的自主創新有了非常大的進步。我剛回國的時候想做科技投資，2005年找到好的企業都很難，真的非常難，大家投資都投到一些商業模式創新的地方。今天再來看中國的風險投資變化，誰都說自己是做科技投資的，因為確實科技投資的機會也多，包括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芯片、生命科學、生物技術等等，都出現了很多很多機會，已經不能跟當年同日而語，甚至有些地方已經到了國際領先水平，跟美國、歐洲、日本都可以媲美，這是毋庸置疑的。 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確實都是一些點，沒有連成線，沒有一個面。所以，實際上在很多地方都是跟世界水平相差很遠，而且相差的水平不是以五年、十年來計，都是二十年、三十年的差距。 制造業可能是大家比較自豪的領域，中國制造業很強大，但是，制造業里稍微碰到精密制造的東西我們就不行了。半導體的設備，芯片我們比美國差，其實制造芯片的設備差距就非常非常遠。簡單的精密儀器上的四列導軌中國就找不到一個做得很好的。大家可能以為中國已經很先進的地方，其實有很多很多地方還差得很遠。 所以，這些方面我們沒有什么可以自大的。不光跟美國比，就是跟日本、歐洲比，我們在很多地方也相差很遠，這需要做投資的、做創業的多少年的努力。這其實也提供了一個機會，到處都有創新的機會。 今天中國的人才也已經非常多了，回來的海歸也好，本土的也好，都非常強大了。資金上的支持跟當時不可同日而語，已經很多了，怎么用好其實有很多機會。 說到自主技術創新的瓶頸和突破，還不是基礎的科學。最大的可能還是人才的問題，我們培養人才的方式有問題。中國人才的培養是應試教育，不是為了創新型人才培養，有一條我想強調，今天中國跟硅谷相比，很大的一條是全球人才，有沒有可能吸引到全球的人才？為什么硅谷那么強大？人家都說硅谷叫“IC”，IC不是集成電路，叫Indian And Chinese”，Google是全球人才聚集的地方，這是創新最基本的要素。 我們看看大陸，今天講“千人計劃”，回來一些海歸，但是能不能吸引全球的人才，跟世界上幾大城市比較，北京是外國人才居住比例最低的，我們其實不是一個移民國家，更不要說今天在北京居住的外國人，有多少是搞科技創新的？大量的可能是商人，跟他的國家做生意的，這樣的人很多，真正做科技創新的很少。 我們是不是需要只把硅谷的人才引進？不需要，現在我們投的公司，有些在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的數學非常好，它做計算機軟件非常厲害，AI也非常厲害，工資還很便宜，俄羅斯就不用說了，莫斯科大學數學系的老師就一千多個，非常厲害。這些國家的工資又低，人才又多，能不能把他們吸引到中國大陸來參與我們的創新？怎么吸引這些人才？就需要一些基本的環境，有時甚至不是說給他多少錢。 比如說國際學校，我們跟北京市政府談，北京最大的優勢就是能夠吸引人才，因為醫療資源、教育資源，北京跟很多地方比很好。即便如此還是不夠，真正把教育做好，把醫療資源做好，就能吸引全球最好的人才，再加上稅收和更好的環境，包括空氣，如果能夠逐漸改善，就可以把全球的人才吸引過來。平常我們老講產學研，科技成果轉化，其實科技成果轉化這個詞不應該這么用，這是錯的，大家現在可以看到，學術界和工業界之間有一道很厚的看不見的圍墻，各干各的，兩邊的交流很少。 硅谷就不是這樣，硅谷有斯坦福大學、加州伯克利大學分校，老師們經常看到業界的大公司，包括英特爾都是斯坦福老師參與創立的。包括很多業界的人去學校講課，講的都是業界實際發生的內容。確實現在創新的重點是在工業界、企業，而不是大學。 我是清華大學畢業的，我可以說一下清華，有些系就跟個體戶一樣，每個老師自己搞一個小課題組，搞不了大項目，根本不可能搞大項目，而且他沒有那些資源。現在做一個計算機的人工智能，需要的是數據，數據從哪里來？需要上百臺、上件臺的服務器同時工作才能做出一些研究，學校哪有這個？所以，從研究開始，選題開始，也不知道選什么樣的題目，因為碰不上這樣的題目，從選題開始就要跟業界結合。 不要說我先做出一個科技成果去轉化，現在不是一個算法就解決問題的時候，說我做了一個很牛的算法，不是這樣的，你需要大量的數據，在數據上去做一些新的創新。包括重視企業的創新，包括企業和大學的結合，我覺得這是硅谷成功的因素，也是今天我們碰到的一個問題。很關鍵的產學研結合的問題，這道墻打不破是不行的，我也在清華推動這件事，這是非常需要的。 整個營商環境，特別是中小企業的營商環境特別重要。今天的問題是怎么深化市場化和法制化的改革。市場化當中，企業是創新的主體，我想說中小企業是創新的主體。您可能會說美國都是大公司，Google、微軟都是大公司，你要知道他們開始做創新時都是小公司。過去三四十年，你看今天進入世界500強的大企業，所有的科技企業基本上都是由風險投資催化的，所有這些公司都是市場化的。給中小企業提供一個好的營商環境，是非常重要的，自主創新對科技企業是很重要的。 我們碰到很多實際的問題，你去裝修一下就知道，你要過多少個關卡，有很多障礙，中小企業根本不可能做到，除非你有很強的關系。我自己碰到一個問題，我想把公司從海淀移到朝陽，不允許。為什么？因為稅的問題。這種營商環境不改善，根本沒法做好科技創新。 硅谷有B2B的科技創新和B2C的科技創新，很多2B的企業做得很好。中國呢？百度、阿里巴巴、騰訊、BAT，還有京東、頭條、滴滴、美條，都是2C的，做得很好，市場化。2B的有嗎？華為可能算是一個，其它很難找得出來，華為還是出口國際上做的多。2B的科技創新有一部分，但是前面是靠商業模式創新。 為什么中國就出現這個問題？因為是強關系競爭生意，不是靠科技、靠技術。今天在中國基本上所有2B的生意都是強關系。你的技術多好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打進這個客戶，打進客戶靠什么？什么叫強關系，說得好聽一點是做好客戶關系，說不好聽點，有多少灰色東西在里邊。我們說領導腐敗，下面每一個層次的人有多少腐敗？渠道有多長？鏈條有多長？中間有多少個人要打點？能做得好嗎？企業的利潤全被這個吃掉了，根本做不好。 不把這些灰色的打掉，不嚴懲受賄和行賄的人，中國2B真的做到科技創新很難做到，這就是營商環境的事，不是說花多少錢做一個什么科技創新的新的行業，你把整個商業環境給改善才是最重要的。 中小企業創新，中小企業多受大企業欺負，受國企欺負太多了。不說別的，看看中國三大運營商的財務指標，看看它的應付款有多少，它的應付款代表了我們的應收款，很多企業被逼著先去做服務，根本不給你錢。中國有一個運營商，基本上平均要兩年時間才能付企業錢。今天你干這個事，兩年以后才能付你錢，多少企業被拖垮。有一個現象很有意思，凡是跟運營商做生意，沒有一個企業長期做得很大。一時由于一個領導的關系做起來，但過兩年又不行了，它在商業上就沒有說遵守商業規則，也沒有雙贏的概念，從來都是“我贏你輸”，從來都是這種思路，把你壓榨到最后。 你起到的是不遵守商業規范的壞典范的作用。今天不遵守商業規則，大量的這種大國企，也有政府不遵守商業規則。“為什么投資不過山海關？”一個是人才缺乏，一個是我們不敢到那邊，一個沒有商業信用的社會誰敢投？不是說所有，東北也有好的，就是說背后帶有大家的一些考慮，都在這上面考慮。 低價中標，導致什么？本來應該是幾千萬的成本，結果幾百萬就中標了，甚至一分錢不要都中標了，這完全阻礙科技創新。因為我自己本身的創業和我投資的很大一塊是信息安全，低價中標你自己就受害者。因為大家不去搞創新，不去搞研發，信息安全是一個科技含量極高的，但是我再好進不去。結果你今天用的安全設備全都是看著好像不錯，挺好的，但其實很多問題都是擺設，就是一個表面文章，根本給沒有把真正的科技開發做好，反正不出事的時候看不出來，好幾年以后才出了事。結果用這種方法，真正的科技創新沒法干。低價中標聽著好像是好的規則，但其實都是害了整個科技創新。 有些地方規則定得特高，甚至定的比美國還高得多，比如說臨床的實驗，可能新的技術臨床的要求特別高，沒有人能達到。怎么辦呢？實際執行當中就變得很低，違反就違反了，那你當初定那么高規則干嗎？好像聽著跟世界接軌了，但誰都做不到，最后變成誰都不按照那個標準來，又都變得很差。 這些東西我都覺得是營商環境需要改善的，其實也可以改善的。我選的這些聽著好像是很大的問題，其實都可以改善，看怎么進步。其實可以制定規則，大企業不付款，一個規則下去，不付款就可以起訴你，罰你，國家可以規定“國企不能拖欠中小企業的錢”，像這些東西其實可以做到。我說的某些東西可以做到，所以我提出來。 投資上，國家原來說直接投給它認為好的企業，現在說不行，要跟市場結合，通過引導基金，投到市場化的基金，讓市場化的基金投到科技創新企業。但是大家知道科技創新時間拉得很長，市場化的基金怎么辦呢？政府給我20%，我自己再從市場上融80%，那80%的LP要求是短期的回報，結果導致整個基金的走向都是投向短期回報，沒有人投早期，人民幣基金一般是5年、7年，不會投10年。所以，現在早期的科技創新沒有人投，或者說有一部分還可以是美元基金在投。政府的這種做法一定要改，投特別早期，就是投10年期或者更早，而且要給市場化，讓市場化參與，同時利益讓給他們，人家才愿意來。否則都做早期，聽著好像挺市場化，但實際操作的效果達不到。 像這些東西都是可以改善的，也是有方法，也是應該改的。 知識產權也是另外一個問題，聽著我們這么重視知識產權，多少個專利，幾個專利是有用的？其實知識產權的問題不僅僅是專利的問題，在知識產權方面其實最大的問題不是有沒有規則，是怎么執行的問題。遇到地方保護主義，你去起訴它不行。現在可以跨境抓人，好多東西一做，真正執行當中就發現不可能落到地。大家都知道知識產權保護有用，都知道中國未來發展需要做，執行層面、操作層面的東西沒有設計好做不到，再好的規則放在那兒也是擺設。 這些問題提出來不是抱怨，都是可以一步步進步的。只要多提取我們這些在第一線實踐者的聲音，一步步改善，其實是可以做到的。在制定規則的時候如果能夠很好地跟第一線的人了解一些情況，設計一些可行的方法都是可以做到的。 總的來說我還是很樂觀的，雖然有這些問題，但實際上你可以看到中國還是在前進的。十幾年前我剛回國，2005年時問題比現在多多了，今天看有這么大的進步。再往后看，十年以后進步可能會更大。所以，從大的角度來說，我為什么還持續地做高科技早期的風險投資？就是看到了機會大于問題，也是可以突破的。 謝謝大家！[詳情]